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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一九零五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1936年6月，当他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封锁，深入红军腹地的时候，正担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是详实地采访红军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出身贫苦和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红军的人，是务实并富有同情心的，至少他的写作对我们研究红军当年的战斗和生活情况极具价值。
1936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5年，日本正积极准备对华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全力围剿红军，不仅如此，还要一石二鸟，利用张学良和杨虎城去攻打红军，这样就可以一并消耗掉张扬二人的力量。蒋介石的私欲压过了民族救亡的共识。孟子所说的独夫民贼，用在蒋介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张学良身为富二代，喜好赌博，吸毒成瘾，九一八事变时，只有三十三岁，缺少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几乎不放一枪就丢失了东北。小日本得到了资源丰富的东北，立刻变成了大日本。
斯诺首先到达的是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以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的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务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这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红军领袖毛泽东形象。
毛泽东是地主富农出身，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差，可他当了十年红军领袖，生活是这样的艰苦朴素。很多人参加革命是因为没饭吃，活不下去了，而毛泽东参加革命不是为自己，是要救穷人，救中国。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跟鲁迅有同样一颗心，那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因为毛泽东有这样一颗救国之心，红军队伍就有了灵魂，就可以长时间忍受艰苦的生活，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努力奋斗。这颗心就是照耀中国的红星。
在窑洞里，面对斯诺的采访，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讲的大都是红军的政策、历史，却很少谈到他个人。在毛泽东心理，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红军的发展和民族救亡。这似乎反而更激起了斯诺对毛泽东个人生活和历史的兴趣，在斯诺不断追问下，毛泽东简述了自己从学校到成为红军领袖的成长历程。这也为我们现在研究伟人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通过毛泽东的口述，可以捕捉到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求学”，一个是“斗争”。正是在不断得学习和斗争中，毛泽东迅速成长为红军的领袖，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成为当时对中国前途命运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家。
当红军进行艰苦卓越地救亡图存运动的时候，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这段话中的灾民数量共4140万人。
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导致国家的情形每况愈下，农民生活水深火热，灾民遍地，许多省份的赋税已经预征到六十年以上，农民无力承担赋税，只好放弃耕种，土地大面积荒芜。苛政猛于虎。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在救人，蒋介石这只老虎在不断得大口吃人。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蒋介石的卖国路线是必然会激起越来越多人民的反抗，那么国民党的失败就是迟早的事。毛泽东率领的红军，虽然还处在种种包围之中，还要长期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地位，但只要有了一颗救国救民之心，那么困难就是可以克服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制定出来的，战士和武器是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的。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正在逐渐走出半殖民地的深渊，终将走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