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人养活什么样的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毫无疑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是地主阶级慈悲大发，赏给农民揽活做工的机会呢；还是农民阶级累死累活，去把地主阶级养活呢?
没有农民的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棉花不会结成桃”“哪里会有瓦和砖”，而不劳动的地主却是“粮食堆成山”“新衣穿成套”“房子高又宽”。所以，谁养活谁，从来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承不承认剥削存在的问题，是承不承认剥削阶级的历史性罪孽的问题。
毫无疑问，是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最直白地说，没有工人的劳动，就没有楼房和道路；没有农民的劳动，就没有粮食和蔬果。就算是智力非凡，完全脱产的学者大家们，目前也是没办法在试剂瓶和烧杯里变出食物来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有人去为他分担了不体面的劳动，才使得他有能力脱产。况且就算不谈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承也绝不是他的一己之功。举个例子来说吧，没有印刷术之前，没有那些手刻笔录的人们，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华美的楚辞汉赋和深邃的希腊、罗马哲学。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知识就会像教堂或是藏书楼的孤本一样束之高阁，而圈地自萌、孤芳自赏，乃至自绝于人民，早晚被遗忘。没有现代的教育和印刷产业，那些高妙的学问，又去那里收获门徒和信众呢?所以已经成为画像的和将要成为画像的大师们，就算不情愿，总归是要感谢普罗大众的。
那么话说回来，有人可能会说，就算地主或是资产阶级剥削了你，那么他们就没有自己的“不容易”，或是对于社会的贡献吗?难道他们就是多么罪大恶极的堕落的人吗?
当我们谈论某个阶级或人物的存在的利弊和得失，决不能把对其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混淆开来。不然就是一叶障目，避重就轻，用其表面的道德文章去掩盖他的历史罪行。现代欧美有这样的怪现象：上层阶级中的许多人物身材健美曼妙，而下层阶级反而越来越大腹便便。也难怪浅薄之人会想当然地把资产阶级看作是新人类，而无产阶级反而是该被淘汰的“败类”“懒汉”了。
当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评价阶级或阶级的人物不靠身材，外貌等等，而是以其倚靠的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来衡量其进步与反动。例如，他的存在，是创造财富更多，还是侵占或挥霍财富更多?是越来越有利于人民更多，还是越来越不利于人民更多?社会因为他的存在，是越来越进步，还是越来越倒退?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考量的因素。而如果把微观的道德评价凌驾于宏观的历史评价之上，就会闹出把希特勒看成是殉情的素食主义者赞美，而把斯大林反过来看成酒鬼丈夫鞭笞的笑话，这样的价值颠倒是不容许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希特勒是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话筒，而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战友，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评价原则。
不错，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共产党人的目的不在于消灭反动的地主阶级，留下进步的资产阶级；也不在于教会人民怎么区别哪些是有良心的企业或企业主而哪些是没良心的。共产党人的目标是一以贯之的:消灭私有制。尤其是代表“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的私有制。更何况个别人物的良心发现和资产阶级整体的堕落败坏是不冲突的。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指出，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因此，讨论历史和现实剥削阶级的“贡献”的时候，我们不能遗忘生产关系，也要去看待这些阶级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去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也正因为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上层建筑，决定着谁来支配社会，所以共产党人惯于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矛盾，去制定自己的纲领，去决定团结谁，斗争谁。
无论剥削阶级是吝啬还是慷慨，顽固或是开明，美丽或是丑陋，堕落或是进取，总归是要被消灭的。历史意义上的阶级消亡是指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所以共产党人所知的消灭阶级是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一定程度上的生活资料，使其不能再维持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过如果他们敢于螳臂当车，红色专政的铁拳就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物理意义上消灭阶级。
让我们再以民族魂鲁迅的话，来去回应那些为地主和企业主叫苦叫屈，打抱不平的言论吧。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
“……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如果我们怜悯许家印，怜悯黄世仁，怜悯黑煤窑，黑中介，怜悯烂尾楼的地产商，怜悯西藏的僧侣和农奴主，怜悯英国的领主，怜悯曲婉婷、北极鲶鱼和周公子，谁又来怜悯许立志们，张海超们，喜儿们和杨白劳们，谁又来怜悯被抽筋剥皮的农奴们和被饿死的爱尔兰人?古人曾经这样嘲讽那些只为唐明皇和杨贵妃落泪的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我们也不能忘记马克思的谆谆教导:“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
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的基石是井冈山的红米饭，陕北的小米，淮海战役的手推车，鞍钢宪法，大庆和大寨。不是任正非，王健林等企业家或是什么乌烟瘴气粉墨登场的名流巨星。难道现在社会上热捧的名流贤达，流过什么血汗，做过什么牺牲吗?和烈士陵园里一座座镌刻红星的，有名的无名的丰碑比起来，他们又算什么呢?
我再次重申，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而哪些让剥削死灰复燃的败类，或是和企业家勾勾搭搭，分赃不均就火并的败类，不属于党的队伍。他们两面三刀，背祖弃宗，是阶级的叛徒和人民的耻辱。他们没有任何的党性和人性。如果有，那也是出卖正义和原则的党性，背叛和欺诈的人性。
消灭剥削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天然的政治正义。“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敬爱的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鼓舞和承诺。而中国人民只有翻身当家做主，才会有劳动的积极和热情。与传统的偏见恰恰相反，私有制下长远来看是阻碍个人劳动积极性的。人类意识在劳动方面的巨大觉醒，“这只有在工人觉得自己是主人的真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有可能。”(罗曼.罗兰语)于是，在这样社会氛围的激励下，“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周恩来总理于十大政治报告)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走通了，走成了。
历史的事实胜于“爱资病”和洋奴哲学的信奉者的雄辩。中国人民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是千秋万代的历史伟业。我们要开创的红彤彤的世界，容不得宵小奸佞和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