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全世界劳动者热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毛主席逝世。
28天后，笔者老家吕梁“老实人”华国锋和“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汪东兴等以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等问题为由，逮铺了四人。
随后便以破坏wg和“四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罪名，对“四人”及其支持者定性为极右路线，开始清理。
据邓小平的女儿回忆，此时在江西下放参加劳动的邓小平听到这个“好消息”，内心激动，喊出“我还可以再干20年”。
这位被毛主席称为“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小个子，果然能力出众，出手果断，三年时间，三下五除二就让“老实人”回家修养。
随后“4人”的罪名由极右变为极左，从破坏“群众大运动”到支持“群众大运动”，让人惊奇。
历史在徘徊，真理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后退九十九步，却往往异常轻松。道路曲折坎坷，翻案不得人心，任你生前前呼后拥，铺满鲜花和奖章，不得民心，死后也终是秦桧、汪精卫的下场。
1.小岗村
小岗村因地势隆起而得名，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合农作物生长。
这个只有340户家庭，1342人口的村子，处在中国，实在是太过普通。直到1978 年冬，小岗村 18 位农民，在 “分田到户” 契约书上按下手印，开始了农业 “大包干”的道路。分田单干——三农问题的根源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种方式极大释放了蕴藏在小岗村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到了1979年底，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高达400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人均收入171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34倍。
大家可能对400元这个数字没概念，我举个例子，1976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人的工资是404.8元工资，一般大学教授的工资是220元左右，城市工人收入为30到60元左右。
小岗村的神奇，让笔者惊叹。生产力、生产条件、劳动力等基本没变的情况下，究竟是小岗村的村民人均是超人，一夜长出三头六臂八条腿？还是说分田单干的魔力如此之强？以致于让这个出了名的 “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成了“富裕村”，收入蹭蹭蹭直上云霄？
竹子的生长速度很快，是因为在出笋前根系已生长了几年，积累的营养富足，冒出地面后才会一天变一个样，而小岗村仿若凭空出现如此盛景，这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这批领导者手中才能诞生如此“奇迹”。
笔者在这里诚恳给个建议，大伙儿不如把国企分了，小岗村这小小的村都能在私分精神的带动下收入翻18倍，中国这么大，比小岗村自然条件优越、劳动力充足的地方实在多不胜数，咱大干一年，让老百姓收入都翻个20倍。一年20倍，3年8000倍，到那时别说是美帝，就是全世界加起来也抵不上中国一国富足，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不就实现了吗？咱中国人富裕了也不能藏私，守着金山自己挖，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广邀全世界穷苦人民到小岗村取经，人类大同不也就实现了嘛？
扯远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万里夸奖小岗村：
“现在好了，马列主义竟然出现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了。你们干得好啊，能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还能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做到了对三方有利的事情。谁要说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官司交给我来打！”
（这位万里大领导，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在邓小平等人指挥下，实践过分田单干，只不过毛主席等人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农村产生俩极分化，大多数农民陷入贫穷，所得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旧社会的牛马，从而坚决否决了分田单干）。
小岗村从此被媒体宣传为“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被誉为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名气响彻全国，络绎不绝的村庄去小岗学习“先进经验”。
1993年，当年“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到中南海向万里会报，说小岗村年人均收入为800元（国家统计局1993年全国人民收入为921元），直至2003年，小岗村的年人均收入还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安徽省统计局显示，2003年安徽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10581，凤阳县人均gdp为4859元，俩个数据做个参考）。
小岗村的自然环境基本未变，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毕竟没有几个村民能到北京受到升官的副总理万里接见），收入却从凤头落到了鸡脚，又成了“吊车尾”的村。
是否是小岗村年轻人不好好干，偷懒耍滑，丢掉了父辈身上深藏的巨大生产力？或者是小岗村村民偷瞒不报，其实背地里早就是人人过亿的大富豪？这个问题值得中国科学家们重视和研究，事关解开人类通往世界大同的钥匙。
这么出名的一面旗帜，改革者当然不会让它轻易倒下，物色一位精力旺盛、有能力、有责任的领导，去带领小岗村富裕，沈浩同志这时候登场了。
沈浩，大学时就是全校唯一的“省级三好学生”，毕业后进入安徽财政厅担任主任科员等职。2004年2月沈浩担任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位。以下是他当任村委会主任期间的部分日记内容。
2004年2月22日沈浩在日记里写道：
“昨天，被同学接到县城吃饭，在座的有公、检、法、税务、团委等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大家对我到凤阳表示欢迎，吃饭间谈得最多的是小岗和小岗人。多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想让我对小岗能多一点了解。所谈的都是小岗和少数小岗人的缺点，埋愿我怎么会到小岗，去哪里都比到小岗强，小岗太难搞了，是搞不好的，更不要说出成绩了，不出问题就好了。”
周围同志和领导对他不理解，认为他本该在省财政厅任职，有更好的前程，去了小岗村实在是没前途，沈浩还是毅然赴任，去践行自己的理想。
2004年4月8日的沈浩这么写道：
“那么按当前形势，靠一家一户种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么办？那就需要创新，需要第二次革命，这也符合与时俱进的思想——实行股田制，户户参股，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有限的土地创造尽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岗能否来一次第二次革命——实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户的经营权收回，根据劳动力的素质和自愿情况把全村的劳动力分成种粮队、蔬菜队、设施农业队 、旅游
队、物业队……(年终合作社)按分配制度，统一分配，户户共享股红。”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和总结，此时沈浩开始意识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有希望，小岗村的希望在于联合，在于集体化。
沈浩在2004年8月28写道：
“小岗村二十多年来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正气压不住邪气！公有资产无端被占有（公房、推土机、电脑等），村民的池塘被村霸在个别领导干部的支持下，强行养鱼，不让浇田，破坏农业生产，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看！小岗村的邪气到了何等地步！”
“可恼的是小岗人‘分’的意识太强，即使为他们好，要想顺利实施却非常困难。面对这一矛盾该如何处理呢？”
历经4个月的艰难曲折，沈浩频频受到打击，他认为小岗村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私心太重，村民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艰难的环境没有打倒沈浩，他继续寻找出路。
2006年3月，沈浩找到了方向，他为了提高和统一干部思想，带领全村干部到大寨、红旗渠、华西村、南街村等以集体化出名的村庄参观学习。经过一路“考查”，沈浩在南街村参观留言薄上执地有声地写下10个大字：“学习南街村，重走集体路”。
沈浩开始组织小岗村村民，把土地从一家一户中收回，重走集体化经营。
沈浩多方争取资金，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新建改建住房108套，绝大多数农民住上了两层以上的庭院式楼房。沈浩在小岗村的6年时间，为了小岗村的发展，奔波多地招商引资，累计引进投资近30亿元。
2006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三年届满，村民强烈要求把沈浩留下来，起草挽留信，并组织98个人按了红手印，派了十个代表，送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
2008年12月，沈浩第二个任期就要结束。小岗村民，再次按下186个红手印。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对他说：“沈书记，现在三年又到期了，我们还想留你再干三年。”沈浩笑着说：“我不走了，永远在小岗干了。”
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于小岗村租住的房子内，年仅45岁。
2009年11月，应小岗村村民第三次按下红手印强烈请求，政府将沈浩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
2018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重要新闻，题为《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人人分红纪实》，里面说小岗村第一次实现了集体经济分红。
小岗村前三十年靠着毛主席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救济，改革开放后是靠着合资入股的资本主义集体化生产方式得到分红，可名气却是靠着分田单干打响全国，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一方面，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神话还在主流媒体上一遍又一遍的上演，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报道着小岗村重走集体化的事实，俩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服务于市场经济。分田单干是为全国走市场经济铺垫，村民按资入股走所谓集体化是为了发展壮大市场经济。
历史证明，背离客观事物的发展，往往被碰的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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