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之后，于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工人运动以租界为依托力求发展的局面终止了，孤岛时期的地下工作结束。面对日本法西斯对共产党的监督、控制和捕杀，上海地下党没有萎缩、消失，而是像一颗钉子一样站稳脚跟，依托公共事业部门，发展组织和开展斗争。
一、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拆解轻工业，扩充军事工业，造成工人大批失业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大量劫掠租界区的物资，全部控制了租界的英、美企业及较大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以后，立即把它在东北、华北等地先后施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于全上海。它根据战争的需要，改组了上海工业，扩充了军事工业及与军事有关的企业，紧缩了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许多轻工业工厂的机器设备，被拆卸转移到军事工厂中去，或被当做废铁用去炼钢。
从1940年起，上海租界的“经济繁荣”已经开始失去那种表面上沸腾滚热的势头了。经济萧条的暗潮，早就悄悄地叩打着黄浦滩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全被割断。日本侵略者竭泽而渔的搜刮，无所不包的统制和一面倒的生产军事化，一下子把上海的工业投人了严重的危机中。其直接结果就是工厂大批倒闭或减产，工人大批失业。
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42年5月，公共租界西区的工厂，总数为2166家，所雇工人109454名。到年终，仅余工厂1082家，工人45135名。就是说，厂数减少了44.2％，工人减少了58.8％。另据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根据日人所公布的工业用电量推测，到1942年年终，上海及附近地区的工业生产，仅及战前的1/2。1943年及以后，更继续下降。以上海的主要产业棉纺织业为例：由于原棉减少，从1940年起，日商纱厂就已经部分停工（从15％到50％）；华商纱厂从1941年起，普遍减工50％～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紧缩了纺织工业的生产，纱厂关闭了差不多1/2。1943年10月，余下的日商纱厂，开工率又降低到只有11％。华商纱厂的开工率更只有3％。
工厂停闭减产所带来的工人失业，从来没有精确的统计。以1942年工业生产减少一半来推测，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当不会少于30万。这些被抛到街头上的失业者，连抗战初期那种“难民收容所”式的救济也得不到。饥饿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敌人为他们设置的陷阱——到冲绳岛或东北去做苦工。这种等于向死亡进军的苦役，其悲惨情况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在业工人早己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失业大军的存在及其处境的绝望，更为日本侵略者向在业工人进攻提供了条件。工人的工资被冻结在最低水准，而伪钞猛跌，物价飞涨，使得工人的实际收人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调查，日商大康纱厂的普通工人，1942年11月份的工资额（包括基本工资、生活津贴及米贴等）为伪中储券150元8角，按市价可买米一斗（32市斤），折合战前物价，还不到法币2元。因此，许多工人及其家属，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除生产者本人可以吃饭外，家庭其他成员只能吃粥，或日仅一餐。山芋、麦麸、珍珠米等，成了劳动人民饭桌上的珍品。很多工人在一天劳动之余，还要拖着疲劳不堪的双腿去拉黄包车，或承包零活，以增加收人。有些人甚至冒被日军射杀的危险，越过封锁线去“跑单帮”。
二、日本特务嗜血成性，四处捕杀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分子，甚至画地为牢进行盘查
上海租界布满了日本的宪兵和特务，其中有专事破坏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特高检事”。这些嗜血成性的特务，到处“突击”、“调查”，找寻打击目标。日本采用最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手段，在上海还采取一种“局部封锁”的办法：把任何要搜索的地点，由日本宪兵突然包围起来，画地为牢，在室内的不许外出，在街头的伫立原地不准走动，以等候盘查。有的街道居民，因封锁过久，竟致饥饿而死。这种情况，连被占领以前的公共租界也不能幸免。1940年11月30日，一名日本宪兵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遭到一个持枪的中国人的袭击。日本宪兵队立即把大西路及愚园路区封锁。通至封锁区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之一段）及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则以铁丝网阻隔。“居民之欲进出该区者，均大感困难。食物之供给，亦受障碍。英商经营之公共汽车与上海电车公司之无轨电车，咸被禁止在该区内行驶。”经过租界当局与日本总领事多方交涉，直到12月14日，“封锁始告解除”。一名日本宪兵被袭击，便引起为时半月的封锁，侵略者的淫威，于此可见一斑。
三、地下党观察到公共事业部是不可或缺的，党员都转移到公共事业当中
在这严重的时刻，上海的工人运动采取了退却方针，工运组织更加紧缩，领导机关和一些已经暴露或活动比较引人注意的干部，都撤退到根据地或转移到其他城市。只保留最必要的力量，深人到日占和日商的重要企业和事业部门坚持斗争。
上海的工运工作者出色地贯彻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首先，他们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做法，把工作重点从那些厂子大、工人集中的产业（如纺织业）转移到公用事业中来。这样的工作重点转移，充分估计到了长期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而不被敌人破坏这个根本要求。因为这些公用事业是维持城市生活所必需，即使其他产业完全停产、关闭，这些事业也必须照常运转。因此，只要在公用事业中建立起强有力的核心，工运工作就等于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不致因工厂停产、工人失业而招致组织的瓦解和工作的中断。其次，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和有节制的斗争，加强和职工群众的联系，使革命工运工作深深扎根到群众之中，由此来保存已有的力量，逐步生长新的力量。正如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在1941年4月所发出的《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指示》中说的那样：在敌占城市中的党组织，在实行“荫蔽精干”政策时，“不是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起来，而是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深化社会掩护，真正地埋藏于广大群众中。”本此方针，他们尽量减少有组织形式的群众性活动，而加强了重点团结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每个共产党员和工运工作者，都力求熟悉和精通本行的业务，“勤学、勤业、勤交友”，力求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站住脚跟，并深深地“埋”下去，以减少失业威胁和生活的动荡，保持革命组织力量的稳定。在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完全以个人为核心，通过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和群众交往。他们处处以熟悉业务勤于职守、克己待人、忠实可靠的朋友的身份，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由此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下引女工范小凤（冯勇）的事例，可以作为这方面情形的一个代表。
四、三勤三化的典型案例：纱厂地下党范小凤
“勤学、勤业、交朋友”是这一时期党在敌占区工作的总方针——“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具体化，是针对当时上海的恶劣环境的具体措施。上海全面沦陷后，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上海的战略物资，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而倒闭、停产，经济萧条时上海产业工人人数只剩下15万人。这时能在工厂站稳脚跟，生存下来的工人，绝大多数是技术过硬、业务能力较强、政治色彩不浓的老工人和生产商的骨干。因此，工厂系统的党员，要在工厂中生存下去，巩固和积蓄力量，就必须努力学习文化、技术，埋头苦干，以自己精湛的技术水平、勤于职守的工作态度，在工厂中站稳脚跟，以便继续开展群众工作。要在工厂生存下去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还要有群众作掩护。这又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党群关系，以适合群众要求的方式方法，点点滴滴地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建立感情，树立威信，把党组织深深地隐蔽在群众之中，巩固和积蓄党的力量。为此，地下党组织布置一批具有一技之长的党员，通过考试等方式进入要害部门，开辟工作据点。其中范小凤的工作成绩较为突出。
范小凤，1932年进入怡和纱厂当童工，后在申新、同兴纱厂做工。1938年入党，曾担任同兴纱厂党支部书记，租界沦陷前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学习。1943年，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副部长刘长胜派他回沪打入日商纱厂，开展群众工作。她回沪后听说内外棉一、二厂招工，立即前去应考。由于她原来是熟练工人，结果以开车、接头、拆坏布三项成绩优异考入了内外棉一厂，并争到了布机档车工的最高一级工资。
范小凤原名冯勇。为了便于工作，她寄居在靠近工厂的梅芳里一个名叫范立芳的小姐妹家中，并改名为范爱芳。大家称呼她“小范”，日子一久，又以“小范”的谐音叫她范小凤。进厂后，范小凤非常卖力地工作，即使接连几天发高烧也不休息，因此取得厂方的信任，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范小凤广泛地结交小姐妹，见到年龄大些的叫阿姨、阿姐，见到年龄小些的就叫阿妹，常主动地帮助周围的工人拿开水绞毛巾，经常到小姐妹家帮助做家务，谁家有了困难，她就主动去帮助，得到群众的好评，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她还注意观察周围拿摩温的政治态度，寻找可以团结争取的对象。当她发现管自己这排车的拿摩温张小妹为人较好时，就主动靠拢她，经常帮助她抄考勤工号，加上她挡车技术熟练，工作又卖力，很快就取得了张小妹的信任，提拔她当了帮拆工（专门巡回帮拆坏布不用固定挡车）。这种工作活动范围较大，可以广泛接触工人，对开展工作很有利。范小凤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广交朋友，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并与厂里因故脱党的3名党员接上了关系。后来工委又先后派了几名党员考进该厂，范小凤就与这些党员一起，重建了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要求每个党员交10个知心朋友，要求他们经常到小姐妹家中帮助做家务、抱小孩、洗衣服，从中点点滴滴地做群众工作。党支部针对纱厂女工生活特别困难的特点，发动工人组织经济互助会，如雨伞会、套鞋会等，每会10人，会员每人轮流挤出少量钱，集中帮助一个人购买一件生活用品。党员还在工友的切身利益问题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们。党员杭惠兰曾帮助好几个小姐妹物色到可靠忠厚的爱人，使这些青年女工感激不已。党支部还不失时机地领导工人开展一些隐蔽的经济斗争，打击欺压工人过甚的拿摩温，通过这些活动，党支部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感情，树立起威信，培养和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党支部的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该厂的中共党员发展到20人左右。
五、上海地下党贯彻正确路线，使用“无头斗争”方式，领导一系列工人斗争取得胜利
上海工人运动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前面，组织了有秩序的退却。工运组织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巩固了已有的阵地，并且继续保持着同工人群众的联系，领导着群众的斗争。而且在敌人进攻最为猖獗的1942年，上海工人仍然为维护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坚持了斗争。市政企业的电力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英商电车与法商电车厂，以及华中公共汽车公司等单位的工人们，都发动过规模较大的斗争。邮局、卷烟厂和不少纱厂、绸厂的工人，也发生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当然，自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以后，工人的斗争总的说来是显著减少了。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42年度，租界地区的“劳资争议”仅93起，全部是经济斗争。计：有关工资与津贴的纠纷45起，因解雇引起的纠纷25起，因停业引起的20起，其他有关劳动条件的纠纷3起。纠纷涉及的企业共230家，其中华商187家，英商12家，日商以外的其他外商企业共31家，参加的工人10026人。这些纠纷或争议，两天内解决的有8起，2～10天解决的26起。工人斗争之所以没有涉及日商企业，理由是不说自明的。因为日军进占租界以后，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工人对日商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极易受到镇压，不能不采取最审慎的态度。但当工运工作者充分估量了形势，熟悉了占领者向工人进攻的种种手法，及它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以后，像游击战争一样分散的小规模工人斗争，不久就回升了，而且涉及到日本侵略者实行“军事管理”的企业。
在这类斗争中，上海电力公司（简称“上电”）和上海法商水电公司的情形具有代表性。“上电”属于美国资本，它对中国工人采取野蛮的殖民统治，任何工人组织在这里都不允许合法存在。沪战爆发后，“上电”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困难处境大量裁员。工运工作者通过“上电”工人参加救亡团体的渠道进人该厂，在发电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自1939年5月到1940年10月，工人经过几次斗争，取得了增加“津贴”、“米贴”以及按物价指数发放工资的胜利。从1940年春到1941年5月，中共“上电”支部通过组织消费合作团结了大量工人积极分子，在全厂职工中赢得了信誉，并且打破了“上电”资本家不允许中国工人进行组织活动的无理规定，通过合法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电”被日本“军管”。在严格的军事控制下，工人的工资被打折扣，生活水平大为下降。工人在中共“上电”支部的领导下，以怠工和浪费物资来表示反抗。日本管理人员只好答应增发工资，以缓和工人的情绪。为避免遭到镇压，“上电”工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极其注意策略。他们采取“有组织的斗争而无组织的形式”的办法，与敌人周旋。且稍有收获，即行退却。根据这一方针，“上电”工人于1942年夏到1943年中，先后3次举行短暂的罢工。工人们事先经过串联，利用日本管理人员吃午饭的间隙迅速集合，静坐罢工。管理人员仓促间无法查出组织者，又怕僵持过久形成停电事故，便一面胡乱逮捕工人，一面答应增加工资。因为找不出为首分子，工人又坚持不散，被捕工人随即获释。1944年8月间，“上电”职工还以分散交还工作证件（表示辞工）的方式实行变相罢工，迫使日本管理人员同意增加工资。当年8月28日，美军飞机轰炸上海。“上电”被炸，工人1死8伤。工人要求外出躲避，遭到拒绝。以后，每当盟国飞机空袭上海时，工人便齐集厂门口一拥而出，迫使日本管理人员答应了工人躲避空袭的要求，并同意发给空袭补贴及伤亡抚恤金。
“法电”因党的活动恢复较早，组织力量较强，工人斗争开展的规模也较大。1939年9月，1940年7月和9月，1941年3月，“法电”工人曾多次举行罢工和怠工，都取得了胜利或部分胜利。1940年7月罢工历时两个月，除增加工资以外，还争取到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为以后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后，“法电”工人于1942年11月、1943年9月，先后两次采用“无头斗争”的方式，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工人不派代表，不提条件，也不离开车间，只是不做工而纷纷诉说生活困难。直到资方同意增加工资以后，工人才恢复正常工作。1944年2月至1945年上半年，工人还迫使资方“借”给大部分的“退职金”，实际等于增加工资。
1942年底，上海各厂工人几乎普遍发起要求“年赏”或“年终花红”的斗争。进入1943年，工人的经济斗争更此起彼伏，不断地扩大，甚至构成对敌人完成生产任务的威胁。敌驻沪总领事馆曾不安地宣称：“劳动争议事件，自今春以来又见急速增加……不仅上海轻工业要受影响顿挫，即军需工业也大受影响。”
斗争以市政企业为中心而展开，这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促成的。这些企业都是原英、美、法资本家的资产。敌人占领时，需要利用中国职工维持生产，便作了“不降低生活待遇”的诺言。即使是占领者，当它转瞬之间就把自己的“诺言”一脚踢翻时，也处于理亏的地位。所以，工人的要求一一维持原来的生活待遇，甚至能够得到个别日籍职员的同情。敌国技工的严重缺乏，使它没有可能输送更多技工到上海来。战争对上海工业的需要越是迫切，日本侵略者越有必要利用中国工人维持生产。这个矛盾，迫使敌人不能不在某种限度内，谋求用刺刀以外的办法应付工人的要求。工运工作者清醒地估计了这种客观条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使群众斗争严格约束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斗争的目标，几乎全部是零星的就事论事的经济要求，没有任何全面性的条件或口号。斗争方式主要是推动领班、工头向厂方交涉、“请求”。有时也作出某种态势，造成紧张气氛，对厂方形成压力。但引而不发，并不采取直接的行动，即使不得已而罢工或怠工，也没有任何组织形式。而是事先利用各种联系进行串连，针对一时一事，一哄而起，没有什么代表或经常性的首脑人物；稍有收获，又一哄而散，停止斗争。如1942年8月间，前英商电车公司的工人，向厂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条件未获答复，工人当即进行了一刻钟的怠工。负责的日本管理人员出来讲了话，表示可以商量工人立即恢复正常工作。这些斗争是这样的分散和杂乱无章，看来完全像是群众的自发行动。
上海工运领导机关非常注意对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即使环境异常困难，这项工作也没有放松。因为，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下，加以生活的极端困难，纵然是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往往会因敌人的欺骗宣传而感到惶惑、苦闷。倘若不及时地给予鼓舞和教育，就无法巩固人们的胜利信心，坚持对敌斗争。所以，环境越是困难，越有必要对广大职工进行普遍、深人的宣传教育工作。
六、到抗战末期，上海地下党重新掀起工人运动高潮
尽管日本侵略者的特务活动和恐怖政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直到抗战胜利，上海的工运组织始终没有遭到大的破坏。错落起伏的群众斗争，成了掩护工人运动退却的散兵线。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败局己定，抗战胜利日益临近的时候，规模较大的斗争也渐趋恢复。1944年5～8月，上海邮局工人曾连续怠工；同年6月上旬，自来水厂工人的罢工，使全市停止供水4小时；从6月22日开始历时7天的电车司机罢工，几乎使全市的电车交通陷人瘫痪。
正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地下党员，上海工运领导机关便能够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在一些日商工厂中，建立起共产党的细胞组织，默默地对工人进行工作。“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群众工作，密切了党群关系，发展了党的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由于一批工厂关门和组织暴露，一批党员撤退到根据地，上海工厂系统党员一度减少到500多人。经过此后几年的坚持、巩固和发展，到日本投降前夕，已有近800名党员。从全市来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地下党员已发展到2000多人，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并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又联系了二三十万群众，为此后的解放战争积蓄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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