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1.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作者一样对身边的人进行调查报告，不需要学习统计分析，不需要大量的采访或者专门开一个调查会，只需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就可以了。
2.个体户也是我们需要团结的对象，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个体经营户进行广泛的调研后，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争取他们。同时，对于个体户尤其是流动摊贩的调研往往是相对简单的，这也有助于初步培养我们的实践经验。
3.笔者在当地的火车站附近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对象是某三线城市当地车站东西两侧以售卖早餐为主业的流动摊贩。这些流动摊贩加起来有十家，普遍在凌晨五点左右到早上八点半出摊，大部分摊点都是在疫情放开之后重新来到这里出摊。
一、摊点总体情况
当地摊贩出售的食品种类比较齐全，其中半数以上摊贩在同一个地方进货，这些相同的货物包括包子、花卷、肉夹馍等面食，煎饼果子、元宵、炸糕这类油炸食品以及塑料杯封装的粥和豆奶。剩下的两家则是自己携带了液化气罐和火炉，一家制作粉面，一家制作肠粉。但是没有看到售卖羊肉汤、豆腐脑、油条这些早餐的，估计是保质期短或者不好携带。冬季天气相当寒冷，这些摊点已经制作好的食品通常放在由蜂窝煤供热的炉子上保温，炒粉肠粉这类食品则是现做，这些现做的食品价格都在5元上下，批发的矿泉水和饮料较少，是加价5角出售。
二、摊点和收入情况
笔者最先采访的两位摊主是一对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夫妇，他们售卖的是现做的粉面。他们的食品和设备都摆放在一辆改装电动三轮车上，相比起其他摊主破旧的人力三轮来说先进不少，还配备了三套折叠桌椅，有顾客就地用餐时，他们会给碗套上一层塑料袋，收拾的时候只要取下来就行。收摊的时候他们带来的各类粉面基本都卖完了，另外剩下了少量的蒸饺和小笼包。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他们还在别的餐馆里有一份更加固定的工作，而早晨在这里摆摊的收益和人流量也明显是这些摊贩中最高的。此日收摊时，女摊主告诉笔者他们已经卖出了八十余份炒粉，每月仅摊点的净利润在五千元左右。
接下来采访的是另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除了早晨在车站附近售卖肠粉，中午和下午也会在菜市场附近售卖。他的三轮车相比起其他摊贩是最小最破旧的，也不太愿意与笔者搭话。当笔者问起收入时，他总是模糊地回答说挣不了多少钱。据笔者的观察，虽然一直都有顾客来买肠粉，但是不比其他摊贩往往有固定的进货商，他从材料到制作都是由自己独自完成。
笔者来到车站的另一边，一位老人推着三轮车正在转移过来，他售卖的是在食品厂订购的面食和油炸食品，在车站从早待到晚，笔者看到他的时候还有大半车没有卖完。他每月的收入是两千元左右，不过并不以此为生，是寄给还在上学的孙女补贴家用。
其他订购货物的摊贩在收摊的时候普遍还剩下了不少货物，他们告诉笔者，虽然放开之后顾客增加了不少，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三、阶级分析
来来往往的顾客扫一扫悬挂的二维码，带走一碗碗小生产做出的早餐，一地的塑料袋昭告十几年的禁塑令毫无成效，就像破旧小区的快递驿站只有自助取件机算是现代化的物件一样，确实有种赛博朋克的美。这些摊贩之间的经济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多数摊贩的货物没有明显差别，他们的收入基本接近，而像第一家售卖粉面的摊贩则收入较高。作为自己剥削自己的个体户，他们还没有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除此之外，这里的卫生条件非常糟糕，很多调料都直接用暴露在空气中的半截塑料瓶装着，食物也基本都是摊贩用手抓进塑料袋。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为了节省可变资本，这些都是首先被压缩的东西。
八点半左右，附近的一个城管（也可能是交警）来到摊点开始驱散摊贩，给摊贩密集的区域拍照，并要求他们在十分钟内离开。摊贩并不情愿就这样被驱赶走，而且在放开后重新摆摊的经历中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他们看着城管在哪个方向，一边假意收着东西一边将已经做好的食品出售给路人。整个过程中城管的态度都相当跋扈，不停地吹口哨并用手指向还没注意到他的摊贩，看到还在售卖早餐的摊贩更是大声呵斥，但是并未直接动手。在驱散摊贩之后，城管点起烟，脚踩在半米高的护栏上，又对着空荡荡的人行道拍照打卡上班。反观摊贩们在城管来之前就向车站附近的清洁工借来了扫把打扫地上的塑料袋和一次性筷子，几家准备了折叠桌椅的摊贩也都配备了垃圾袋收集客人的垃圾。城管作为所谓的执法者，只是颐指气使地呼来喝去，摊贩们却很自觉地把人行道上的垃圾都提前清理干净了。
城管面色红润，穿着毛呢领子的藏青制服，脚穿皮面运动鞋，而摊贩们大多还穿着臃肿的棉衣，为了做菜也不能戴上手套，没有顾客的时候只能把手放在锅炉上烤火取暖，招呼客人时就随便在衣服上蹭两下擦干水汽。这不正是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们两相对比之下的真实写照吗？劳动人民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可是自从市场化改革之后就一批批地被赶下工作岗位，沦落到街边做这些没有保障又利润微薄的工作。统治阶级的生活是美好惬意充满阳光的，而他们和自己后代的明天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