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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用罐装车卸载完煤制油后直接装载食用油的报道写得很清楚，拉完煤制油不经过清洗就去拉食用油的司机是在中储粮下属公司把油拉走的，采访的记者也是在中储粮下属公司直接看到的，可是中储粮的回应则是既没否认也没承认，而是避开问题大谈什么“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举一反三，进行大排查”等官话套话，仿佛此事与他们无关，但又没直接说与他们无关，无论此事最终结果如何也都与他们这个反应无关。这就是当今国有企业的嘴脸，所作所为不仅与私营企业已没有什么两样，并且那副难看的吃相和那副无耻的嘴脸，也都与私营企业没有任何两样。

　　谈到这里或许人们会感到不解，感到不解的是私营企业制造有毒食品是为了赚取黑心利润，国企为什么也这样干？答案很简单，因为当今中国的国企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在追求利润方面与私企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国企私有化的表现形式与私企有所不同。私企的私有化是表现为私人直接占有企业资本和企业利润，而国企私有化则表现为国企老总和管理层并不直接占有国企资本，而只是占有国企资本带来的部分利润。这完全是一种变相的私有化，这种变相私有化的标志，就是国企老总的天价年薪制。天价年薪制反映了国企老总与私企老总一样，已经把企业变成了谋取企业老总和管理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在数量上还要高于私企。因为国企和私企的天价年薪都是随着市场利润波动的，国企的垄断利润要高于私企，自然按比例获取的天价年薪也就高于私企。可见，当今中国国企老总和管理层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和社会财富的掠夺上，与私企已经没有了什么本质区别，所有的区别这只不过是名称、概念等形式的区别而已。对此，除了那些左派中衍生的丧尽天良的伍毛党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人否认这个基本事实。

　　正是因为国企和私企一样都是占有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一种工具，是剥削和瓜分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区别只在于国企是官僚集团瓜分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企业管理层个人承担的风险要小一些；私企是资本集团瓜分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企业管理层个人承担的风险要大一些。虽然瓜分社会财富的主体不同，但是瓜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性质完全相同。笔者曾经遇到的国企老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几乎全都自称是乐观的爱国主义者。所谓乐观的爱国主义者，就是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天价年薪来自于国家，自然会热爱这个国家；其次就是对现状十分乐观，因为他们企业获取的是远远超过私企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垄断利润，天价年薪自然也无风险地高于私企老总，钱多得花不完，完全就是一个数字，买卖商品从来不关心价格。这种乐观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在爱国方面特别痛恨那些想废除国有企业的极右势力，而在乐观方面又十分敌视那些忧国忧民的左翼爱国力量，认为忧国忧民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一种病态。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层。有人讲西方国家也有国企老总和国企管理层，不能说是前所未有。但是西方国企老总和中国国企老总完全不同，美欧等西方的国企老总并非是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而是从市场上招聘的企业家，从国会到政府再到一般员工包括广大民众，都像防贼一样盯着国企老总，国企老总就如同林黛玉进大观园那样，唯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被人抓住把柄往死里整。他们莫说是没有中国国企老总那种随便置员工于死地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稍不注意就会因侵犯到员工权益而被告上法庭，在企业资产处理方面更是没有一分钱的权力，想通过资产处理额外发财那是痴心妄想。正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国企老总风险太大，不知道将来能否善终，所以才设置了“金降落伞”制度，就是一旦企业像飞机那样出事，国企老总率先留一部分钱跳伞逃生，由于国企老总的这笔离职费数额特别高，所以才称为金降落伞。而中国的国企老总则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只有天价年薪而没有天大风险，只要他们自己不贪污不受贿，不破坏官僚内部的分配规则，无论怎样花天酒地、糜烂无度，欺压员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到死都会安然无恙。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权阶层？

　　正是国企老总这种无风险的天价年薪，形成了中国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些国企老总和其他部门官员一样，都是由组织部门统一管理的不同岗位，可是彼此之间工资却相差数百倍乃至上千倍，这种官场内部的贫富差别和分配不公，是那些公务员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但是他们个人又无法改变，只能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利用手中的权力四处捞钱，以弥补他们与国企管理层之间收入的悬殊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今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还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国企资源是全国人民的资源，如今却变成了国企老总和管理层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必然会激起国企内部员工和全社会人民群众的不满，成为加剧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应该是当前铲除腐败根源和消除稳定隐患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国企问题应该解决了，即使不能回归全民所有，也应该真正实行国家所有。

　　202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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