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9日下午4点，教员返回到停在九里山机场专用线上的专列，尚有余兴，他连连说：“今天大开眼界，受益匪浅。”许世友等人说：“我们陪同主席，听了一堂难得的历史课，长了很多知识。” 教员说：“刘邦在这里战胜了项羽，我们在这里战胜了蒋介石。我们不能学习楚霸王，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要牢记自己的经验教训。”他对当地领导表示感谢，还应邀为他们题了词，说希望他们把工作搞得更好。尔后，他又与许世友、江渭清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临走时，教员告诉王士英厅长说：“下站到兰封，请你通知河南同志。” 5 点零5分，专列离开了古城徐州。教员去看望了滕代远，询问了他的病情，又说：“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外出视察工作，你就不要再陪行了，派一个副手来就行了。”专列直奔河南，停在了黄泛区简陋偏僻的兰封车站的一个岔道上，这里是兰封支线。
10 月30日清晨，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了过来。一夜未睡的教员穿着风衣，下了专列，众人也陆续跟了下来。大家站在小车站的岔道上，可以听到从远处的村庄里传来的报晓鸡鸣。河南省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和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早已迎候在车站上。
张玺，职业革命家，原名王常珍，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1949年6月，他出任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1956年患鼻咽癌，坚持工作；1959年病逝。
教员和张玺、吴芝圃、王化云、陈再道一一握手，他问起陈再道的家乡、出身和经历，陈再道一一作了回答。教员听了高兴地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在战争年代你是一员战将。现在你们既要做好军区的工作，又要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深秋的清晨，冷空气迎面扑来，教员一行人沐浴着晨曦，踏着朝露，向着一个村庄走去。村头的打谷场上，站着两个像父子模样的农民，长者约莫50来岁，年轻的有30来岁，都是中等身材。他们肩上披着黑色粗布小棉袄，穿着夹布裤子，裤脚用黑色的带子捆绑在脚腕处，双手交叉抱着双肘。这两位农民半张着厚实的嘴唇，以微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群不速之客。教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向他俩打招呼，与他们一一握手，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喽。”青年农民环顾了一下谷草堆，憨厚而高兴地回答着。年长的农民补充说：“这里的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收成不行，不怎的。” 教员半侧着头，看着比他矮的农民，又问：“够吃吗？” “解放后，庄稼人的生产积极性高了，都为自己种地，精耕细作，够吃。”年轻的农民这样回答。年长的农民吸着旱烟，在旁边点了点头。教员说：“要改造盐碱低洼地，就能提高粮食产量。” “能行？”年长的农民很有兴趣地问。教员肯定地说：“能行！你们可以挖沟，疏通河流，翻淤压碱，可以植树，造林固沙，排灌。当然，这些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再大一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工程。”
告别了两个农民，教员顺着一条小路向西继续走去。在不远的一个小山沟的北山坡上，有几处农舍。教员来到小山坡下，由省里陪同的领导做向导，向上爬去。李银桥、孙勇急忙加快两步，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扶着教员，爬上了土坡。土坡上面是一块平地，北边有一排房子，用土墙分成数家，毛泽东随着省领导走进西侧中间的一家。这一家是两间房子，门上挂着有补丁的棉布帘。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主人在盛着玉米棒子的柳条笸箩里脱着玉米粒子，哗啦哗啦的声音像小曲一样，从笸箩里传出来。省领导将一条唯一可坐的长板凳搬到女主人的斜对面，请教员坐下来。教员缓缓地坐在了凳子上，背对着门口，弯曲着上身，面对着低着头脱玉米粒的老太太问：“你家里其他人哩？” “儿子当兵去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头顶对着毛泽东，手里不停地搓着玉米棒子。“还有什么人哪？”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 “打的粮食够吃吗？” “打的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啊！” 教员同情地应了一声。这家的女主人并不知道对面的客人是教员，她一直埋着头，做她的营生，从没有抬过一次头，看一看和她交谈的人是谁。“我们要走啦。” 教员离开了长凳，伸直了腰，站了起来，向女主人告别。“你们要走啦，不喝点水呀？”女主人用农村中的客套话应酬着，她仍然坐在矮凳子上未动地方。“不喝啦。” 教员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户外，顺原路返回。
刚一下坡，迎面走来一位花白胡须的老农，约莫60多岁，粗壮的身体，穿着一身夹布上衣，腰间束一条粗粗的黑色褡包，夹衣外面披着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见到教员一行人，客气地说：“要走啦，到家去坐一坐吧！” “赶集回来啦，刚从你家出来！”省领导打着招呼，又把脸转向教员说：“这位是那家老太太的老伴。” 教员刚走到下坡的当儿，后面突然传来那老年妇女的声音：“毛主席呀，您来啦！” 教员扭头一看，只见那位老太太，已经站在了土坡的边上，笑眯眯地半张着少了几颗牙齿的嘴。她可能是刚从回到家里的老伴嘴里，猜测到是教员来到家里了。教员脸上露出了笑容，在李银桥、孙勇两位副卫士长的搀扶下，举起右手，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向她表示致意。老太太看清楚了教员那高举的右手，又高声问道：“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教员和他周围的人都被问笑了。罗瑞卿笑着说：“嗨，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
教员路过一个小学校时，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位曾经立志当老师的国家主席被吸引住了。他走到教室的窗前，认真地听了一下女教师的朗读，微笑了，评价说：“教得好！”女教师急忙跑出教室，追上张木奇说：“同学们看到毛主席了，我想见一下毛主席行吗？”张木奇不敢做主，便婉言谢绝了。
教员一行人回到专列上，用了早餐。河南省委的张玺、吴芝圃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来见教员。王化云准备向教员汇报治理黄河的情况。教员不熟悉王化云，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王化云说：“我叫王化云。变化的化，云彩的云。” 教员微笑着说：“雨水多了，化云就开晴，逢到干旱，化云就下雨。我看咱们中国有了你，老百姓吃饭可以不发愁了。”众人闻言皆笑。教员说：“走，咱们去看黄河，且看且说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黄河南岸的东坝头堤段。吴芝圃介绍说：“这东坝头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叫铜瓦厢。” 教员看到东坝头的防汛人员，正在检查、修整堤坝，就问王化云：“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王化云回答说：“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这些埽坝很不坚固，现在都改成了石坝。”教员问：“黄河6年内没有决口泛滥，今后再继续把大坝和埽坝修好，黄河是否会决口呢？”王化云说：“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教员笑着说：“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埽坝挡不住。”说话间，众人来到了杨庄险工地段，教员指着手持钢棍的技术人员，问王化云：“他们这是在干什么？”王化云立即用手招来一位工程师，说：“请你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你们是在干什么。”工程师兴奋地说：“毛主席，我们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黄汛时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洪水灌进鼠洞，就会顺着洞穴流向鼠洞的另一个开口，假如另一个洞口开在堤坝的外侧，洪水便会迅速地流向堤坝的背河道的一面，因为洪水的压力很大，加上堤土遇到水时就会软化，易被冲掉，鼠洞就在洪水的冲击下迅速地扩大、崩塌，而导致决堤。”教员听了，感叹道：“千里之堤，溃于一穴。”说罢，又问工程师：“怎么个检查法呢？”工程师向一位距离近的技术人员招了一下手，那位技术人员小跑过来，工程师接过他手里的钢棍，在教员的脚前，一边做动作，一边解释说：“我们用双手错开，持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为了增强冲力，再往深部刺去，这样反复地向下刺去，如果遇到鼠洞，双手就会感到无抵抗的刺空感，就可以断定有鼠洞了。” 教员又问：“发现鼠洞之后，又怎么办呢？” “如果发现鼠洞，就将钢棍刺入的小孔扩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浇灌进去，使其充满鼠洞。老鼠如果来不及逃走，就会被水泥固铸在洞内。这样一来，既堵了鼠洞，又杀死了老鼠，加固了堤坝。” 教员听了，脸上泛起了赞许的微笑，他说：“好，我来试试。”说着，他兴致勃勃地把袖口稍微卷了一下，从工程师手中接过钢棍，刺入地下，不到两分钟，已经刺入地下1米多深。他的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称赞说：“可以，是个好办法，简单易行。”工程师也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的防汛人员，常常来到我们这里取经哩。” 教员说：“很好，谢谢你啦。”他握别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望去，用手一指对岸，侧头问王化云：“那是什么地方？”王化云说：“那是西坝头。” 教员问：“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就是在这里决口的？”王化云肯定地说：“就在这东坝头。”
教员回到专列上，告诉汪东兴说：“开车，继续向西，去开封。”于是，专列离开了兰封车站，向西驰去。
众人用过午饭，罗瑞卿劝教员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儿吧。” 教员没有应声，正在思考着水利的事，他突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可能是他首次想到了南水北调的问题。少顷，他又对王化云说：“上午在东坝头收获不小，但这里看不出悬河，我想找个地方看看悬河，在哪个地方比较好？”王化云说：“在柳园口比较好。东坝头因决口，河道冲深了，所以悬河不明显。” 教员问：“那里的悬河能高出地面多少米？” “3 到5米。封丘曹冈险段，高出8到9米。开封城内地面比黄河低5到6米，如果来洪水相差更大。” “那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罗瑞卿再次劝教员休息一会儿，教员摆摆手，意思是你们休息吧。他对黄河的事兴趣正浓，高兴地对王化云说：“‘黄河’，你是好人啊！你为治黄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你能为办好黄河的事，继续努力工作。”
教员戏称王化云为“黄河”，可见他对这位治黄专家是非常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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