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
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
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
话说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起草对苏共复信稿的经过，他说：
“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变成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3段，成了25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并决定将署为6月14日的复信稿于6月15日交给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进行广播。
6月15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毛泽东指导、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当面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原话。《建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国国内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指责复信中“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18日的声明。
这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将苏共声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有关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将要发表的声明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于7月5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声明还责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要坚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7月4日，苏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再次发表声明，公布了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还表示要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意见。
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个简短、但措词强硬的声明。
7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两党会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的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出人意料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逐条辩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挑起了两党之间新一轮的公开论战。
苏共中央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写出来的。所以，《公开信》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体统。这就为后来中共中央对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要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将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再一次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让群众去分辨。他说：
“什么叫孤立？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孤立。”
毛泽东在审阅声明稿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广播苏共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称苏共的这一封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说：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这一天，邓小平奉命向苏方的苏斯洛夫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建议。
7月20日，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双方决定休会。双方在两党会谈的公报中宣布说：“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一个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回京。
北京西郊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5000余人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归国。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步入机场休息室，他远远望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书城、章士钊等早已等候在这里，便赶忙走上前去，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请参看网文：王诚宏著《照片“毛泽东与章士钊亲切交谈”拍摄时间考证（2）》）。他首先握着李书城的手说：
“李老先生，您好！您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党，您的私宅就是中共的产床，我代表几百万党员，向您这位革命的‘保姆’问好！衷心祝您龟鹤遐年，永远年轻不老。”
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话，使李书城老先生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了。章士钊赶紧插话说：
“主席还是没有忘记晓园先生，先生的公馆确实是党的摇篮，李老为革命功不可没，劳苦功高。”
毛泽东握着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先生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小，您一生同情支持革命，慷慨解囊谁不知晓。我至今还欠您一大笔债，要是算利息，该不知道多少了。”
年逾9旬的张难先接过话头说：
“主席记性真好，日理万机，还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行将就木的老朽。”
毛泽东马上握着他的手说：
“义痴老说得不对。诸位不是老朽，而是百年之后要永垂不朽。”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3个老人开怀大笑。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又说：
“吃了木耳不能忘树蔸，这是我们湖南老家的一句话。义痴老和晓园先生都是辛亥元勋，民国政要。行严先生学贯中西，学界巨擘，三老都对中共支持不少。中共能有今天，实赖以诸老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鼎力相助。我代表全国人民祝三老健康长寿，宝刀不老。”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全面开展批驳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写文章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其他负责人转到抓工业方面去。
后来从9月6日开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常委讨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条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详情容后细述。
7月25日，美、英、苏3国代表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原来，在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会谈的同时，从7月15日开始，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政府代表也举行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条约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苏联要和美英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核武器，阻止正在研究核装置的中国拥有核武器。
7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一连3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应该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这正是：叛徒色厉内荏，阴计频施，造谣耍奸假马列；
毛公正气浩然，寸步不让，有理有节真英雄。
就在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一班人马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原来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用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3口的全部家当，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毛泽东说，他以后每个月要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元钱，资助女儿、女婿。
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泽东和孔从洲为给孙子起名，还都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许用毛泽东名字中的字。孔从洲说，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毛泽东知道了亲家的意思后，就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孔继宁吧！”
李敏离开爸爸的家以后，开始自己动手做饭，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更是个大问题。后来，他们就干脆到食堂买主食，自己在家做一点菜。在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李敏去看爸爸，在卧室门口见到了爸爸，叫了一声“爸爸”，就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毛泽东也紧紧地搂着女儿，用温厚的大手抚摩着女儿的肩头，说：
“娇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边，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掉泪的孩子。毛泽东望着女儿的脸，又摸摸女儿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后来他问起女儿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当她说起做饭的情形，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说：
“我的娇娃可比你妈妈当年有水平，冇得出洋相哟！”
接着，毛泽东就给女儿讲起了她母亲贺子珍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北山，如何将燕窝连毛一块儿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时，毛泽东高兴地望着女儿笑，上下打量着她。
“坐。坐。”
毛泽东让着女儿。李敏边坐边问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毛泽东依然笑着。李敏也挺高兴地报告爸爸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说罢，他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建军节这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早在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8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学习“好八连”。毛泽东看到“好八连”的事迹后，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其词云：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开始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以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
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出副总理李先念，到灾情最严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增调粮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在此后的7个月里，毛泽东先后3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他问得很详细，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样？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泽东还指示说：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
再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团、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人在座。毛泽东在会见中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
在翻译读了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接着说道：
“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据《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来到中国，1946年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居住在中国）记载：“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
‘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
‘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
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
‘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
‘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署名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正义斗争的声明》，全文如下：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1900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11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50%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1960年，20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1961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1962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4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6月12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8月28日举行25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8月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马克说：
“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
“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马克说：
“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泽东说：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 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1000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1000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第一卷中叙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师的同学、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时，已经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了，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把“改造中国”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他31年的为改造中国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漫长征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又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把一个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另一方面，继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之后，继续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注意力放在“改造世界”——反帝反修和支持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上（本章所叙述的诸多外务工作便是典型的事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他的革命目标之明确、之持久、之顽强，是中国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可比拟的。
由于中国人有数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所以许多人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解放事业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也难怪至今还有一些人把雷锋一类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请看一看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吧，他们在穷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际，何尝不是想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呢？人类的思想品质应当是不断进化的，而不应当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来个人人为己，各扫门前雪，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再有一些人在国际关系中助纣为虐、欺凌弱小，那岂不是与中国老百姓所说的“狗咬讨饭的”一般无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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