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张治中在解放前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个是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为了各自政党的利益也时有争执。但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们在长期的革命交往中却结下了真诚而深厚的友谊。这对亦敌亦友的真兄弟，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考验，友谊之花，历久弥新。肝胆相照五十载的革命友谊，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张治中和周恩来初识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1925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岛上创建黄埔军校，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教育长。自此两人开始接触，并一见如故，迅速成为一对真挚的朋友。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又都十分豪爽、健谈，特别是周恩来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干练的作风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让张治中十分钦佩。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他(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识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两人对军校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更为重要的是张治中早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成为他们建立友谊的基础。可以说，两人的友谊正是在黄埔时期埋下了宝贵的种子，并逐渐地开花、结果。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每次给学生讲课时，张治中都去旁听，周恩来讲的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的工人农民运动，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知识，思想也逐渐左倾，与很多国民党左派人物和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都关系密切。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地不断深化，加之对周恩来的信任，张治中正式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治中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自然十分高兴和欢迎，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寻常，应该先向党中央汇报。不久，中共中央回复了张治中的申请，由周恩来向其转达说：“中共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过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听了周恩来的话，张治中沉思了良久说道：“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建国以后，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在交谈中，回忆起这段往事，还颇有感慨地说：“你父亲如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他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张治中虽然没有如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则是更加的佩服和尊重，将其视为知己。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准备在黄埔军校结婚，但经济的拮据与事务的繁忙，使他们决定婚事一切从简。张治中听说以后，认为这样不妥，说：“结婚乃人生大事，不能太简单。”于是，他立即通知军校中的朋友知己，并由自己出钱，操办了两桌酒席。在周恩来的新婚喜宴上，平时很少喝酒的张治中，与知己朋友们尽情地开怀畅饮，并把周恩来灌了个大醉。这件事令周恩来夫妇十分感动，邓颖超每每回忆到这些往事时，都还记忆犹新，说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广东国民政府即宣布北伐。北伐战争刚开始，张治中就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周恩来，认为由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最为合适。但蒋介石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决不会让共产党人掌握武装力量。所以，张治中的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的，但他始终都认为北伐军的统帅部没有周恩来的参加，是革命的一大损失。之后，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到1926年9、10月，先后收复了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转去上海。这使周、张的接触被迫中断了，但张治中一直在惦记和挂念着周恩来。在蒋介石逐渐露出反革命面目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一直担心周恩来安全的张治中就问：“恩来先生现在何处?”在得知周恩来已到了上海后，他弄了旅费给陈赓，并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
患难相济彰显真情
张治中和周恩来的关系因国内的革命战争而中断了十年，两人再次接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战开始。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徐特立担任中共驻长沙办事处代表，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先驻武汉，后撤到长沙。这样张治中同共产党又恢复了联系，他与周恩来这对十年未见的朋友也重逢了。
两人重逢不久，便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两人患难相济，友谊愈加地巩固。1938年，武汉失守后，长沙便成为抗战前线，形势十分紧张，对此蒋介石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11月12日，蒋介石给张治中发去一封触目惊心的密电，指示他如果长沙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不敢怠慢，紧急部署，规定待军队撤到汨罗后再放火，而且要事先拉警报通知百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张治中仍然没有忘记他在长沙城中的老朋友周恩来，当晚的十时整，他给周恩来去电话，请他在十二时以前，必须离开长沙。接到电话的周恩来知道情况紧急，立刻收拾文件，和警卫员一道快速离开了住所。显然，放火一事张治中对所属是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的。但由于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吏闻风而逃，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促间未得命令，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一时间，巨大的火势在整个长沙城四处蔓延，周恩来的住所在他离开还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被熊熊大火包围了……这场大火使长沙这座二千多年的名城付之一炬，两万多人丧生。事后，张治中深知闯下大祸，既自责又焦急。与此同时，社会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四起，一些想择清自己或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官吏纷纷把责任推给张治中，落井下石。张治中又怕又气，一筹莫展。为长沙大火心碎的周恩来，既没有随着这些人一起谴责张治中，也没有一旁观望，而是赶快来到他的身边，先温言劝慰，又指出他的责任所在，让他“赶快善后，收拾人心”。这暖语明言如雪中送炭，安定了张治中那惊恐的心，又给他力量和希望。于是，张治中把拟好的以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首先批评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又对起火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躁急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正当各方责难纷纷、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的支持与谅解，让张治中倍觉难得，以致终生铭感不忘。
逆境中的真诚友谊，会让人更加感念和珍惜。长沙大火事件后，张治中对周恩来则是更加的关切和爱护，对其所托之事，也是尽可能地做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总统罗斯福派其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问题。居里临走时约会周恩来。对此，在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张治中听后既气愤，又感好笑，认为这不仅是对国共合作的破坏，而且是对周恩来人格的侮辱。便忍不住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没有交付讨论，何必自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讨论。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事。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的我党同志。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托付给他，并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请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到延安。”张治中慨然允诺，只要恩来交办的事一定照办。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上任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被关押的同志并批示改善狱中伙食，准许他们在狱中自由活动。然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张治中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立即宣布释放狱中人员，并决定将他们护送回延安。他不仅亲自审批护送计划，而且反复叮嘱护送人员：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然后，张治中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山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由此可见，张治中安排得多么周到细致啊!1946年7月8日，这131位同志终于回到延安党的怀抱，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此时全国内战已经打响，如果张治中稍一怠慢或忽视，其后果不堪设想。
肝胆相照佳话永存
真正的友谊在患难中彰显真情，真正的友谊更能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考验。解放战争后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后，国民党的代表们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经过中共的说服和挽留，绝大部分人同意留在北平。张治中却深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和谈不成，理应回去复命。即使其他人完全可以决定不回去，但他作为首席代表，决不能这样做。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耻笑。周恩来得知情况，在百忙中来到张治中身边，对他关切地说道：“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张治中听后，心中若有所动，但还是没有明确表态。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便不客气地责问说：“我看，你这个人就是封建，你怎么只对某些人存在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握手告别时，他又留下一句无限感慨的话：“不能忘记汉卿先生的教训啊!”而在张治中犹豫不决的这几天，为了消除他的后顾之忧，周恩来秘密通知南京地下党紧急把张治中的家眷保护起来，并安全转移到上海，及时脱离险境。当张治中和他的夫人及子女在北平相见时，明白了一切的他深受感动，深情地说道：“恩来先生，感谢你想的周到，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则真诚地说：“我祝贺你们阖家团聚。不过，也要请谅解，为避免出现差错，事先并没有告诉你们。”中共领袖如此的仁至义尽，使张治中一家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立即让有关部门给安排住处，还特别强调，要多看几个地方，一定尽量使他们一家满意。最后，经过仔细选择，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以前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公馆，建筑富丽堂皇，不仅房间多，而且非常宽敞，还有能容纳百多人的舞厅和能摆四五十桌酒席的餐厅。
建国以后，周恩来虽日理万机，但总是挤出时间到张治中家里坐一坐，和其一家人叙旧，有说有笑。对张治中一家十分关怀照顾，从生活、家庭到子女的学习、工作都关心到了。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顽疾，老来时时发作，甚以为苦。周恩来每次出国，都会给他带回一些珍贵的药品补物，让邓颖超送过去。后来，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在清理其遗物时，还发现了一封邓颖超的亲笔信：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有一次，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当一名电业工人的想法，周恩来默默地记在了心里。之后，在张治中组织的一次家庭聚会中，周恩来询问了张一纯的学习情况，并对在场的分管电业的陈云同志说：“文白的二儿子想搞电力技术，就让他去吧。”陈云点头应许。不几天，中央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兴办的一所电力学校就向张一纯下达了入学通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治中受到了严重冲击，多次被抄家。周恩来知道情况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张治中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张治中的功绩，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周恩来还特意派人将张治中送往北京301医院疗养，对他的住宅也加强了警卫力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虽受到了冲击，但没遭大罪。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留下遗嘱表示：“能找到共产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度过晚年而毫无遗憾。”当时正处在“文革”逆流中，统战部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并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周恩来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深切怀念这位光明磊落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张治中去世后，周恩来仍然惦记着其家人的生活。即使是在1975年末，周恩来躺在病榻上还派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代表他前去看望张治中一家，转达他的问候，询问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其已病危的情况下，还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办公费共计5万余元，送到张治中家里，力求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纵观周恩来与张治中一生的交往，这对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颠沛流离时的对手和朋友，晚年“心闲岁月宽”时肝胆相照的挚友，诠释了真挚友谊的内涵，树立了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