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2024年9月22日）
本文的论述基于以下两篇美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产业政策上的中西方比较
《参考消息》2024年5月29日第13版转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5月27日文章，题：“中国如何在产业政策上遥遥领先（作者：帕特里西娅·科恩、基思·布拉德舍）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石油短缺或气候的担忧促使各国政府投资替代能源。
“20世纪70年代，吉米·卡特总统在白宫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他致力于开发太阳能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创性地为安装光伏板的房主提供补贴。
“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支持规模和力度能与中国相比。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制造业的投资中占据85%的份额。
“现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富裕国家正忙着赶上来。它们希望纠正过去在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并从中国的成功中获取经验。它们正斥巨资补贴本土企业，同时也在设法阻止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它们取得了适度进展。国际能源署说，中国去年在新清洁能源工厂投资中所占份额下降到75%。
“然而，西方面临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主导地位是由几十年来的经验所支撑的，这种经验就是调动所有手段，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展开激烈竞争。
“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方面无可匹敌的产量建立在较早前对化工、钢铁、电池和电子行业的培育，以及对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的大笔投资之上。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7%用于产业支持，这一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国家。
“随着富裕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转向绿色科技，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帮助中国如今能够向竞争对手大量提供低成本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例如，中国现在控制着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各个环节80%以上的生产。
“研究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威斯康星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格雷戈里·内梅特说：‘像中国那样做大，会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
“通过部分地采用中国培育产业的策略，拜登总统和欧洲领导人决心发展本国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和电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
“拜登曾经的助手、现任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经济与社会计划负责人的珍妮弗·哈里斯说，中国在主导全球关键制造行业上的成功，显示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潜力和力量。
“西方接受产业政策的做法与美国及其盟友此前所倡导的开放市场和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推出的政策大多被废除。就连卡特政府时期安装在白宫的太阳能电池板也被拆除。除了某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外，美国曾经采取的观点是，不受约束的市场总是最了解供需。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更广泛的产业政策和协调一致的战略。他说；‘就连民主党人也不敢让政府起更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会带来长期后果的巨大错误。’
“在一些专家看来，美国和欧洲有关中国不公平竞争的抱怨是它们本国政府失败的表现。”
欧洲效仿美国“新增长模式”
《参考消息》2024年9月19日第6版转载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6日文章，题：“欧洲为何拥抱美国新增长模式？（作者 乔恩·辛德雷乌）
“上周，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发表了关于如何阻止经济停滞的报告，对欧盟政坛产生震动。德拉吉因在2012年拯救欧元区而受赞誉，外界对他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
“该报告的要点是‘欧洲应致力于在生产率增长和创新方面向美国这个榜样靠拢’。报告强调，过去50年间，欧洲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估值超过1千亿欧元（约合1110亿美元）。而在美国，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字母表’公司和元宇宙平台公司的估值都超过了1万亿美元。
“但向美国靠拢意味着什么？德拉吉强调了科技行业的重要性，称过去20年间美国生产力的优异表现几乎都要归功于科技行业。他认为，‘欧洲不能再停留在’旧产业上。
“为什么美国的生产力更高？这是一个老问题。192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美籍讲席教授阿林·杨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一次演讲中，他否认这种差距与美国企业经营得更好有关。他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生产方式在美国是经济的、有利可图的，而在其它地方却可能无利可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最复杂的工业在那里萌芽。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企业只有在有意义的增长领域开展业务，才会进行提高生产力的大规模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非建设投资率方面与美国存在差距：近年来，欧洲在研究方面支出最多的三家公司一直是汽油车制造公司。相比之下，美国在本世纪最初十年的研发支出大户在汽车和制药领域，10年代在软件和硬件领域，最近则在数字应用领域。
“但各国并不能轻易进入这些更为复杂的行业，因为规模收益递增会对任何创业挑战者形成天然屏障。
“事实上，当今世界‘企业赢者通吃’、根深蒂固的贸易失衡以及少数大都市地区的集聚现象，都无法完全用比较优势来解释，甚至无法用汇率失调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来解释。
“回看任何试图在经济上迎头赶上的国家的历史：尽管美国具有自由放任的特点，但在19世纪追赶英国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热衷于工业保护主义。较近的成功案例，如日本和韩国，严重依赖受青睐的行业和出口市场。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曾是多边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直到最近，它仍有足够的动力这样做。
“但随着中国成为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开始改变主意。
“美国的应对措施首先是特朗普的关税，然后是拜登总统的《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案》，这些法案向国内半导体、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产业注入了联邦资金。它们带来了制造业建设的繁荣。
“但欧盟却未能做出同等程度的反应，这应归咎于治理结构分裂、德国在俄罗斯的社团主义利益，以及对自身自由市场宣传的深信不疑。
“德拉吉的终极技术官僚形象使他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同时避免转向具有破坏性的保护主义。为此，在这份长达400页的报告中，德拉吉提出了一项贸易政策，该政策基于对如何提高生产率的‘个案分析’，以及一项基于选择行业而非特定赢家的产业战略。
“在半导体方面，报告将欧洲的汽车和网络设备等优势产业的代工厂列为补贴对象。在太空经济方面，它提倡有针对性的优惠原则，以扩大国内企业的规模。在太阳能技术方面，它建议对部分国家的贸易行为和产能过剩进行反击，但也警告说，过于严厉的报复可能会危及欧盟在风能技术方面的贸易顺差。
“这是有先例的：20世纪90年代初，空中客车公司是一家亏损的欧洲各国合资企业。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有的放矢的商业战略，如今它已成为世界顶级飞机制造商。
“20世纪末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宣扬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如今，成为‘美国队’意味着有针对性的保护主义和大力补贴高科技行业。”
上引的第一篇文章直接谈论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如何成功。第二篇文章中所说的“美国新增长模式”，实际上也严重依赖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而在实行成功的产业政策上，中国才是真正的领先者。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政府使用其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包括保护关税来推动发展本国的某些具体产业。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任何产业政策都是罪大恶极的国家干预行为。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教条更是将产业政策打入严禁的行列。而在实际上，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程，都少不了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护航；中国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直靠成功的产业政策推进。
我早些年在我的微博中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最重要的成功传统之一，就是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系统的政策以发展各种重要的产业。为建成先进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而系统地实行工业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最主要的产业政策。最近四十年来欧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传播，削弱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重大的隐患。连我的那些称颂产业政策的微博也成了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仇恨的目标，被他们策动封杀。但是中国人民深知正确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以卓绝的努力保留和发展了最重要的产业政策。熟知中国经济政策的人，特别是中国前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的局中人都知道，最近几十年中国实行了多少产业政策——如系统地发展“中国制造”的规划、发展信息产业的一贯努力、高铁的系统建设、对光伏产业的重点扶持。正是这花样繁多的产业政策，造成了今日中国制造的强势，造就了强大的中国经济。
正是惯于实行产业政策的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急速壮大，引起了美国和老欧洲的恐慌。美国首先改变了其20世纪下半期到处推销的自由贸易政策，由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其后执政的拜登也以一系列法案大力推行起美国自己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现在德拉吉的报告，应当是发出了欧洲大力推行产业政策的信号。正像前边转载的那两篇文章所指出的，欧洲追随美国转向推行产业政策，标志着肆虐了几十年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我要补充说的是，在这波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产业政策浪潮中，中国是真正的带头者。只不过中国也曾经没有足够强力地推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以致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半导体产业等高端制造业上还过于落后。这是中国今后应当在产业政策的竞赛中加紧补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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