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跃东、郑永年、李锋亮、王亮
【导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学历和工作都需要被价值重估的时代。近年来，从扎堆赴发达地区的中学工作，到扎堆在发达地区的基层街道办工作，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就业去向屡屡引来舆论“惊诧”。其中颇有争议的话题是：这些岗位真的那么需要高学历人员去填充吗?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这一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过度教育”的社会现象。新京报记者徐悦东认为，过度教育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西方国家都曾出现过度教育问题，韩国也出现了博士争当环卫工人的事例，而中国当前则同时存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两种问题，因而调整教育资源分配依然是关键点。郑永年教授指出，过度教育导致人们的期待不能满足，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教育不足则影响个人发展和社会流动，二者都潜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李锋亮、王亮指出，在中国，过度教育已经变成就业的缓兵之计，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基础建设、经济低迷期、个人工作经验缺失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一种分析意见认为，求职者为了比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工作，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但是社会却并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工作，以至于高学历群体不断增加，最终从事与自身学历不匹配的工作中来。这也是为什么过度教育并非短暂现象，相反却是必然现象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趋势，教育体量巨大的中国，该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应对呢?
本文摘编自新京报“文化客厅”(iiiwenhua)、《中国城市经济》和《光明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高学历，低就业：中国存在过度教育的现象吗？
(作者徐悦东，原载新京报“文化客厅”)
2019年11月7日，韩国教育部宣布于2025年废除全国的精英高中，以改善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但是，《世界华人周刊》的作者古尔齐亚写了一篇《韩国废除精英高中：4个年轻人1个要考公务员，博士争当环卫工人》的文章，引发了有关韩国“过度教育”的热议。古尔齐亚认为，高中实行义务教育，韩国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一定就解决了，因为大家可能会走向另一个不断“补习”的极端。
韩国有着几百万的劳动力缺口，但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工作。韩国年轻人都想去政府和大财团工作，竞争十分激烈。大家拿到本科甚至更高文凭，都想有个好工作，所以诸如博士生当环卫工人的新闻也成为了震惊韩国的社会新闻之一。因此，古尔齐亚认为，韩国人应该反思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过度教育。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就业的法宝，这就像在澳大利亚，许多技术类的工作收入很高，但不要求大学文凭。此外，韩国应该立法禁止企业过度提高招聘门槛，实事求是招人，放下传统重视教育的“儒士思维”。
这些建议能否解决过度教育的问题?过度教育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清楚，什么是过度教育。
总的来说，过度教育是指由于过分扩张教育，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这使得受教育劳动力从事了与自身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导致“高才低就”，出现高学历失业人群，浪费了教育资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根据官方的数据，中国的高校在2002年的招生人数为321万，到2019年扩招至820万人，录取率也从2002年的60.91%上升到81.13%，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普及的趋势。
但是，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似乎一年比一年严峻。据麦可思《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5%。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1.0%)持续缓慢下降，较2014届(92.6%)下降1.6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较2014届(91.5%)上升0.5个百分点。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这也在侧面说明了职业教育的就业缺口更大。
这种现象似乎跟韩国有些相似：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工厂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感慨。“用工荒”需要的人，与大学生并不能匹配。许多本科毕业生为了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纷纷去考研读研。结果，大家的学历都变高了，但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了，“高学低就”的现象更加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长期的“高学低就”使得大学毕业生对薪酬的期待将会越来越低，离职的频率、对工作的倦怠和不满也依次递增。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秒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90后大学毕业生不到3个月就辞职的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同时存在着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现象。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罗斯高难题”。
根据斯坦福大学斯科特·罗斯高教授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秘诀是“用创新提高生产率”，而这离不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发达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等收入的国家里，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读过高中，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高中教育占比最低的国家。
其中，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情况相当严峻，城市孩子的高中教育普及率达到93%，但农村只有37%的孩子读过高中，而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只有24%，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随着国家产业升级和人口红利的竞争力下降，若中国不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不足”，那低素质的劳动者的生活将面临考验。
罗斯高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罗斯高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存在着问题。但不管如何，罗斯高都指出了中国农村教育不足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改善人力资本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教育不足的问题上，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此外，留守儿童能与其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团聚，并接受城市的高质量教育，这都有利于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
而对于过度教育来说，提高许多高校的教育质量，让大部分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就能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这样他们就不必非要继续深造来提高竞争力了。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不是教育投资越多，其回报一定会越多。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就业需求和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投资，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代价
(作者郑永年，原载《中国城市经济》)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 就是说, 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 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 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对社会稳定来说就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 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 情况会更糟糕。
在任何社会, 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
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 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 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 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 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在冷战时期, 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 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 防止过度教育, 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 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 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 在中国, 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 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在这些群体中, 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 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缺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 导致成绩不好, 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 但因为学费昂贵, 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 (Stanley Rosan) 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 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 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 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这个制度比较公正, 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 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不管多么贫穷, 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 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 尽管对社会不满, 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 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中国, 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 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 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 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可以合理地认为, 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 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 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 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在中国历史上, 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 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 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 问题就更为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 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过度教育如何变为就业的缓兵之计
(作者李锋亮、王亮，原载《光明日报》)
以前，能送孩子上大学都是很多家庭的梦想。而如今，上大学早已经变成了某种标配，如果没能考上名牌大学，或者是没有个研究生学历的话，在一线城市找工作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学历期待都变高了，但是这种高期待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劳动力市场的错配
过度教育最开始由美国学者提出，但是这个现象在全球却普遍存在。欧美国家对过度教育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是较早研究过度教育的学者，他认为过度教育是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的需要，是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系统间的失衡。
随着过度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从三个方面对过度教育进行了更加明晰的界定：第一，接受过同等水平教育的人，其经济地位或收入比以前下降了；第二，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第三，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这也是过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现象，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错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持续扩展，在劳动力市场没有随之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发生过度教育。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域普遍而且持久的发生，可能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教育资源浪费、工作积极性下降等。
(二)经验不足读书来补
因为过度教育比较普遍，所以很多人关心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度教育的发生。
美国学者西歇尔曼认为过度教育是为了弥补在劳动力市场中较少的工作经历。荷兰学者格鲁特认为，个体选择过度教育的工作是因为自己存在人力资本的缺失。人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按照这个逻辑，个体面临诸如能力、岗位培训和工作经验等其它人力资本欠缺时，将不得不选择过度教育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或者说选择过度教育是为了获得工作经验和岗位培训的机会，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度教育虽然在社会中是常态，但是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过度教育群体通过更高的学历弥补自身在工作经验上的不足，当通过一段工作获得足够经验之后，过度教育的问题也会解决。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过度教育的现状。这还能解释同等学历下，那些学校声誉低和教育质量差的毕业生往往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因为学校声誉低和教育质量差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缺乏。
还有学者认为过度教育并不是一种短暂现象，相反却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学者肖基认为，劳动市场的求职者为了比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但是劳动力市场中却并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工作，因此造成了高学历群体的不断增加，一部分高学历群体从事到与自身学历不匹配的工作中来。除非经济能够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或者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否则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将居高不下。
(三)投资过度的浪费
尽管有理论认为过度教育只是个体的一个短暂现象，比如刚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换新工作的个体会遭遇过度教育，但是随着个体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有了更多了解后，个体的过度教育情况会消失;但是，毕竟过度教育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对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首先，个人层面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者个人收益的情况。过度教育意味着，相比较于同等学历的就业人群，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获得相应的学历，却进入了较低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这不仅意味着前期巨大投入的浪费，而且对个人进入职场后的收入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过度教育的工作者比教育适度者的收入显著更少。其次，过度教育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美国学者毕肖普的研究指出，过度教育会给企业组织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另外一位美国学者伦伯格的研究发现，想要准确理解一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并非易事。一方面，员工有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这项工作本身还需要第三方的独立评价。因此，如果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本不需要自己这样的学历，那就会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和工作满意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满超和莱文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导致的工作不满意和紧张的确会造成企业的生产力下降，过度教育每增加一年，企业的产出减少8.35%。最后，还有研究对法国22年经济发展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过度教育会对国家的GDP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增速减慢。
(四)经济低迷是诱因
过度教育在欧美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同国家在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上存在不同。有研究测量了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在2000年前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发现美国和英国初期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很高，都达到30%以上，这与当时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转型有关。但是进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发生率开始逐渐降低，英国更是从初期的31%降低到15%，这源于这两个国家随后经济的持续发展。
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过度发生率较低，荷兰和西班牙只有1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逐渐提高，到90年代之后，荷兰和葡萄牙增高到了33%，这与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停滞密切相关。这显示了，过度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逐渐走低。但是，在2019年的官方报道中，英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又增加到了31%。这或许与2008年金融危机、脱欧迷局等造成英国经济持续下滑有关。
其实有英国学者对此早就作出了精准预测，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预测进入新世纪后，英国的过度教育会持续。这项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的现象。格鲁特同样针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兼职工作的人群比全职工作的人群更容易产生过度教育。更多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更容易在弱势群体中发生，比如在美国，少数族群相比较白种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世界银行教育经济学专家帕特里诺针对希腊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同，在社会科学、农学、法律、人文这些学科中，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五)如何解决过度教育带来的问题?
由于过度教育在很多国家的发生率较高，尤其在弱势群体中经常发生，而过度教育又会对个人、企业及国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很多国家对减少过度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由于教育质量低下可能是过度教育的罪魁祸首，美国曾强调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要确保对于学生基础知识与技能的严格要求。而在这方面做的最全面的是德国。不少人是为了弥补自身工作经历较少的不足，才选择到本不需要自己学历的工作岗位工作的。因此，德国教育系统认为，需要从教育制度的层面主动进行改进，让学生在学校里就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通过加强学生的实习和实践，保障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能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教育。
英国的教育系统也同样注重保障学生的实习。英国保障实习的措施称之为“三明治课程”，课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学校学习时间，主要进行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另外一部分由实习构成。学生就通过在校学习和企业实习交互的方式积累工作经验，这有助于减少过度教育。
为了消除学生与就业市场的就业信息不对称，让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教育适度的工作，欧美学校普遍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并对学生进行就业培训，除此之外还加强就业指导与咨询服务。另外，建立全面的就业信息服务查询系统，这是很多欧美学校普遍采取的措施，这将推动就业信息资源的共享，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外部就业市场的情况，减少过度教育的发生。针对过度教育更有可能在弱势群体中发生，多个国家也出台了相应了的法规，促进弱势群体能够找到和自己教育层次匹配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