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五个子女最小的，和大哥足足相差11岁，和大姐相差9岁。小时候，哥哥和姐姐对笔者来说就像父母一样的存在。父母去世后，笔者和哥哥姐姐曾经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亲密，但随着大家年纪渐长、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经常见面就变得不容易了。
在成长过程中，多子女的家庭有时会被视为幸福的象征，但在某些家庭中也可能成为诸多不满的根源。因为在贫困的家庭里，孩子越多，可能越会挨饿，学习的机会也会被剥夺，导致这些创伤即使多年后仍会留在心中。
如今，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二次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已经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但结婚率和生育率似乎都没有上升的迹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工资、房地产和教育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当代年轻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即便想结婚生子也几乎不可能的一代。那些每月收入200万韩元、300万韩元的有孩子的父母被嘲讽为“二百虫”“三百虫”，居住在出租公寓和小别墅(在韩国这个词用来指代小型集体住宅)的孩子们则被称为“出租屋虫”，“小别墅虫”。在这种现实下，很难要求年轻人去生儿育女。
当今社会，1%的上层富人拥有财富，而剩下的99%处于贫困之中。财富与权力无异，拥有它的人竭尽全力去保护它。华裔美国学者艾米·蔡(Amy Chua)在她的《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中警告，高度工业化和全球化将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未来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雷克萨斯与橄榄树》一书中则预测，两极分化的教育和生产方式将加速国家间的冲突。
人类能够生存的安全社会是大多数公民都能进入中产阶级，并能够维持工资、住房、教育以及婚姻和生育等生命周期的社会。实现这种社会的首要条件是税收。中产阶级越多，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就能维持国家的运转并确保社会安全。然而，当前的税收政策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虽然仅靠税收并不足以将中产阶级推向贫困线，但“富人减税”这种错误的税收政策将像回旋镖一样伤害中产阶级。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寻找并实施恢复社会和经济的中长期对策，而韩国却让富人和穷人对立，导致国民分裂。
国民在国家困难时，总是努力攒粮、攒钱，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单相思的情感。希望政府能停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煽动分裂的政策和媒体宣传，为了下一代的生计和发展全力以赴。这样，年轻人才能在一个可持续的安全社会中，安心结婚、生育，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2024-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