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不否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某种进步性的前提下,首先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利益分配和多种后果等,接着,提出我国若干应对之策,认为较圆满地实现利大于弊必须做到:一是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以应对“海外兵团”的涌入;二是争取对半式双赢,以求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利益均沾;三是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以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竞争环境;四是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对半式双赢;三控型民族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加速发展,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进步性的文献颇多,本文在不否认这类分析的前提下,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中被忽视或淡化的若干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中国应采取的某些主要对策思路。
一、 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理论与现实
(一)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利益者推动的。将制度变迁推展到国际关系中自然可见,当前的全球化制度是由在国际事务上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西方大国组织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它企图把美国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吉登斯,1998)①。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又表明,组织变迁的过程一般是从非正式的组织开始,但它必然会过渡到正式的组织安排;而一旦正式的组织安排形成,必然会产生强制的作用以利规章的实施,因而极易违反一致性原则;在各国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会偏离多数意愿。因此,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上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马丁、舒曼,1998)。这种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控制的全球化进程,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的不公平分配和竞争,并用西方强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模式来统一全世界,实现不发达国家均步发达国家后尘之世界历史发展单线论的主张。
(二)全球化制度充满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因而不可能有全球范围内真正的平等竞争。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是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全球化,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结果正如马丁和舒曼所说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1/5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马丁、舒曼,1998)。
那么,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是否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是否像西方的帕累托福利理论所说的做大蛋糕呢?答案也是不确定的。由于全球化的推动,西方7国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上升到1983～1994年的4.6%;而同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赫尔曼,1999)。马丁和舒曼通过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例子指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马丁、舒曼,1998)。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马丁、舒曼,1998)。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甚至感慨道,全球化这个词不是被看成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贫富差距加速拉大,形成世界新的“中心-边缘”格局
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均收入差距剧增。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30年之后即199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60倍,而1996年则进一步扩大为78倍。2)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下降。过去15年,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减少了,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约1%的速度递减;1998年世界贫困人口又增加了4亿,共达17亿。3)不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也在下降。据《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中低收入国家在世界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8.6%降到1997年的21%;它们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7%降到了25%。4)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屡屡爆发世界性的债务危机。如1996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5)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生活在32个国家中的7亿多人,要把80%的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当粮食歉收时就难以生存。6)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不仅表现在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等提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上,更表现在集中体现贸易条件真正内含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上。根据斯普罗斯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的农产品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每年以2.0%～3.5%左右的速度下降,而它们几乎占了发展中国家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的3/4。因此,他认为,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地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部阶层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
首先,就发达国家来说,1980～1996年美国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5.3%上升到20.3%;而最贫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从34.2%下降到30%(约翰·卡西迪,1998)。因此,尽管1973～1995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了35%,但社会中层人们的实际平均工资率在最近几年还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赫尔曼,1999)。
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实证资料完全可以表明这一点。
(五)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
综观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并与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共同发展与演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了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而日本贸易振兴会推算数为101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数字则显示,从1948～1994年全世界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2/3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目前至少已经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以上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在集团化方面,迄今出现的经济集团有:7国集团、77国集团、24国集团等。
(六)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经济(国家经济)更加凸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经济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民族利益也越发突出。全球化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内含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偏颇性。越来越多的贸易战,日益严重的民族冲突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此,汉斯·摩根索有经典之语,只要世界还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交往的最后语言。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全球化也是一个二律背反: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目前,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而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基辛格语,参见张西山,1998)。拿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全球化导致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和混乱,民族国家依然很重要,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仍然会显得重要(阿里夫·德里克,1998)。
世界经济的民族化倾向有三个层面:一是区域性经济集团在发展。二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三是各区域集团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明显。
(七)知识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日趋加强,教育成为各国较量的重点
生产的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本和知识。从事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的生产力而不是制造和运送产品的人的生产力,才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今天,只有知识和技能才是各种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唯一胜利源泉。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只要各国重视知识的创造,那么在今后的10年或20年内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惊人的‘经济奇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一夜之间会使自己变成飞速增长的经济强国(彼得·德里克,1998)。
那么,获得知识这种资源的来源在哪儿呢?首先在于教育,科技及其制度的优劣是教育的函数。德国的卡尔·梅因茨·巴奎(巴奎,1998)认为,从长期观点来看,只有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结构相配合的时候,才能使劳动力的供给获得保障。日本和韩国高度重视教育是众所周知的,两国教师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位于世界同行的前列,从而在小学至大学均确保了一流人才在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瑟罗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像日本那样良好的教育,像日本人那样勤奋努力,有像日本那样大量的投资,就仍然拥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的长期资源,以确保新的成功。
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应采取的对策思路
1.如何面对“十字军东征”?首先是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
所谓“三控”,就是控股(资本)、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只有实行“三控”的企业才是较完全的民族经济②。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经济安全愈发显得重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程恩富,1998)。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或国民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而民族产业的具体差别标准可以从资本、品牌和技术等多层面加以设定。
从跨国公司产生的后果看,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三控”企业。一方面,外资控股的企业往往将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转移到设有子公司的国家。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垃圾是发达国家造成的,美、英、德、荷、澳等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而且,这些国家每年以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险废物。中国作为一个外资流入大国,也不能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低技术、无品牌的竞争已越来越威胁到民族企业的生存。此外,从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效果来看,通常出现的是“反被外资利用”的现象。
2.什么是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双赢?关键是争取对半式双赢
积极主张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参与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行为。但什么是双赢呢?显然,多数人的所谓的双赢就是大家都有好处,至少不会变得更坏。但是否是同等程度地受利,就不再考虑了。事实上,即使是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从中受益,也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
我们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接轨”,不能只是跟着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和规则走,而是要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的规则,积极谋求本国的利益。我们旗帜鲜明的主张应是对半式双赢,即要努力争取获取同等比例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自己滑落到很可能来临的新一轮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边缘。在全球化的制度形成中,我们要关注制度的定位,要关注本国获得的利益份额。
3.怎样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国际竞争环境?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在面临全球化冲击之时,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为本国的企业争取一个有利的环境,对缺乏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尤其如此。当前,我国政府首先能做并且应该做的是,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是指对外资企业的待遇与本国企业相同。一般来说,各个主权国家为了民族的利益,都对民族产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对所谓的幼稚产业尤其如此。但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能更多的吸收外来资本,反而对外资实行一种较国内资本更有利、更优惠的政策,即“超国民待遇”。迄今为止,中国还在对外资实行这种“超国民待遇”。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的存在,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引起不平等竞争,反而恶化了市场环境,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假合资和被迫合资的现象。简言之,只有尽快取消这种对本国企业不利的超国民待遇,才能更好地为本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竞争环境。
4.什么是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创造知识资源
面对即将“入世”的自由贸易大趋势,我国政府在扶持本国产业的方向和策略上就应有所转变,应主要注重于提高本国的教育和科技。
注释
①美国的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承认,对全球化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阿里夫·德里克,1998)。
②当然这里用的是“较完全”的用语,而不是用“完全”的词语,完全的民族经济应是所有的资本、品牌和技术都是国有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程恩富.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产业安全[J].财经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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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7]彼得·德里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