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谈高校反腐：不能把“去行政化”神化》。
高校的腐败、及其严重程度早已路人皆知了。腐败的原因很多。但人们把学校教育看到过重是原因之一。看的太重，就会把它太高到不恰当的位置。
学校教育，特别是当前的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很多人往往把教育和学校教育画等号。学校教育当下首要的解决问题是不要把送到学校的孩子们给带坏了。
教育腐败这么严重，把孩子给带坏，是个大概率事情。
附原文：
邓海建：我认同东飞的说法。有人说2013年的中国高校流年不利，赶趟儿似的“前腐后继”。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误会：第一，这些犯事儿的高校官员，东窗事发固然是今年的事，但作奸犯科早就存在，甚至在学校、在业内，可谓路人皆知。第二，基建腐败也好，招生腐败也罢，甚至还有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学术腐败，我认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不新鲜，都有关联。
原标题：高校腐败那些事
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近日因经济问题，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
观察员
□邓海建
(知名评论员，供职南通电视台)
□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
□李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陈方
象牙塔里失去宁静
陈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起高校腐败案件被集中曝光。先是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被调查，接着四川大学的副校长安小予涉嫌严重违纪也正在接受调查。没过几天，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的腐败问题也被媒体曝光了。高校腐败这么集中，各位有没有感觉“惊诧”？
周东飞：我没觉得有什么意外。高校的腐败，与高校外面的腐败，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是权力不受约束，利益比较集中的地方，就一定会发生腐败。这个原理是被一再验证的。我们觉得高校是知识扎堆的地方，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不会腐败，那是我们自己错了。
邓海建：我认同东飞的说法。有人说2013年的中国高校流年不利，赶趟儿似的“前腐后继”。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误会：第一，这些犯事儿的高校官员，东窗事发固然是今年的事，但作奸犯科早就存在，甚至在学校、在业内，可谓路人皆知。第二，基建腐败也好，招生腐败也罢，甚至还有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学术腐败，我认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不新鲜，都有关联。
李妍：大学的校长、书记，或者处长，很多时候在大家眼中已不是普通学者那么简单了，他们的身份更多是官员。既然是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那么普通官员手中拥有的权力，他们也有，一旦这种权力不被节制和约束，腐败的发生就是必然。
邓海建：曾有公开资料显示，中纪委早就警示招生是教育腐败重点领域。四五年前，北京市查处高校腐败案发数就翻倍上升，近半案件涉及招生、人事问题。这说明高校腐败确实“水很深”。
陈方：海建说的没错，2003年至今的十年间，已经有超过22位大学副校长以上级别的高校领导锒铛入狱，其中绝大多数栽在了基建上。以前我们总说高校是象牙塔，事实上，高校的老师和领导，并不因为身上罩上了教育者这一身份的光环，就必定比普通人更具免疫力和自制力。
周东飞：有一句话，叫“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其实，这句话用在高校身上也合适。现在的高校跟外面的社会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说社会上拜金，可是说出“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的，不就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吗？高校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有的它全有。社会上流行基建腐败，高速公路修到哪里，官员就倒到哪里；高校也同样如此，教学楼起来，教育官员倒下。
社会上流行审批腐败，到了学校其实就是招生腐败。招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批而已。社会上说，搞经营的容易出事，在高校里，财务、后勤也是腐败的高发区。
李妍：说到基建，我看了一下媒体盘点的今年落马的10位大学官员，居然有7位都栽倒在基建上。
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曾对全国高校在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发生的100起犯罪样本进行了梳理。他的研究发现，高校因基建滋生的腐败，大多是伴随高校扩招同步发展的。
教育腐败猛于虎
陈方：虽说高校腐败和社会上其他腐败没什么本质区别，但高校腐败还是让人格外痛心，因为它是教育领域的腐败。教育本身的特殊性，赋予了教育腐败危害性大的特点。学校是塑造人生观、培养价值观的重要场所，这样的地方被腐蚀，将会危及未来。连国外的专家在谈及教育腐败时都痛心疾首，俄罗斯一位教育专家感言，由腐败造就的一批不合格的“博士”或“专家”，必然降低学校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和声誉。因此有人发出“教育腐败猛于虎”的惊叹。
周东飞：教育的腐败是源头的腐败，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立的。因为，如果一个教授天天谋算4000万，他教出来的学生会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的很难说。所以，高校的腐败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邓海建：高校腐败，说到底无非也就是“权钱”二字。眼下的中国高校，在前一波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借助扩招等政策便利，使得经费来源更多元，体量更大。但与此同时，管钱的能力没跟上来，膨胀的权力没管起来。比如在财务上，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外行管内行“的情况。要命的是，关键岗位的少数领导权力又太大，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广。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发布的《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显示，教育部“211工程”中的112所大学中，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只这样一个现实，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李妍：大学腐败对大学精神的戕害，毫无疑问。不管是基建腐败还是招生腐败或者学术腐败，其发生的根源，一是信息不够公开，就像海建说的那样，高校的财务预算和使用状况，现在还处在遮遮掩掩的状态；二是因为权力不受节制，在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下，一把手说了算的官场哲学，同样在大学场域里通行。这一点，基建上是这样，在自主招生这样一个往往由领导说了算的领域，更可能导致腐败。
周东飞：腐败的硬币有两面。一面叫做监督，一面叫做机会。原来高校不是没有官员，监督也一样不成气候，但是贪腐的机会相对较少。教育的产业化，让高校作为一个不纯粹的市场主体如鱼得水，扩招、基建、后勤服务社会化，这些腐败机会都来了。但是，高校的监督体系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李妍：我记得反腐部门对高校腐败曾专门开过会，明确指出要在四个方面从严把关。这四个方面，一是招生，二是基建，三是财务，四是决策。你能说这种把脉不准确吗？可是腐败仍然是前赴后继。
陈方：所以说，还是与之相适应的监督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啊。高校腐败在国外也存在，世界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07年通过一项议案，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教育入学考试进行改革，把现行高考题型中的主观笔试题和口试题全部改为客观选择题。此举目的是防止学校操控考生分数并索要贿赂的腐败现象。英国为了进一步保障中小学校招生录取的公平与公正，维护家长对学校招录的知情权，增进社会公平，去年制定了新的《学校招生录取规章》草案，禁止包括把家长为学校提供赞助或提供其他支持的能力作为录取考虑因素等五种不公平的招生做法。
邓海建：还有一件事，我挺想不明白的，关于高校相关校务公开的要求，“顶层设计”可以说有很多：比如2000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意见》；200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2010年9月1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开始施行；2012年2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管理办法》……
总是说“要公开要公开”，问题是基层高校个个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说面子搁哪里，难道这些制度都是一发了之的？
陈方：制度被虚置了，监督如何到位。
扩权限权更要监督权力
李妍：监督不完善，高校衙门化、权力市场化，造成高校腐败的乱象。
现在我多少有点困惑，现在高校一直在呼吁“自主”，在不“自主”的情况下还这么腐败，那么自主之后的监督问题如何解决呢？如果自主权越来越大，腐败会不会更为严重？谁来解答一下。
陈方：李妍谈到的是高校扩权和限权的问题。高校的扩权，跟高校的反腐，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高校的自主权不够，这是一个事实。
以自主招生为例，自主招生是高校扩权的一个案例或者叫子集。我们想想，高校不扩权，高校的腐败问题就有答案了吗？当然不是。高校扩权，应当扩的不是现有的行政体系之权，而是高校的自治之权。这份权力当中，必须包括对于高校各种权力的监督权。
邓海建：这是一个辩证法：关键是给高校怎样的权力。如果给它的是上了保险的权力，擦枪走火的可能就会小很多；如果给他的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这就是逼着人家犯错误。
赋权与限权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周东飞：在哪些地方限权，哪些地方应放权，高校应有清晰的界限。比如说在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为防止个人权力滥用，防止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我认为是应该限的。
李妍：刚才东飞提到了高校限权的问题，至于如何限，当然首先就要剔除那种“一把手说了算”的模式。
放权，其实就是要放权给学校，放权给教授们，或者放权给学校董事会，而不是放权给校长、处长一个人。
邓海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隐含的共识：给高校的权力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见仁见智，可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无论给多大的权力，都不能被少数人“落袋为安”。赋权不能背离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周东飞：这些年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基于技术进步的招生规范化是值得肯定的。跟这种业已被认可的统一招生模式比起来，自主招生的廉洁程度确实需要被质疑。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制度设计上，人人都是小人，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管用。推荐也好，自主招录也罢，如何防止这个过程当中的权力滥用和权力牟利，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别把去行政化当万金油
陈方：说到办法，现在高校开始去行政化。大学去行政化之后，腐败现象是不是可以有效杜绝？
邓海建：从2010年7月底国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以来，好像我们就已逐渐形成“去行政化”的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去行政化这个目标。
李妍：去行政化，只是杜绝腐败的第一步。就像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企业，如果内部没有钳制权力的机制，外部没有反腐的法治，那么腐败发生也会成为必然。所以，去行政化，只是防止腐败的内部措施。要让腐败在“机会”面前停住脚步，还需要外部监督、财务公开等机制发挥作用。
邓海建：去行政化当然有它的道理，包括让大学校长从官椅上走下来等举措，确实能净化高校的权力场，拯救官场习气在高校的积弊。
陈方：但大学行政化只是中国行政文化的一部分，当这种行政文化积垢重重时，大学去行政化也并非易事。
李妍：去行政化，也是去利益化。与既得利益的斗争，注定是艰难且复杂的。
周东飞：去行政化，这四个字，在今天已经是如此流行和大热。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被标签化了。
无论什么大事小情，似乎拿出个写着“去行政化”的药方子，就足够解决问题了。说到培养不出大师，去行政化；说到高校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差，去行政化；说到高校反腐败，还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对不对？当然对。但是我们把它简单化了，神化了。
行政是高校当中的一支，教授是高校当中的另一支。是不是把权力从行政人员手里转给教授和教学人员，上述的问题就有望解决？我看不见得吧。比方说反腐，如果权力还是没有一个如影随形的监督体系跟着，那么教授手里的权力就必然廉洁吗？
大学宪章值得期待
陈方：说到高校治理模式，不得不提大学宪章。11月2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拿到了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这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核准的第一批高校章程。
6所大学章程获批，这给人一种美好想象。从已知的信息看，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在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所有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中国的大学即将结束“无章可循”的历史，它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距离正在缩短。那有了大学宪章之后，高校的腐败能杜绝吗？
李妍：大学宪章就是制度。但是，有了制度就一定没有腐败吗？这个问题，就像问“有了法律就一定没有犯罪”一样，结论是一样的。关键还是要看大学宪章的内容和执行力度吧。
周东飞：民主办学，民主治校，要的是灵魂，而不是表皮。如果只是表皮的话，那几千字写起来很容易。对于某些投机者来说，既然上面有这个要求，那么更快更长更隆重地弄出一个“大学宪章”，这岂不也是政绩的一部分？
去行政化，大学宪章，加强公开透明和监督，这都是机制的一部分。学校的董事会制度等等，也是机制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去不去做……
邓海建：眼下，高校的制度落实是个大问题。一味构架看起来很美的抽象制度，可能还不如让高校的权力风险人员看看《私人定制》，感性地掂量掂量是非与得失，更靠谱些。
陈方：在这点上，我与各位的观点有点不同。与其他领域的行政化相比，高校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相对较强，一旦有了章程，很多教师、学生都会来对照，大学“宪章”或许不会成一纸空文。所以，我觉得大学宪章，对高校反腐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