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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2》的成功，使导演饺子三年“啃老”的经历进入人们的视野。饺子是幸运的，他有老可啃。今天，还有许许多多年轻人没有他那样幸运，不仅无老可啃，甚至还有老待养，有病老待医。于是，他们只能“形式自由（formal free）”地选择快递骑手、外卖、专车司机、代驾等职业。听任自己曾经的梦想在风中飘散。

　　如何保护这些没有饺子那样幸运的年轻人的梦想？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转贴《文明与本能》微信公众号第647期。

　　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UBI）简介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2022年4月26日，应几位年轻朋友的约请，我参加了一次关于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和创造者基本收入（creative basic income，简称CBI）的线上交流。交流中，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对UBI的理解。这里，是我主要的发言内容。

　　我对UBI的介绍包括三个部分：

　　1，为什么需要UBI？

　　2，UBI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3，UBI的可能性如何？

　　一、为什么需要UBI？

　　我们可以从自由、公平和创造力三个角度去考虑UBI的必要性。

　　1.自由角度

　　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重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对于自由，近几百年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洛克-哈耶克的传统，看重的是“形式formal自由”，另一个是卢梭-马克思的传统，看重的是“实质substantial自由”。1980到2010年的30年间，许多中国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女儿进入性服务行业，其中绝大部分基于形式上的自由选择。今天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工作，从形式上，也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形式上并不是“强迫选择”。但是，在实质上，谈不到自由。

　　UBI是通往自由的途径，UBI的目标不仅是“形式自由”，更重要的是“实质自由”。

　　2.公平角度

　　今天，当我们在为“中国道路”辩护时，经常说：“中国的崛起，完全靠的是自己的辛勤劳动。中国人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靠掠夺别人的土地、屠杀原住民、贩奴、输出鸦片等不道德方式来积累财富。中国人有发展自己的权利”。

　　这样说，当然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说服世界各国反对“中国道路”的那些人，不仅不能说服这些国家的右翼，也不足以说服这些国家的左翼。

　　的确，中国人确实是通过辛勤劳动和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积累了财富，中国人并没有掠夺、剥削、压迫和欺辱他国人民。但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牺牲中国自身雇工的权利。这种对中国雇工权利的牺牲，造成中国的雇主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造成中国成为“世界雇主的乐园”，造成国际资本向中国的流动。这种局面，间接地损害了他国雇工的利益。这是今天发达国家的左翼反对“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在雇佣关系中，雇工常常处于弱势。处于弱势的雇工，只能靠联合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发达国家中，雇工合作组织有时甚至是很强势，不仅“集体谈判”，甚至“集体行动”。这种组织可以较好保护雇工利益，但大大削弱了雇主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2019年奥巴马夫妇参与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为这种局面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电影的主角曹德旺就坚决反对成立雇工合作组织。

　　2019年上映的电影《爱尔兰人》在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9项提名。这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雇工合作组织的一些感性认识。

　　两部电影启发我们，发达国家的雇工合作组织和强国的原装资本主义，都不是人类未来的普乐好（plausible）选项。中国既不能走发达国家雇工与雇主对抗内耗、两败俱伤的道路，也不能走一些福利国家“大政府”的道路。中国需要开拓出一条雇工、雇主两利的“小政府”新路。这条新路，就是UBI的道路。

　　为了保护雇工，我国于2008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为处于弱势的雇工提供了有限保护的同时，也给雇主套上了绳索，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束缚。因此，遭到广泛诟病，引起广泛的争议。财政部长楼继伟，经济学家张五常，都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企业家心里大多反对，因为侵害了他们的“用人全”。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雇工合作组织，雇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是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条件（健康，职业病）等得不到保障，而且没有集体谈判机制，不能与雇主分享经营利润。

　　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两极分化。根据官方公开数据（联合国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基本一致），中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为0.47。2012年到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4、0.473、0.469、0.462、0.465。

　　民间对两极分化的估计更严重。据2012年12月10日《京华时报》第44版报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2年12月9日在京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中国收入不均程度罕见。北大谢宇团队得到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是0.73。

　　不难理解，逐步实现UBI是“中国道路”的正义性基础，是执政团队的正义性基础。只有逐步实现UBI，才能为“中国道路”做出有力的辩护，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3.创造力角度

　　当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时，最具有创造性。UBI的追求是：尽量让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让世界充满创造力、艺术感和主动性。为此，需要使基本生存与工作脱钩。人可以通过自愿工作赚取超出基本生存以上的钱财。

　　UBI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保护人的创造性，可以避免逼迫人们去做自己并无兴趣和热情的工作，可以为创新和创业提供更安全的环境。

　　2017年5月25日，扎克伯格在母校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讲中说：“我们应该探索像‘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观念，这样，就可以让每个人在探索新事物时身上系有一条安全带。”

　　包括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在内的多位世界富豪都曾表达了对UBI的支持。

　　二、UBI的发展过程和现状

　　最早提出UBI理念的可能是美国建国的思想领袖托马斯·潘恩（TomasPaine）。1796年，潘恩发表了《土地正义论》一文。潘恩认为，土地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开垦和耕作，使土地获得增值。土地的产出（粮食、蔬菜、牲畜）属于开垦耕作者，但土地本身仍然属于全体人民。土地的使用者应该向全体人民交付地租。

　　潘恩说：“我在这里呼吁的不是慈善，而是权利；不是赏赐，而是正义。”（It is not charity but aright, not bounty but justice, that I am pleading for.）

　　基于这种立场，他建议建立国家基金，当一个年轻人21岁时，就可以从基金中领到15英镑。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使一对年轻夫妇买一头牛，耕种几英亩土地。同时，所有达到50岁的人，都可以从基金中每年领到10英镑。这部分养老金将占基金支出的80%。

　　在这篇文章中，潘恩详细地计算了所需费用，讨论了基金的来源，论证了实施这项政策的可行性。

　　UBI的另一个重要推动者是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他认为，始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社会福利，到60年代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悲剧是，它不仅让国家陷入财政危机，而且无法满足贫困者最基本的生存需求。（What began on a small scale in the depression 30's has become a hugemonster in the prosperous 60's. And the tragedy is not only that it is bringingStates and cities to the brink of financial disaster, but also that it isfailing to meet the elementary human, social, and financial needs of the poor.）[1]他说：“这个国家可以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慈善福利”，而是更多的“工作福利”。（This Nation can work its way out of poverty. What America needs nowis not more welfare, but more ‘workfare’.）[2]为此，他提出了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FAP），1970年4月，众议院以压倒票数投票通过了此计划，但是，未能通过当年11月的参议院投票。

　　最早的UBI实践可能始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1976年，该州立法建立了州永久基金，将该州的石油收入投入这项永久基金，每年向阿拉斯加州的全体居民分红。这项分红迄今已经保持了40多年，分红数额逐步增加。

　　今天，类似的“基本收入”试验已经在芬兰、丹麦、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肯尼亚、纳米比亚、印度等国进行。

　　在瑞士，“基本收入”已经被提上了国家议程，已经于2016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全民公投，但未能通过。

　　2017年3月18日，基本收入亚太会议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印度、日本、美国、瑞士、南非等多个国家的基本收入研究者首次齐聚亚洲，讨论在亚太地区实施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性及模式。

　　2017年4月24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韦恩（Kathleen Wynne）正式宣布开始试点“基本收入”（Basic Income）项目，参加试点的三个地区分别为汉密尔顿（Hamilton），林赛（Lindsay）和雷湾（Thunder Bay）。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等许多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纾困举措，使UBI这项社会治理理念，进入了更多人们的视野。新冠冲击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UBI或“社会分红（socialdividend）”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将实现UBI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之一，UBI成为杨安泽最具特色的竞选口号。

　　2020年复活节（4月12日），Pope方济各在写给劳工运动团体的信中说：“或许，此刻是个考虑全民基本收入的时机，以承认你们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务并赋予尊严；好能确保并创造一个富有人情味又符合基督信仰的现实：每个劳工的权益都获得保障”。（参看本号第376期《“普遍基本收入（UBI）”又有好消息！》）

　　2020年4月7日，西班牙经济大臣Nadia Calviño宣布，西班牙政府正在研究并将尽快推出新的新冠疫情纾困措施。这些措施中的一些办法带有“永久的性质，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would become a permanentfeature, even after the crisis passed）”。

　　2021年2月22日，由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议员朱莉·迪泽尔维奇（Julie Dzerowicz）提出的一项关于UBI的提案，在国会一读通过。据朱莉本人讲，已有多位内阁部长对她的提案表示支持。

　　2021年4月10日，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召开全党大会，以491：85大比数票数通过了一项包含UBI内容的政策声明，明确将UBI作为自由党的政策取向。（参看本号第475期《加拿大执政党刚刚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议案！每人每月无条件发放2000加元（约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2006年，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提出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参看本号第584期《崔之元：设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给全国人民以财产性收入》）

　　三、UBI的可能性如何？

　　UBI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钱从哪儿来？回答是：钱来自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资源。UBI最重要的信念基础是“社会分红”。土地，河流，矿藏，宜居的环境，交通设施，城镇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是社会财富，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拥有分享的权利。利用这些社会财富所获得收益的一部分，应该分配给所有的社会成员。

　　“工作福利（workfare）”与“慈善福利（warfare）”的区别在于，前者努力消除“干与不干收入差不多”的情况。这种情况，今天已经出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不工作，可以获得一份相当不错的失业救济。参加工作，就失去了失业救济，因工作带来的收入提高有限。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调动工作的积极性。UBI给所有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要你参加工作，就可以在原有基础之上获得一份工作收入。这将激发人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将促使更多的人不满足于一份“基本收入”。

　　UBI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反对市场”。UBI的理念是：吃饱，要找市长；吃好，要找市场。人均15平米，要找市长；15平米以上，要找市场。“黄瓜自由”，要找市长；“车厘子自由”，要找市场。

　　UBI有可能同时获得左右两翼的支持。对于左派，每个人都将获得发挥才能的机会；对于右派，将不再有庞大的保姆政府。

　　UBI有可能获得企业家的支持。对于企业家，他实际上将用“税费”买“用人权”。实现了UBI，《劳动合同法》自然失效，建立斗争性的雇工合作组织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为此，明智的企业家可能愿意缴纳更多的税款。如果很多企业家既不愿多交税。又想享受“禁言禁结社禁雇工合作组织”的滋润经营条件，如果很多富人既不愿交税又想享受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么，太平天国就不远了。

　　事实上，今天我国已经有为数众多不同程度实现UBI的社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滕头村给全村的所有村民，从出生到离世，每人每月都发1500元。这笔基本收入与家庭收入无关，与挂钩于工作贡献的养老金多少无关。（参看本号第271期《滕头村：从出生到离世，每人每月都发1500元》）

　　这些不同程度实现UBI的村庄究竟有多少？我并不清楚。河北晋州周家庄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曾长期担任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参看本号第71期《周家庄道路：在自己家乡实现保持尊严的城镇化》）

　　2020年4月5日，我从长期专注于乡村建设的中国乡建院李院长发在自己朋友圈的文字中获悉，滕头村、周家庄这样的村庄，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万来个”。（参看本号第372期《华西村要垮了吗？》）

　　我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为UBI的实现提供了一定基础。所谓UBI，无非是“以公共资源的收益向全体居民分红”。浙江滕头村、河南刘庄、江苏华西村、河北周家庄等社区，就是以集体土地和集体经济的经营收入向全体居民分红。未来，中国实现UBI的途径可能是：从社区范围的UBI，扩大到县域的UBI，再扩大到地市区域的UBI。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最终实现全国范围的UBI。

　　[1] 1969年8月8日面向全国发表的演讲：《关于国内政策（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Domestic Programs）》。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the-nation-domestic-programs

　　[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