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乘坐专列抵达武昌火车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其在月台散步。邓小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理论横空出世，该理论有三条核心：
一是“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二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还得再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三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
“不争论”，把国人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唤醒，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并迈上快车道。
“不争论”是有严格的条件和特定的适用范围：无关紧要的、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无谓的争执、不触及底线的问题，不触及根本的、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的、追名逐利的、争权夺位的事情，显而易见的具体事例和情境等等。
“不争论”，并非是闭口不谈，而是要摒弃“空想清谈式”争论，而是在正确的方向、路线、方针确定以后，杜绝纸上谈兵，撸起袖子、脚踏实地的奋斗、扎扎实实的工作。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真理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对于涉及原则和底线的问题上，不能“不争论”；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不能“不争论”；涉及个人责、权、利界定的，不能“不争论”；涉及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时，不能“不争论”；涉及科学真理和事实问题时，不能“不争论”；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综合安全，以及企图改旗易帜、走邪路时，不能“不争论”；涉及私有制泛滥、化公为私、国有资产和国家控制权严重流失问题，不能“不争论”；涉及举旗定向、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控制权丧失问题，不能“不争论”；涉及国家统一与分裂、国际关系和国家核心利益时，不能“不争论”。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以“不争论”取缔宪法曾经赋予公民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隐患很严重：“联想”事件、“毒教材、毒插画”事件、“莫言事件”、公知鼓吹“执政党告别革命、全面私有化”等重大事件中，广大人民群众人言微轻、抗争无力无效无果。
“不争论”，不能成为明知道自己无知，却又极力掩饰的借口；不能成为唯我独尊、金口玉言、搞“双标”——有利于自己的就允许争论，不利于自己的就不允许争论的借口；不能成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借口；不能成为巩固自己权力、排除异己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压制民主、不许妄议、、禁言封嘴、搞“一言堂”的借口。
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谈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来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别忘了老祖宗“磨刀不误砍柴功”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我党我军一直就有开“诸葛亮会”的好传统。方向搞错了，还“不争论”，越积极越努力越勤奋就越背离正确目标，就越容易蹈盲人骑下马--夜半临深池的颠覆性灾难。
把“不争论”归结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你说不清楚，不等于谁都说不清楚?!站在权力之巅，这些重大问题都说不清楚，还“不争论”，很容易亡党亡国，东欧巨变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就是个惨痛的教训。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公有制、私有制，这些重大问题都搞不清楚，又谈何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又如何能保证设计出来的东西不走偏、走歪、走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真正的社会主义成分和人民性究竟有几许？
谁最怕争议和被质疑？！一是过去做了坏事，怕人提及；二是正在做坏事，怕人们批评；三是准备干坏事，怕人揭露。
一代伟人谆谆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不争论”，又怎么能对“任何事情”问个为什么？“不争论”，又怎么会得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结论？
自信，就不会害怕争论！害怕争论，又如何能做到“四个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