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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30多年后，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写道：
本会战自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第九绥区自海州转移始，迄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十日陈官庄杜部溃灭止，前后历时凡两个月又四天，会战全程，以碾庄、双堆集、陈官庄为其焦点，歼匪军达40万，但悉皆被迫参军良民，而国军牺牲30余万，俱属国军精英，尤以装备之损失，致国军元气大伤，其对后期作战之影响，至深至巨。[1]
暂且按下编纂者的立场不表——这个无法苛求，这段话也存在着诸多“技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歼匪军达40万”和“国军牺牲30余万”。
按军语定义，“歼灭”是指“毙伤俘”，而这次南线大决战，人民解放军始终控制战场，被俘不会有多少人——哪怕加上“失踪”，那么这个“歼匪军达40万”，主要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伤亡。而“国军牺牲30余万”，那也就是指“伤亡”了。
这两个数字，都严重的不靠谱：如果60余万参战兵力规模的人民解放军伤亡是这个数字——伤亡失踪者达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以后期参战部队及“即俘即补”兵员100万人计，伤亡失踪者则占三分之一），那么怎么解释这场决战的结局？如果国民党军“牺牲30余万”，那么剩下的人哪儿去了？没去把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的“残兵败将”，给吞了？
据人民解放军方面统计：
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伤亡、被俘或失踪的总计是136 524人——已经是三大决战中的“之最”了，而国民党军方面，伤亡总数为171 151人；被俘是320 355人，起义和投诚的总数为63 593人。这也就是说，国民党军伤亡以外的人数，才是“30余万”——占了国民党军人员损失数的大头。
人民解放军方面的数字不能说绝对准确，但也大致靠谱，不会有太大出入。
基于“杀人三千，自损八百”的常识性逻辑，国民党军从最高统帅到战区诸将，的确对人民解放军“战场再生能力”一再估计不足，因而产生过诸多误判。人民解放军在这场决战的碾庄、徐东、徐南、蚌西北、双堆集、陈官庄等诸次大的战斗中，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线作战部队伤亡很大。按“失去战斗能力者超过三分之一即等同于失去攻击能力”估计，很多部队在理论上就等同于失去作战能力。
然而，这场南线大决战中所发生的事实是：人民解放军几乎所有参战部队，都打满了全场。一些一线参战部队，打完了这个再打那个，搞定了这边又跑到那边。整补时间非常短暂，几乎见缝插针，即打即补。比如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先是在豫西“牵牛”，尔后伴随着黄维兵团东进，一路软磨硬泡，下绊刨坑儿，继而又参加包围和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第九、第三、第四、第一纵队，打完郑州奔汴徐线，再奔徐蚌线，摁住三个方向的敌人，然后再包围和歼灭黄维兵团，一个多月就没歇过脚。配属华东野战军行动的第十一纵队，在参加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后，又加入华东野战军南下阻击蚌埠出援之敌的作战，尔后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紧接着就是打黄维。战斗一结束，又掉过头来面对蚌埠出援之敌。
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和配合行动的冀鲁豫军区部队，南下陇海路捕击黄百韬兵团，徐东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都是苦战血战！黄百韬刚一搞定，立即转向西进南下，抵近徐州，南下接替中原野战军阻援任务，摁住蚌埠出援之敌，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线”的计划！尔后又转兵西向，追击和包围徐州撤逃的杜聿明集团，那就是一个满场飞啊！
华东野战军第三、第七、第十三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还加入了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其中第三纵队又接着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如果把徐蚌战场视作以陇海、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点上的徐州为中心的坐标系的话，那么这支部队也是打遍了这个坐标系上“四个象限”的角色——还是一“满场飞”！
他们的战场整补期少则几天，多的个把星期，又拉上去打得惊天动地。
还有豫皖苏军区地方部队，打从济南战役开始，就承担了对陇海路、津浦路的破路任务，配合华东野战军的济南攻城战。淮海战役打响后，除了继续执行破击任务外，还参加了阻滞黄维兵团东进，以及阻击蚌埠之敌西援的作战行动。战役进入第二、三阶段后，又先后担任过堵截杜聿明集团西撤及蚌西北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西援黄维兵团的作战……
豫皖苏军区部队基本上是全员参战——连县大队一级的武装都上了场。
打过战争类电子游戏的青少年们应该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参加游戏者在不断地打斗闯关中也经常被敌人击中、负伤，战力随之下降，但只要抢到了一件宝贝，就可以马上恢复所有战力，各种武器还威力大增——电玩行家们将此称作“满血复活”。
当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部队都拥有这种“满血复活”的能力！
这个时期，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指挥文电中，多次出现“匪在各方奔跑而来，其疲弊必甚，尤其重武器与后方之接济皆不如我军之有利”[2]，“匪疲弱与困难更甚于我军”[3]，“匪部薄弱疲惫，甚易击破，以其包围线过长，决难处处作浓厚之纵深配备也”[4]等等语句，然而在人民解放军表现出来的“连续作战”和顽强攻击浪潮面前，还是不得不发出“实令人不能想象其魔力之大而能持久至如此也”[5]的哀叹！
其实，早在战争第二年，“连续作战”就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写入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6]，这对于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应该不是秘密。然而知道了却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对手的这种能力作出误判，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那就只能从他们主观上的不在意、或不相信来解释了——或许是太迷信自己了。
那么人民解放军这种超常态的“连续作战”，是如何练就的呢？又何有奥秘呢？
人民解放军究竟是打哪儿，得到了“满血复活”这种宝贝的呢？
在此，我们暂且把两支军队的性质等等问题按下不表，仅从“技术流”层面来作研讨。
从兵源资源来说，双方的兵员动员主要在农村进行。根据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曾经规定了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的上限值：“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7]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就会严重影响生产和地方经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7年6月5日，在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一点五；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十六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8]
国民党政府当时占有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地区，兵员资源是远优于共产党建立的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是通过保甲制度来征集兵员的——民间俗称“抓壮丁”。两年的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征集了近三百万兵员。而人民解放军是经过在照顾或满足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上——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及代耕、优抚等措施，通过政治动员来征集兵员的。
然而，迄至1948年10月，以解放区拥有的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人（包括动员能力很有限的新解放区）计，人民解放军能够动员的兵员额度已趋近上限值（1.66%），而拥有中国大部分人口区域的国民党统治区，却仍然保持着不小的兵员动员空间。在“九月会议”上，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种情况：“第一，敌人第二年的兵员要比第一年充实。我们估计，今后一年敌人补充兵员的数目不止一百万人，兵员补充得很快。第二，在外线作战，军委应考虑到外线作战是否能完全自给”[9]，“我们的弹药可以补给，但兵员的补充就困难了”，“中原本身扩兵没有把握”。[10]
这的确是一个结！
注释
[1]《国民革命战史·戡乱战史·华东地区作战》第260页，[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编印。
[2]《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1948～1951）》第195页，[台]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中华民国104年12月初版。
[3]《蒋中正函黄维不可气馁并决定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中共阅后烧毁》，[台]国史馆馆存档案，数字典藏号：002-010400-00011-048。
[4]《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1948～1951）》第195页，[台]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中华民国104年12月初版。
[5]《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9册（1948～1951）》第201～第202页，[台]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中华民国104年12月初版。
[6]《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㈣》第3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年6月第1版。
[8]《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决议（1947年6月5日）》，《后勤工作·文献⑶》（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51～第2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9]《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8年9月5日、8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第759～第760页，第762～第7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0]袁德金：《邓小平参加“九月会议”始末》，《党史博览》2002年12期第23～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