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凖创作于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前夕的短篇小说《农忙五月天》一般被视为农村女青年东英在农忙时节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而在村里创办农忙托儿所的故事，但小说叙述构造的特别性及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度一直未受到关注。本文聚焦小说所呈现的农忙托儿所创办过程的特别之处，尤其是“人心换人心”的感觉—意识—行为方式对“村—社”空间形态和人心状态的再造。本文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之间，李凖的“文学”观察打开了新的空间;如果把李凖的文学观察与呈现放置在“现代中国”实践经验的思想史脉络中考察，将有助于深化对“组织妇女”与“解放妇女”、制度与人心、“共和”政治等问题的讨论。
一、农忙托儿所的创办与“村—社”空间结构动态
《农忙五月天》完稿于1955年7月15日，是李凖(1)在河南荥阳司马村落户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以凤凰台村农业社青年社员周东英为中心人物，通过描写她为组织农忙托儿所与农业社长张满喜、妇女社长王大凤、社委会委员、村子里有孩子的妇女们、保育员等不同人的联系、互动过程，呈现了作为新事物、新制度的“农忙托儿所”如何在新人的努力下从无到有、从看似不可能到可能地在地成形，实现了对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使五月麦子“抢收抢种”的紧迫生产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该小说发表后影响平平，也并未受到历来评论者的格外关注。小说完稿半个月后，即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开篇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1](P418)毛泽东这句话明确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邓子恢在合作化启动之后一直谨慎推行，毛泽东从一开始直至1955年4月均同意邓子恢对于农村局势的判断，但3个月后，毛泽东决定高速推动合作化运动。
与一般对李凖小说的认知，即认为其过于配合政治不太相符的是，李凖写于1955年7月15日的《农忙五月天》，整体上却更类似惊涛骇浪中的宁静池塘。李凖既没有配合邓子恢节制推动合作化的政策方向，并以此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也没有如《不能走那条路》中那样(2)，积极推测政治方向，再次构造出农村社会运动的结构动态。《农忙五月天》的状态似乎是：当政治压力扑面而来时，李凖通过某种叙述重心的腾挪来卸力，探索政治压力下农村社会拓展出的(或被挤压出来的)另一条路径。
更具体地说，如果从配合政治的角度看，这篇小说的叙述内容的确对应了“农忙托儿所”政策的落实与推行，也呼应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背景下这一政策所配合的“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的现实需要与政治方向。但如果因此而仅把“农忙托儿所”视为表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这一政治主题的题材，反过来又仅从政治的视角来读解这篇小说，就很可能会忽略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事实：李凖在《农忙五月天》中从起始至结尾始终着力表现农忙托儿所的创办过程，并写出了此过程在具体环节中的难题及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他并未正面描写“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或“解放妇女劳动力”，也未以此为小说的叙述逻辑和人物塑造核心。在李凖这里，“组织农忙托儿所”和“解放妇女劳动力”虽然是同一个社会生产逻辑中的两个环节，但他似乎是将“组织农忙托儿所”从中剥离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内核的环节来观察和呈现。由此，李凖创造了不同于其时政策、宣传、工作指导、成绩报告等类型文本的叙述所提供的视点(3)。这也是《农忙五月天》相较于同时期以“农忙托儿所”为题材的其他小说(4)的一个显著特点。李凖似乎在此嗅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属于这个金色池塘特有的、同时属于这个新社会的隐秘气息。小说的这一特点，吸引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李凖对这一过程的展开呈现当中。
我们对小说的开头稍作分析，可以初步体会李凖关注这一过程的问题视角。小说开头呈现了叙述者由远及近的全景视野：先是一顶移动的雪白草帽与金黄色麦田之间的颜色、动静对比。视线拉近，出现中景：麦穗是“肥大的”，草帽的运动出现方向性——村子。但此时还看不到人。在离村子不远的一块麦地边，叙述者的视线随着草帽的运动暂停，并给出了一个人物特写镜头：年轻姑娘，乌黑的短发，黑色的眼睛，“显得格外聪明和沉静”。接下来，叙述者开始进一步呈现姑娘与村庄的关系。原本姑娘的运动轨迹与麦田平行，如今她停了下来，咬了一粒麦籽，以麦籽的硬度来判断它的饱满度。看起来她对村里人把粮食种得这么好颇感满意，于是笑着朝村子跑去。姑娘与整片金黄色麦田发生互动的整个过程，有形有声有色。在这一过程中，姑娘的具体运动方向逐渐清晰，不过她的存在空间仍颇为浑然。我们还不太清楚它的具体构成，至多能看到的是“村子”和姑娘此时所在的“离村子不远的一块大麦地”之间的区分。而当她从麦田“加快脚步，向着村子里跑来”后，便可以看到，她所身处的空间又分化出了两种空间层面，一个是“村”，一个是“社”。尤其是由远及近地写过姑娘在麦田边的一系列动作之后，叙述者似乎也沿着另一条路逐渐与姑娘靠近，并在村口与之汇合。接着，叙述者转身面向读者，以报幕员的方式开始介绍：
这个姑娘叫周东英，十七八岁，是凤凰台村农业社的青年社员。现在刚由县里参加完妇女社长会议回来[2](P110)。
这句介绍，让周东英迅速从“村”的自然空间进入“社”的政治社会空间。我们看不到她是谁家的女儿、谁家的亲戚。她的身份信息，直接从生物年龄跳到了“农业社的青年社员”——她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在“社”的空间里被界定的。接下来她要办的农忙托儿所，也是“咱社里的托儿所”。似乎，人是农业社的人，庄稼是农业社的庄稼。人是直接归属于农业社的。农业社对东英的规定性在一开场就表现得非常确定。
不过，在《农忙五月天》里，“社”对东英的这种规定性并不是不断强化和扩展的，相反，它是松动的，并不断被区隔、剥离。小说中，“社”的空间笼罩性有时被处理为人为构造的空间，它被由山川植被组成的更大一层空间笼罩。比如第二节开头的表述：
在凤凰台村南边的空场上，有十几棵很粗的大银杏树。杏树下边，农业社在今年春天新盖起了一排红瓦房[2](P112)。
在这里，农业社的红瓦房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村子里巨大的银杏树庇护着。古老的银杏树不仅给新红瓦房留出空间，它的巨大和久远，似乎还与新盖的红瓦房之间形成一种“新/旧”对照的依存之感。新“社”被笼罩在古老“村落”之中。这里的“村”，更多还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随后，“社”的空间存在还被放置在一个只通过“人声”来渲染的村落生活背景之中。比如第三节开头：
夜里，几片薄薄的白云，在天空上飘着。村子里的闹声静下来了。社里正在开社委会[2](P115)。
在天穹之下，村落人声消息。此伏而彼起，在村的“静”之下，社委会的“动”被凸显了出来。此时，“社”的活动以“村”的人员为构成，他们被村落衬托。又如在第六节，李凖写道：
这时候村子里的人声渐渐静下来，东英一个人躺在托儿所门口的空场上，看着天上的银河和星星，心里想着一天来的事情[2](P128)。
在社员东英为之忙碌着的托儿所终于有起色的间歇，李凖让东英避开人群，躺在天地之间。似乎李凖希望村社之外的天地星辰能再次给东英能量。这些无言的天地空场并不是东英选择的逃避所，而是东英心灵的补充，仿佛她对孩子们和托儿所的热情和爱意是从天地星辰中漫溢而出的，并非来自某种观念和准则。东英可以在这里从容整理她的工作而与天地不违，也可以从这里再次出发进入托儿所的磨人事务之中。这种在村社与天地间构成心灵格局的方式，与上文所引第二节以及小说全篇把“农业社的社员”的行动空间更多规定在“社”之中，隐隐形成了对峙。
在这些描述中，“村”更多的是一层社会生活氛围，包裹、萦绕着“社”，是从“自然”风景向“社”的组织过渡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本单位展开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空间。而“社”是在“村”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党团为领导的基层组织。在合作化时期，“社”的主要功能与特点，是以生产为中心的互助合作。随着“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介入，原来在“凤凰台村”这一基体空间当中形成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社”的组织方式也会因应不同阶段国家和地方的需要以及“社”所面对的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东英将县妇女社长会议布置的内容带回村里，首先引起的是社长的反弹，是“社”这一层面的现实认知与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在小说中，这主要体现在东英与社长满喜以及社委会的碰撞上。这一碰撞过程，也主要在“社”这一空间当中展开。
因夏收夏种的任务所需，妇女劳动力被纳入以合作社为单位组织的生产视野;而妇女能够投入集体生产的前提，是从其原来所承担的私人家庭领域劳动当中解放出来。组织托儿所，包括李凖在其后来的作品《李双双》中写到的办公共食堂等，都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手段。这些手段是从“社”这一层面介入乡村社会，且是以集体化为方向和特征的组织方式，它们的介入将会引发人们原来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村民某些个人化特点的感觉意识—行为逻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形态等的反应。在小说中，这体现于东英在取得“社”这一层面关于办农忙托儿所的同意，并在场地、物资上获得充分支持之后，联系保育员和各家妈妈并与之发生持续互动的过程之中。这些联系与互动，从发生的空间来看，涉及人物沿着一定的路线在“村”与“社”空间中的出入，中间又缠绕着公共空间与私人家庭空间之间的交叠变换。
从小说来看，李凖所构造出来的“凤凰台村”在劳动生产领域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体化，也就是说，“村”与“社”这两层空间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交叠与融合。农忙托儿所作为儿童教养领域集体化组织形式的介入，实际上是要在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二者交叠、融合的范围和程度。而这一任务又是由一个女青年来引领完成的，这将会打造出怎样的空间形态?又会开展出什么样的乡村社会状态?如果说，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外部力量进入乡村，到了李凖写作《农忙五月天》的1955年，中国共产党则是要以一定的制度从乡村内部再造一个空间，使这个空间既更加带动乡村，又能配合国家。那么问题在于，这样的再造会对乡村空间产生什么效果?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内部再造，怎样理解作为基体的乡村空间的构成及其核心动力机制，就成为了关键。
二、绘写乡村“新路线”：以“对不起”的心情为起点
通过东英创办托儿所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考察李凖对乡村空间逐步再造的内在机制以及人心在其中进行互动、发生变化的轨迹的捕捉、观察与理解。
在小说开头前三节，东英为了传达县妇女社长会议布置的内容，走访村中有孩子的妇女，并就办农忙托儿所一事争取到了社长满喜和社委会的支持。李凖对东英这一走访、联系与争取过程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发动妇女劳动力与办农忙托儿所的背景和意义。从中已经可以看到，在乡村空间的重组中，社里不同的人对托儿所的位置与功能的基本预期。
概言之，为了顺利完成夏收夏种这一紧迫的生产任务，社里需要比平时更多的劳动力。在原来的性别分工中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由此进入了合作社的生产视野，成为被需要的对象。在工分体系与集体化的分配制度下，社员参与集体劳动，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与生活水平。为此，村里已入社的大多数妇女出于挣工分的需要，都有参与集体劳动的意愿。上级政治的考虑或许正在于此：政策是符合合作社当前实际生产需要和村民需要的。现实的困难使得这一政策对合作社和村民，尤其是对合作社来说，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他们对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都落在“对生产有利”上。也就是说，办托儿所的动力来自一种经济功利性的目的，这也正是当时政治的视角和目的。但仔细观察李凖对创办托儿所过程与效果的描述，可以看到托儿所成立之后所发挥的功能远不止于此。
事实上，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开办农忙托儿所，意味着要对乡村劳动以及与之相连带的乡村日常生活做出新的安排，也意味着要对村民原来所在的空间进行新的切割、分配与整合。由于这些空间是一个既定的经济—道德—伦理—生活秩序空间，是人心运行的轨道所在，这样的重新切割、分配与整合，就相当于要重构这一乡村秩序，重新规划人心的活动路径。这是李凖在政治之外的重要发现。
小说从第四节开始呈现托儿所空间的形成，不同的保育员、妈妈和孩子们各自被联系到这个空间里。托儿所的内部运转随后逐渐步入正轨。在整个过程中，李凖特别关注创办托儿所对东英、保育员和孩子们的不同影响，这些影响又从托儿所反弹到孩子们的家庭中以及田间，触动了处于农忙劳动中的妈妈们的身心。在小说第八节，李凖集中勾勒了这一连通多个空间的人心活动路线图：
东英就是这样想出一切办法来教孩子们玩。她教会跑的孩子们学扫地、唱歌、洗脸、洗手;她教不会跑的孩子们学拍手、走路、说话。孩子们慢慢地就不那么闹了，衣服，身上也都干净起来;把雷桂花和有些妈妈们的老毛病也改正了过来。
村里妈妈们平常很少给孩子洗脸、洗衣服，现在觉得孩子这样干净，如果自己抱到家里弄脏了，给人家托儿所抱去反倒不好意思。再说，东英见着她们就说：“应该注意孩子卫生，孩子们干净就少生病。”她们也就给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送到托儿所里。
“人心换人心”，有些妈妈们看着这两天自己的孩子不闹了，也不脏了，她们在地里干着活这样说：“咱们要在地里一天割不了一亩麦，连人家保育员也对不住，人家在家里守门给咱看孩子。”因此干活就特别有劲，社里的麦子不到三天就割完了[2](PP132-133)。
以前的乡村空间有固定的路径，生产的、生活的、伦理的，或者经过田埂，或者经过水井，或者经过姑嫂家的院门。而“托儿所—家—田地”的空间轨迹，则是乡村社会从未有过的全新路程。在将这一路程沿着从托儿所到家再到田地的方向徐徐展开的同时，李凖不断引导我们将视线从家和田地返回托儿所。尤其是，村里妈妈们开始在家里注意孩子的卫生，不然“给人家托儿所抱去反倒不好意思”，以及她们在田地里干着活时说到的“连人家保育员也对不住”，这里“不好意思”“对不住”的心理与感情，让人不禁想起东英在办托儿所的第一天，面对孩子们脏污的衣服和没完没了的哭闹时，心里“不对劲”“对不起”妈妈们的担心与愧意。隔着时空，妈妈们对东英和托儿所表示了认可并托付了信任，而东英为托儿所付出的心力也获得了回应。双方互相激发、彼此激荡，共同推动着夏收夏种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乡村劳动—生活空间被重新划分之后，不同空间及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它们以何种路径相互连通?人心沿着怎样的轨迹在其间往返流动?为了更加立体化地认识这一被重构的乡村世界的清晰样貌，下文将以李凖所勾画出的路线图为指引，观察并再现李凖所描述的东英创办托儿所的过程，以及人心感受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成与构造、波动与凝滞、转化和推展、连接与回响等环节，并检测李凖在政治之外的发现。
东英创办托儿所时“不对劲”“对不起”的心情，是这一路线图的出发点。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她对妈妈们如何才能“愿意”“安心”的体察。与其他保育员相比，东英的这一感受显得十分特别。在下引段落中，李凖写到了办托儿所的第一天，不同保育员对于东英“洗衣服”提议的反应，突出了东英的特殊：
东英累得满头大汗，一直收拾了半清早，才算告一段落。她看了看有十几个孩子的衣服已经脏得不像样子，就对大家说：“咱们给人家洗洗吧，你看多脏!人家妈妈看见了一定不愿意。”
吴秀梅皱着眉头说：“咱还管给她们洗衣服?”
雷桂花：“不脏不净，穿着算了。”
华二奶搬出了去年的老规矩，说：“一天七分，就不能再管洗衣服。”[2](P126)
此前，在收拾孩子们身上和托儿所地上的屎尿的事情上，李凖已经写出了包括东英在内的四位保育员在态度与行动上的差异。而李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在面对“十几个孩子的衣服已经脏得不像样子”时，东英缺乏村庄既定生活规范里的“经验”，比如保育员不负责洗衣服、村里小孩的衣服脏一点没事、有多少工分干多少活，等等。这种缺乏反而使东英不受束缚，她因此能够突破既有经验惯习和工作方式，使托儿所的运作获得新的推进。不同于三位保育员从自己的角度对“洗衣服”一事各有推脱，东英的心里始终惦记着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妈妈们是否愿意、是否安心，始终主导着她对问题的考虑。结果是，东英带着三位保育员表态明确的回应询问自己的内心时，种种既定的经验、种种“老规矩”无法让东英说服自己，反而让她问心有愧。这愧意转化为她明确的自我要求和果决的行动力，让她从“老规矩”的规定性中突围。衣服即将经过东英的双手，从脏污变得洁净。这既是对眼前现实的刷新，也拉开了接下来一系列现实重构的序幕：
东英没有说话，她知道她们都不愿意洗，要是自己也不洗吧，看见孩子们穿着那么脏的衣服，心里实在不对劲。她想：“要叫妈妈们在地里安心干活，就得把孩子收拾干净。”想到这里，就在晌午孩子们睡的时候，自己挑了两担水，弄了个大盆子，又把自己从城里买的一块新肥皂拿了来，在杏树底下呼刷呼刷地洗起衣服来。
这时候，雷桂花看见她一个人累得出了一头汗，就把孩子暂时交给华二奶，也过来帮着洗，不到半晌工夫，一二十套小孩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这些衣服有的几十天没有洗过，衣服的颜色也被泥糊得分不清了，现在一洗都露出鲜艳的颜色了[2](P126)。
“晌午孩子们睡的时候”是托儿所白天最安静的时分，也是保育员们可以歇息的时候，但东英劳动的身影却没有停下来。她挑水，找来大盆子，又拿来“自己从城里买的一块新肥皂”，准备给孩子们洗衣服。李凖描写东英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特别突出这是她“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帮东英，东英也不要求、不请求其他人的帮助，只是沉默着，独力承担她决定要做的事情。至于两担水有多重，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搬一个大盆子是否费劲，李凖没有说，似乎东英自己也并不在意。另外，那一块肥皂不仅是东英自己的，还是她在城里买的，又是新的——李凖描述肥皂的这三重定语，一层一层地递增着对肥皂的爱惜，然而东英却似乎并不因为把这样一块肥皂拿出来而有什么留恋、顾惜和犹豫。接下来，洗衣服的时候，东英依然沉静、坚定、专注、投入。新瓦房里是午睡的孩子们，瓦房外是东英“呼刷呼刷”洗衣服的声音，而房前的老杏树就这样静默地荫蔽着午间炙人的阳光，注视着瓦房内外的动与静。李凖用“呼刷呼刷”的声响描写东英洗衣服的动作，通过听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东英力量一下一下地使出。伴随着这力量与声音，一种踏实感似乎也一点、一点地回填到了她的心里，渐渐弥补了她心里“实在不对劲”的感觉。比起华二奶以“工分”衡量、界定劳动，对于东英来说，对劳动过程本身的专注投入更能让她感到踏实。而这渐渐变得平衡、稳定、安实的心，又通过双手的力量一下、一下地外化、焕发为衣服洗干净后露出的“鲜艳的颜色”。
东英为何会有这么高的觉悟?由李凖在小说前面的叙述中提供的信息可知，东英在照顾孩子方面的自我要求，主要是由她从县妇女社长会议听到的“两个生产社办托儿所的经验”，以及从《妇婴常识》中获得的育儿常识、卫生习惯等知识形塑而成的。这些知识所倡导的，是一套新的母婴保育与儿童教养方式。对这些知识的贯彻与宣传、普及，也是当时制度上要求的托儿所的工作内容之一。如果说，出于以文学及时配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自觉追求，在观察、理解生活以及以小说呈现他的观察和理解时主动接受政治规划所提供的认知框架及知识资源，是李凖20世纪50年代小说创作的特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李凖笔下的青年团员东英，她的意识和行动并不直接以中共政治所提供的资源为依据。
那么，李凖是如何想象她的行动依据和逻辑的?李準捕捉到了东英的心。这颗心，是被县妇女社长会议上关于办托儿所的要求与经验介绍激动了的心，是被社里将要进行的紧迫的生产任务催促的心，是经由新的知识塑造的心，是努力记住妈妈们在把孩子们送到托儿所来时“七嘴八舌”的交代嘱咐的心。从“洗衣服”的情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就其内核而言，这是一颗能与共同生活在乡村世界中的他人相感通的心。通过写东英对孩子们的关爱、对妈妈们的体察，尤其是由此产生的“不对劲”的心情，李凖将托儿所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知识，转写成了东英因内心的促动所派生出的具体想法和行为，以及由此开展出的新的儿童教养方式。接下来，在小说中作为政治要素的制度，便以“心”的方式在场。在从“心”出发的心理、行动路线上，东英作为“新人”的品质也在具体的情境中得到了具象化的表现。
在办农忙托儿所的问题上，“新人”东英无论在知识、意识和热情还是在品质、能力上都显得高于众人，由此成为现实重构得以可能的一个认识上的高点。但可以想象，假如这一高点始终处在缺乏响应的状态，它便很难真正有效地在实践上落地。比如在给孩子们洗衣服的事情上，李凖似乎就难以想象，作为东英，她具体该如何说、如何做才能够调动其他保育员在方式、节奏上与自己配合。但李凖显然意识到东英在心理与行动上总是陷于孤立非长久之计。对此，同样可以想象的是，一方面东英无法承受，即便在心理上可以，在体力上却未必。而且，试想东英在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上始终处在无所响应的孤立处境，她的热心难道不会因为不断被浇冷水而受挫受伤，最终被耗尽吗?另一方面，如果始终仅仅是东英凭一己之力支撑、维持着农忙托儿所相比去年更高、更好的状态，那么很难想象这个状态的保持和继续推进：假如下一次农忙时东英无法承担此项工作，托儿所是否又办不成了呢?如果要解除东英独自、孤立的状态，使她的想法连带着农忙托儿所这一制度不仅要得到纵向上的落实，还要实现横向上的推展，而且要使这个过程变得可以持续，那么还需要什么，又应该怎么办呢?
三、农忙托儿所对乡村生活—伦理的依托与再造
从小说叙述来看，东英是通过自己主动、果决又独立的身体力行打破了一开始受到既定经验限定的托儿所的工作格局，以新的儿童教养方式和相应的习惯氛围影响了其他保育员，把她们的“老毛病也改正了过来”的。这样一来，其他保育员在工作方式上就更能与东英相配合。托儿所制度在有效落实的同时，也获得了继续运作下去的基本能力。
不过，仔细看李凖对雷桂花加入“洗衣服”行列的叙述，就会发现，东英对保育员身体的带动和工作方式上的影响，并不直接倚赖于新的习惯氛围的形成。这一新的习惯氛围能够形成，还需要其他因素的促进与支撑，比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等朴素的情感反应与互动方式。雷桂花看见东英“一个人累得出了一头汗”，心里不忍，于是加入帮忙。李凖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十分简短，也没有点明使雷桂花的动作从“看到”到“帮着洗”的不忍之情。看来，这是一种直接的、近乎本能的情感反应。它意味着对他人存在状态的同情。这种情感反应方式存在于雷桂花长期生活的乡村伦理世界当中，可以说是一种情感习惯。李凖看到的是，东英从心出发的行为，实际上要以乡村伦理氛围为基础，才能得到另一颗心的呼应。在人心呼应发生的同时，这种情感方式也被带进托儿所，成为这一新的劳动空间的构成要素。在雷桂花加入洗衣服行列这一细节里，李凖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人对人最朴素的关心出发，到人与人在身体上的靠近与行动上的协作，一定的人际氛围与活动内容在一定的空间中形成，而制度也在此间被落实、被展开，逐渐运转成形。
当然，事实上，这一新的劳动空间中人际氛围的构成因素和形成过程并没有这么单纯和理想，在写到雷桂花与吴秀梅的相互“不满意”时，李凖呈现了这一点：
雷桂花一面收拾着说：“这就叫擦屎刮尿。”不过她收拾得挺快，把孩子搭在大腿上，几下就擦干净一个。这时候只有吴秀梅抱着自己的孩子，用脚尖点着地下说：“这里!那里!”指指点点的就是不动手，雷桂花看着她那样子，就不满意地说：“吴秀梅，不是叫你当掌柜的哩，你也动动手吧!”吴秀梅脸红了，只得把自己孩子放在地上，来帮着大家收拾，不过她心里对雷桂花很不满意[2](P126)。
雷桂花对吴秀梅站在一边指指点点却不帮忙收拾的行为看不过眼，心直口快地表达了不满意。看到大家都忙着收拾，又接收了雷桂花对自己的意见和情绪，吴秀梅意识到了自己“当掌柜”的样子确实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她脸红了，也帮着大家收拾。但一个“只得”却表明了她的为难与勉强。从吴秀梅“对雷桂花很不满意”的心理状态中可以看到，即便吴秀梅承认雷桂花的话、为自己的不动手感到羞愧，但这“承认”和“羞愧”并没有让她心理平衡。她不能原谅雷桂花的态度。这里，相比起东英主动干活时的沉默和独立，雷桂花对吴秀梅的“不满意”以及“不满意”的直接表达，看起来似乎更加具有村庄里乡里乡亲之间日常打交道的方式的特点。他人的“不满意”和由此引发的自己的“愧疚”，推动了吴秀梅“动手”，但李凖也让我们看到了雷桂花与吴秀梅的这种互动方式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尽管吴秀梅意识到自己行为不恰当、为此“脸红”、加入收拾行列，但雷桂花的话依然使她感到难堪。这一不良情绪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是否会在吴秀梅与雷桂花之间留下嫌隙，影响她们的相处和配合，甚至导致本来态度就不积极的吴秀梅退出托儿所的工作?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虽然不直接针对吴秀梅与雷桂花的相互不满，但东英在托儿所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对吴秀梅的主动关心和耐心开导，却在很大程度上理顺了吴秀梅由于种种因素造成的别扭。在托儿所劳动了一天，充耳的吵闹、体力的损耗、衣物的污染、身体的受伤，这些都是吴秀梅未曾有过的体验，对她原来不爱劳动、爱干净、娇气的个性与生活习惯无疑也是强烈的冲击。那么，如何让一天下来身心不适的她重获能量，使她能够在保育员的工作中坚持下来?李凖让东英向秀梅靠近，再次呈现了一个人的真诚关心与怜惜给另一个人带来的安慰。同时东英的说理也使吴秀梅的意识发生了重构：“劳动最光荣”对吴秀梅来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参加托儿所的“劳动”也不再是一个受外力推动勉强为之的事情，她获得了体验“劳动”意义的新方式，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太娇气了”。
在农忙托儿所日常运转的层面上，李凖对雷桂花与吴秀梅先后对彼此“不满意”的情绪的叙述，以及对农忙托儿所第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东英关心、安慰与开导吴秀梅这一情节的设置与处理，指涉了乡村世界既有伦理的两面性。一方面，人们习惯中既有的一些情感、意识方式，有助于在托儿所的日常工作中打破同样由某些惯性方式造成的僵局。另一方面，这些在特定情境下有效的方式可能又会引发新的问题，造成新的限制乃至损害，为此需要以新的方式进行处理和重构，使托儿所的运行所依托的人际氛围与工作氛围得到平衡与再造。就这一点来说，东英的确是“新人”。她带来了新的知识、意识和品质，但它们要依托乡村生活世界中那些显得不那么“新”的他人，也即要依托这一基体中既存的一些情感、意识方式和逻辑才能获得响应和落实。“社”与“村”这两层空间，在农忙托儿所日常运转的层面结合在了一起。东英“新”的意涵更在于，这一依托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既存方式和逻辑的直接接受和完全依赖，她还要敏锐感知并具体处理它们在新的空间当中运行时所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问题，也即从这一两层空间相交叠的空间层面具体切入，并在新的逻辑中转化这些问题。在乡村世界特定历史结构的伦理之网中，这些问题可能正位于一些结构性的关节之上，与其他问题相扭结、相连带。比如吴秀梅的“劳动”感觉与习惯，就结构性地与她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与表现，与她跟婆婆、妯娌、丈夫、邻里的关系状态相关联。从而，当这些具体问题在托儿所这一空间中被转化的同时，这一转化便因其结构性位置而带有了一定的空间辐射力，它所可能引发的还有与之关联的空间的变化以及乡村世界的结构性翻新。而在李凖笔下，东英的敏锐感知和处理的方式，依然不直接借助政治提供的认知资源，她对问题的捕捉和认识，也未见得就如以上分析所揭示的那样深刻、全面并有所自觉。她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与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对他人的情感体察为起点，以由“心”所触发的情理互动的形式被呈现的。
从妈妈们对农忙托儿所的反响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制度的运行与推展对作为生活与伦理基体的乡村世界的依托与再造。在东英的主导与践行以及保育员们保育方式的改善下，托儿所对孩子们的照顾，超出了妈妈们日常照料孩子的程度，比妈妈们做得还要好。这“好”在孩子身上可视可感，直接构成了妈妈们对托儿所的好印象。她们由此形成的对托儿所制度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又集中在了对承担这一制度的人的感知上：“二林媳妇说：‘哎，我觉得今年的托儿所太好了，特别是东英，对孩子们是一百成好，我下地可放心了。’”[2](P133)与“今年的托儿所太好了”构成参照的，是去年托儿所办了几天但没有办好的经验。与此同时，妈妈们自己过去在家中养育孩子的方式也被托儿所和东英的“好”所映照：“叫我看呀，孩子们在托儿所里比家里还好。”[2](P133)在这一对比中，托儿所与家两种教养方式之间区分出了高低，妈妈们由此发现，原来在自己日复一日的习惯方式之外，还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不过，看到了更好的方式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朝向这更好的方式努力并打破惯习重塑自身。比如，在卫生方面，如果按照木三媳妇等妈妈们过去的照料方式，孩子回家之后被弄脏是不难想象的，而要使孩子保持干净，则必然要使家的空间及在其中展开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一定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如何发生?
在这里，李凖特别点出了促动妈妈们不仅在心理上认同这点“好”，并且能够接受这点“好”的引导，在行动上改变自己既有习惯的最首要也是最关键的心理感受，那就是：如果延续过去习惯的做法，就会对托儿所感到“不好意思”;其次才是这点改变将会为孩子的健康带来的改善和保障：
村里妈妈们平常很少给孩子洗脸、洗衣服，现在觉得孩子这样干净，如果自己抱到家里弄脏了，给人家托儿所抱去反倒不好意思。再说，东英见着她们就说：“应该注意孩子卫生，孩子们干净就少生病。”她们也就给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送到托儿所里[2](P132)。
换句话说，孩子在妈妈们走出家门、参加田野生产的同时被带出了家门、带到了托儿所，成为托儿所运转主要围绕的对象，也由此——通过“抱”的动作——构成了使托儿所与家这两个空间形成连接、发生互动的主要中介。在托儿所与家的这一连接线上可以看到，农忙托儿所并不仅仅是一个为着“解放妇女劳动力”而替妇女照看孩子的机构，在有效组织与良好运转的前提下，它首先引起的是孩子们的变化，是妈妈和孩子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对此，李凖的敏锐与洞察在于，他发现她们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并不是简单地在一个政治话语或既有的实践样本(5)及相关建议所直接提供的“新/旧”“好/坏”对比、认同与选择的平面上展开的。这一新体验与存在于乡村生活世界的伦理机制相互交织，同时唤起的还有人们的情感和道德体验。李凖把握住了这一伦理机制、情感和道德体验方式的构成当中相当核心的部分，即人与人之间要对得住彼此，否则便会感到“不好意思”的心理。从东英和妈妈们的身上都能看到，这一“不好意思”不仅仅意味着于人有亏，还有面对自己时的于心有愧。依托这一层面的动线，农忙托儿所及运转于其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被人们在情感、道德上接受为“好”的同时开始内在于人心的构成，并以此人心为支点，牵动妇女与孩子由一点一滴的习惯构筑起来的日常生活世界，发挥风俗移易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儿所实际上是从“社”这一层面对乡村社会进行重组与改造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一个环节。正是对这一点的把握，使李凖得以将“组织农忙托儿所”从其一般被认为的在生产逻辑中从属于“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位置上剥离出来，使之可以在乡村生活、伦理的层面被单独聚焦、观察与呈现。
李凖对农忙托儿所与乡村世界这一层关系的把握，也照亮了《农忙五月天》开头提到的诊疗所、俱乐部等看似与生产无关或不那么直接相关，并因此常常遭到社长轻视和遗忘的新制度、新事物、新空间从方方面面关乎乡村社会生活的意义。在小说中，东英时时刻刻想到要“对得住”妈妈们的感情—意识，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托儿所工作方式的构型。托儿所被东英这样的既能结合现实需要理解政策要求、有责任心又能与乡村社会当中的他人相感通、相体贴的“新人”带进乡村社会基体时，一方面在其实践过程中贯彻了制度要求，创造了新的生活样式，这些制度要求和新的生活样式本身就可以引发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的更新。另一方面，李凖所把握到的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托儿所可以被直观感知的制度运行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过程，对乡村生活世界既存伦理机制中能够使人心感激、焕发的部分的激活。由此，托儿所这一新制度才得以同时与乡村生活世界之间建立起伦理层面的有机关联，并以此有机的方式内嵌于其中。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诊疗所、俱乐部在特定的契机下,也都有可能通过对乡村生活世界的再安排、再创造，从新的生活内部，从内在于此新生活的人心深处，释放出推动社会生活包括配合经济、促进生产的活力因素。以轻带重，以虚带实。
那么，在小说中，李凖是如何呈现被农忙托儿所激活的因素在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呢?
四、“人心换人心”：“组织”的方式、效果与“解放”的主体性意涵
如众人所愿，农忙托儿所顺利组织了起来，它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使妈妈们在田地里能够安心生产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李凖首先在小说第六节的末尾，写到了满喜和其他参加麦收的社员对东英办托儿所效果的称赞。作为全心投入合作社生产事务的社长，满喜的肯定当然也最有说服力。满喜等人在称赞中欣然预见了“小麦三天准能割完”、报告了“几十个劳动力”的数量，又感叹妇女在生产中展现出来的力量。有人说：“俺那一队妇女们割得可有劲，都赶上男人。”又有人说：“什么事情都是靠组织，要不是东英，二林家会下地?”[2](P129)他们的视点聚焦于田间劳作，尤其是其中有形的、实体的、硬性的、可被估量计数的层面。并且，他们都把农忙托儿所的意义定位在了“完成生产任务”和“发动/解放妇女劳动力”上。他们的观点正对应于小说第三节所呈现的在社委会上被确认的关于农忙托儿所的认知逻辑。
但仅仅依靠这一认知逻辑，似乎很难进一步把握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事实之间可能的关联方式。比如，“什么事情都靠组织”跟“妇女割得可有劲，都赶上男人”之间，除了动员、组织妇女，使潜在的劳动力得以发挥之外，还可能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把“有劲”仅仅看作妇女们身体上力气使出的效果，而将之视为劳动中妇女作为主体的状态的表现，那么“组织”与被组织起来的妇女的主体状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若要考察“组织”和被组织起来的人的主体状态之间的关系，那么组织的方式及其起作用的环节，也就成了非常关键因而需要被仔细观察的部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李凖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满喜们的认知方式作为把握现实的视野和小说叙述的构架，这背后所对应的是当时关于农忙托儿所的政策及有关宣传所提供的框架。但李凖并未受限于此，他并未使小说结束于满喜们的一片称赞声中，也并未完全遵循这些称赞所由出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和描绘其所指涉的现实。李凖继续追踪农忙托儿所进入乡村之后引发的生活与人心动态。在这一层面，接下来，他透过妈妈们的声音，呈现了在田间劳作场景中未被满喜们视线所捕捉到的“现实”的整全与深度。
在小说的第八节，李凖再度展现了托儿所内部的活动，并将视线渐次过渡到了田地。接着，时间变化，妈妈们的活动空间随之转移到了“老杏树下”。这一时空情景为她们再次谈起托儿所提供了十分自然的氛围和契机：
“人心换人心”，有些妈妈们看着这两天自己的孩子不闹了，也不脏了，她们在地里干着活这样说：“咱们要在地里一天割不了一亩麦，连人家保育员也对不住，人家在家里守门给咱们看孩子。”因此干活就特别有劲，社里的麦子不到三天就割完了。
这一天歇晌的时候，保育员都回家吃饭了，几个妈妈在老杏树下喂孩子吃奶，她们就说起话来。王大凤也在那里，她听着二林媳妇说：“哎，我觉得今年的托儿所太好了，特别是东英，对孩子们是一百成好，我下地可放心了。”满喜媳妇也说：“你们看，今年托儿所把孩子弄得干干净净，又会说，又会笑，我还不知道，俺那个孩子在这几天可就学会数指头了。叫我看呀，孩子们在托儿所里比在家里还好。”
小周妈妈补充了一句：“就是呀，俺那个孩子回家也不闹人了，到家里也跑着玩。”木三媳妇接着说：“还有哩，要不是这个托儿所，咱社里这麦子，光凭他们男人，只怕后天才能割完。你看，今天就起风了，麦子要是割不完，麦籽叫风磨掉可惜不可惜!另外咱也挣分了，我这几天就挣到了七八十分。我想叫咱们托儿所能多办些时候，最好一直办到锄地。”[2](P133)
如果说农忙托儿所是发动、“组织”妇女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组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在上引段落中，妈妈们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与托儿所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直接相关。这些变化不仅改善了孩子们的卫生，使他们学到了新的本领，还引起了家庭中儿童教养方式的更新，并进一步重构了家庭这一空间的整体氛围。比如，就在被送到农忙托儿所的短短两天时间里，孩子“不闹了，也不脏了”;“又会说，又会笑”;“回家也不闹人了，到家里也跑着玩”;“在这几天可就学会数指头了”。这些密集涌现的变化，让妈妈们频频眼前一亮，甚至为之感到惊喜和兴奋，仿佛白日的辛劳从中得到了抚慰，洒落田间的汗水也因此变得更加值得。怀着欣喜、兴奋的心情，她们毫不吝惜地对托儿所回报赞扬。妈妈们赞扬的角度明显不同于社长满喜，其中所包含的心情也未被满喜所捕捉。满喜等人认为二林家愿意下地是因为“组织”，李凖则让二林家亲自表达了自己之所以愿意“下地”主要是因为心情，即“放心”。显然，“放心”的前提不仅要“靠组织”，更要靠“组织”得“好”。使妈妈们对托儿所照顾孩子感到“放心”，对于她们稳定地投入农忙生产、从而使生产计划的完成得到保证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这是东英为托儿所付出的种种主动努力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使妈妈们产生“想叫咱们托儿所能多办些时候”意愿的重要原因之一。
托儿所的这种“好”最初并未为妇女社长王大凤所预想和信任。由于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王大凤甚至巴望着托儿所办不起来才好。而当大凤因此为难东英、两人闹了气、关系出现疙瘩之后，王大凤对托儿所和东英是否真的能不计嫌隙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又多了一分怀疑：“东英嘴说得那样好，谁知道她心里什么样!”大凤在第三天把小红送到了托儿所，但“人在地里，心在托儿所”。大凤对孩子的惦记中，既有母亲对孩子本能的关心和爱护，也有她对孩子“忍又忍不住”、难以抑制的情感依恋。也许这两者本来就是分不开的，而它们在王大凤身上融合而成的情感浓度，显然是小说里所有妈妈当中最高的。晌午时，王大凤偷偷到托儿所的窗前窥探，这是她对孩子的关心和依恋、对托儿所和东英不信任和对情面的顾忌等几重心理因素推动下出现的行为，显得既迫切，又小心。在看到托儿所对小红细心、周到的照顾，以及小红在新的环境中不同于在家里的表现之后，王大凤并不把同时听到的雷桂花骂她的话放在心上。也许，正是透过窗户纸小窟窿的亲眼所见，让王大凤不得不默认了雷桂花骂她“半吊子”的合理性;同时，保育员们说的大凤的闲话，某种程度上也流露着她们对大凤平日疼爱孩子、对孩子“娇”的看见和体恤。因此，这番嘲笑的话似贬含褒，不仅不带恶意，反而让大凤听着心服口服，又不禁感到温暖和欣慰。对此，大凤虽在心里默默回骂，但这看似斗气的还击中并不真正带有与雷桂花对抗的情绪，反而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很高兴”，接着“轻轻地转身回到地里干活去了”[2](P130)。大凤从地里“偷偷地”地来，而后“轻轻地转身回到地里”，同样是小心翼翼的动作，对应的却是大凤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情：来时是满心猜疑，为此还做好了跟保育员们“算账”的心理准备;离开时是放心、高兴，又略带一点难为情，她对自己此前工作不积极、不配合办托儿所、给东英“穿小鞋”等种种想法和行为的反思与愧疚，也伴随着感受的回旋进一步生成并累积着。作为村子里对孩子最“娇”、依恋也最深的妈妈，大凤因农忙托儿所的介入而被搅起的不安、抵触、猜疑等内心活动比任何人都要曲折和动荡，而大凤“轻轻地转身”背后的心理转变，则代表了小说中妈妈们给予农忙托儿所的“最高”认可。
透过妈妈们的视角，李凖在“农忙托儿所”到“田地”的连接线中间进一步加入对“家”的叙述，事实上也呈现了东英以她原来主要来回于“托儿所—田地”这两个空间之间的意识轨迹所可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却在家庭生活内部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的变化。如果说，家庭是妈妈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支点，那么这些变化使妈妈们心情快慰、精神舒畅，也就相当于从无形中被重构的家庭生活中激发出了使妈妈们在投入劳动时“有劲”的活力因素。
除此之外，李凖还写到了妈妈们在天气将变的情况下因爱惜作物而感到的生产紧迫，写到了她们“挣工分”的需求，还写到了她们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重要性，意识到“光凭他们男人”不成而获得的自信心与尊严感……这些，都呈现了妈妈们“有劲”的主体状态在由“社”与“村”交叠而成的整体的劳动空间和生活空间中的多元构成性。
如果说，上述来源诸多的因素的产生以及它们对妇女们主体状态的构成，主要沿着“托儿所—田地”或者“托儿所—家—田地”这一轨迹实现，那么相对于此，李凖还特别突出地写到了与此轨迹方向相反、使二者之间的连接构成往返来回、使妈妈们“干活特别有劲”的另一因素，那便是在“田地—托儿所”的方向上，她们要“对得住”托儿所、保育员的自觉意识。这一意识所依托的是伦理层面的逻辑，也即整篇小说推进至此时，经她们之口彻底点破的“人心换人心”。由此，托儿所与田地，两个不同的空间和它们所分别对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便为流动于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互相牵挂、互以为重、互相支撑的情义连带感所连接。这时，东英与妈妈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社员之间在劳动分工与配合意义上的规定性，而变得更加亲密、熟悉、充满信任。妈妈们甚至相当自然地把托儿所形容为“家”，保育员的工作则被感受为“在家里守门给咱们看孩子”。在这样一种关联性中，“对得起”别人的感觉—意识也构成了妈妈们在劳动中自我要求和自我激励的方式，她们在劳动中的身心状态由此被感发，获得了劳动意义感的充实与精神状态的提升。对比西方，在“人—神”意义结构尚未受到现代瓦解之前，工匠怀揣着向上帝或一切分有神之崇高的人、事或物的诚挚献祭之心，在孤独的斧凿刻画中灌注自己的意念与感情，以此获得内在生命活力的丰盈与充沛的意义感;李凖在此处所呈现的参与农忙的妈妈们在人间伦理层面感受劳动意义的方式，则特别显示出了中国人精神性构成的特点。以这样一种感受方式，尽管当初对“社”而言，解放妇女劳动力为的是“生产”，对妈妈们来说，走出家门、参加生产为的是“工分”，着眼点多少有些功利，但此时，当妈妈们想到要“对得住”托儿所的保育员、为此决心要一天割下“一亩麦子”时，这“一亩麦子”的数量中所包含的感情，显然是无法被“工分”或“生产”的经济逻辑所衡量和回收的。也就是说，妈妈们此时的身心状态，她们对劳动的投入、对劳动过程的意义的感受，以及对与之连带一体的集体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已经不完全受到经济功利性目的的规约了。
在这里，李凖揭示了既未被满喜等人发现，甚至也未被东英所充分想见的，农忙托儿所在乡村日常生活、伦理、精神的层面，发挥“组织”功能、“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具体方式和效果。在这些层面中，“妇女”无法仅仅作为经济要素意义上的“劳动力”被简单界定。当“妇女”不被简单视为“劳动力”，而是作为存在于整全生活世界中的主体被李凖看待和呈现时，这一呈现也从上述乡村日常生活、伦理、精神层面，在生活样式的更新、人与人相互连带、人的身心状态与劳动潜能获得调动与提升等意义上，拓展了我们对关于托儿所“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意义表述中“解放”意涵的具体感受与认知。
人心之间的相互感通、连接、凝聚与相互激发，是李凖在这篇小说中着重表达的对于“互助合作”的生产、生活样式的内在构成方式的特别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并未被李凖在这一时期创作谈中关于“互助合作”的论述所充分涵盖(6)。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互相要“对得住”彼此、“人心换人心”的感觉、意识方式，孕育于“村”这一伦理空间。这一伦理资源因“社”的要求被进一步激发、调动，沿着托儿所—家—田地的轨迹，从托儿所向更广阔的乡村空间弥散、荡漾，并获得了回响。在相互往复间，在一环又一环的细致展开中，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互动与感受，也变得更加抒发、更有质感。一方面，人心的活力超出了“社”的规定性;另一方面，被激活的人心对现实中其他层面的开展与运行更有含摄、调动的能量。由此激荡而成的精神氛围，弥漫于“村”，也萦绕着“社”，构成了托儿所在“村”“社”双重层面获得成功的核心因素，也构造出了在“村”“社”交叠互动中形成的整体社会生活空间的新样貌。
李凖在小说中所着力表现的这种“人心换人心”的感觉、意识方式，既来自李凖对当时由中共政治所打造的新中国的社会氛围和人心状态的观察与感受，实际上也带有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特点。
五、从“人心”重构看现代中国“共和”政治
如果说，在《农忙五月天》中作为一项新制度的“农忙托儿所”首先是以上级政策要求的面目出场，继而被带进合作社和乡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性，那么，“人心”作为构成于乡村生活世界中的因素，则可以说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由此，小说呈现了一个中共政治与具体社会互动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打造出的新的社会生活、生产、劳动面貌。在李凖这一文学呈现过程中，不同观察和把握现实视角的叠加与转换，一方面使我们得以在“政治”和“社会”之间更具体地定位李凖“文学”的位置和内涵，这带来的是对既有李凖形象的一般认知——即把李凖简单视为一位自觉配合形势政策、及时反映现实、为党宣传的作家——的突破。另一方面，将李凖以文学形式开显出来的有关认知，例如，制度与人心的关系，新中国的组织和社会构造与传统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置于思想史尤其是“现代中国”建国史的视野中看，也有助于深化对其内涵的理解。为此，以下将借助梁漱溟对现代中国建国问题的讨论，引入此一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初到9月中，梁漱溟接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建议，自重庆北上，到山东、平原、河南三省及东北等老解放区参观访问。此行使梁漱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业绩，他开始在他所关切的“解决百年来的中国问题”的思考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近代中国各种革命之间的关系，并针对自己过去种种认识与设想展开自我批评。这些思想成果见于梁漱溟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撰写的《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这部著作原拟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其中，中、下两篇并未完成。在已完成的上篇中，梁漱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了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梁漱溟着重关注中国共产党政治所打造的新中国的国家、社会形态与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关系，二者的连接点在于“人心”：“照直说：建国问题，正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道路走的那个问题。”[5](P371)由此，梁漱溟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框架，以分析和理解20世纪近40年来不同党派、政权建国方案与实践的成败结局。
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为组织肌理，社会中人人彼此以情谊相联锁。此情谊由家人父子兄弟之情发挥而出，由近及远，使社会家庭化。但这种“社会家庭化”的组织方式，受制于“推情”的限度，事实上并不就能把中国人合成一家、联成一体，反而是，说分不分，说合不合。具体来说，便是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而和平，缺乏共同利益因而散漫。因此社会形态，以及“近则身家，远则天下”的观念，传统中国人对处在“身家”与“天下”之间的“集团(阶级)”“国家”的感受亦十分模糊，以至于“不爱国、不合群”。这样一来，武力缺乏阶级主体，中国对内不能统一，对外亦难以应对近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集团竞争。而前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也要求中国向一个稳定、统一、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转化，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共识。对此，梁漱溟认为关键在于引进团体生活、增进社会关系，以此克服中国社会“不隔阂不团结”的散漫。
然而，就在中国社会的“散漫”构成当中，梁漱溟又看到，“不隔阂”实际上是中国人乃至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与人只是身隔而心不隔。这表见在彼此心情相喻上，表见在彼此相信相谅上，表见在彼此互相关切照顾(亦称同情心)上。要相喻，才相信;相信便更能相喻。要相喻而后才关切，才照顾;由于关切而更相喻。其中实以相喻为一切之本;而相喻则从人心有自觉来的。自觉与上边说的“不容自昧”，当然是一事，人心之特征在此;物类就缺乏这个。有自觉就有自知、自喻。必然自知而后能知人;比自喻而后能相喻(自己吃过苦头，才懂得人家吃苦头是什么味道)。
由于相喻相关切，而后在自己心里才会有责任感之发生。一个人对一个人可以相喻、相关切，有责任感;对于多数人，对于群体亦一样。同时多数人对他，群体对他，亦是一样的。“责任感”就是寻常说的“不要对不起人”。责任感、正义感、信实、相信、相谅、相关切、相照顾……所有这一切都必以人之自觉而相喻——为基础。然而所有这一切，却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社会看似在有意识地(其中有理智)无意识地(其中有本能)彼此互相利用而结合着;其实这至多是把人牵引到一起，或联锁不散而已。若要和好地共处，积极地协作，却必在此不隔之心。没有此不隔之心，任何社会生活都搞不好，乃至搞不下去。故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功，所以能发展，其心理学的基础不是旁的，就是人心[5](P368-369)。
引进团体组织的客观形式，“把人牵引到一起”，建立“联锁不散”的“团结”基础之后，如何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业和团体生活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品质，把人们从内在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使人们“和好地共处，积极地协作”，使团体生活“搞得好”又“搞得下去”，就成为了问题。对此，梁漱溟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社会转型中，要对“互以为重”这一深植于传统中国、使人心不隔的伦理精神加以护持，使之有效转化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构成。不仅因为这是中国人“不隔阂”的基础，更进一步说，这还是中国人人心活力构成的核心机制所在。
在这一层面，梁漱溟分辨了中西文化的殊异，以此为基点，他指出中华民国建国路径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人心、社会后果，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国“透出人心”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梁漱溟看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则都以“共和”为政体建设的方向，但“共和”的运作方式与社会人心效果却大相径庭。从“共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引进团体生活的种种形式是为了增强“共”的属性，那么怎样才能在实现“共”的同时，使人“和好地相处，积极地协作”，达到“和”的状态，反过来又以“和”促进“共”的开展，巩固“共”的根基，提升“共”的质量?
在《农忙五月天》中,李凖对东英办农忙托儿所的过程、这一过程所打造的“村—社”空间形态，以及在这一空间当中发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主体及人际关系感觉的结构性重塑等不同层面的观察与呈现，实际上也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从其最直观的目的或效果来看，农忙托儿所是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家庭教养领域公共化、社会化的手段。但仅有上层的制度设计、政策要求、经验指导以及实际的物质支持，并不能保证制度有效落地与良好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李凖不仅看到了制度设计结合地方社会的实际条件进行在地转化的环节，他更深刻的观察在于，他看到了由“共”到“和”之间最核心的一环在于“人心换人心”。而“人心换人心”实际上是一个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人投入耐心的持续进行的互动过程。把别人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才能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共”的感觉意识。否则，即便是接纳了“共”的制度安排，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仍有可能是彼此分隔甚至相互提防的关系。就像大凤总担心托儿所亏待自己的孩子;就像东英在办托儿所的第一天，看到“还是孩子们和他妈妈亲”，感受到了自己与孩子们之间亲昵的界限，“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有点羡慕，只觉得心里有点别扭”[2](P127)。如果把这一“亲昵”的界限视为以父子—兄弟—家人的关系为轴线、由近及远形成差序格局的传统伦理“推情”结构及其边界的某种表征，那么李凖让我们看到的是，经过“人心换人心”的人心重构，这一传统伦理结构及其界限也被具体地突破和重构了。在小说的尾声，“孩子们见东英来，老远的都举着两只小手‘啊!啊!’地叫她”，不仅孩子们，就连除了王大凤之外“谁都不叫抱”的小红也都愿意让东英抱。身体的亲近，使东英先前以“羡慕”和“别扭”的方式表达的疑问——是否孩子们只能和他们的妈妈亲?——无形中被化解了。就连最舍不得孩子的大凤，也打从心底里愿意看小红跟东英亲近，甚至打趣地说：“把我们这些孩子都送给你吧，就叫他们跟着你，你当个总妈妈!”[2](P13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所构想的现代国家在组织上“不隔阂而团结”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路径。同样，《农忙五月天》中的许多微观情境也都让我们看到，以“人心换人心”的人心重构来与制度、物质重新搭配，农忙托儿所、合作化运动以及“共和”政治才能够真正地运转起来。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感，以及区隔感被时间与真心化解的方式，李凖在荥阳落户期间，在参与农村中购粮、扩社等工作的过程中深有体会。在1954年的创作自述《我怎样学习创作》中，李凖说道：“通常我们说去体验生活，其实群众对于一个生人，不上三天，就‘体验’了‘你的生活’。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彼此了解会对工作有帮助。特别是群众知道你是为他们老老实实服务之后，他会把一颗心都扒给你。”[4](P6)李凖这一关于由“生人”主导开展的农村工作如何才能有效落在村民心上的现实体验，连带着《农忙五月天》中的相关文学呈现，为我们展开了理解“共和”政治极富启发性也极为重要的视角。“共和”政治感里，必须纳入李凖这一观察：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和”，如何才能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日常行为方式上扎根?如何才能真的流动于体量庞大的社会最内在的血脉里?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构成里?
李凖的这一观察实际上特别可以弥补毛泽东在半个月之后关于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构想。毛泽东对邓子恢适当控制合作化运动速度的主张做出了“小脚女人”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此被推向高速。此时，数量迅速增多的合作社能否巩固，是围绕合作化运动推进速度问题的核心争议之一。对此，毛泽东认为应相信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相信党在农村中的领导能力，相信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经验。如果从推进速度来看，实际上《农忙五月天》中妇女劳动的组织和托儿所的创办，也是在合作化运动的背景下，在政治要求(县妇女社长会议的号召)、经济指标(“三天割完四百六十亩麦子”[2](P115))以及天气变化(“前几天”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提前熟了，而麦收的时候又起风了)几重因素夹逼之下不得不迅速推进的工作。为此，“农忙五月天”的“忙”当中总免不了有几分“急”的色彩。但是李凖的叙述却让我们看到，在这么“急”与“忙”的氛围之下展开的，却是特别讲究耐心的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互动磨合。是这一过程所激发的人心能量，稳当地支撑起了政策的落实与生产计划的完成。小说这一构造的启发性在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的“快”与“慢”问题上，应当将李凖观察到的中国人此时的人心状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结构性要素来考虑。而毛泽东在1955年中对合作化发展的构想中则缺乏这一点。
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之后，合作社进一步发展。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宣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同年实现了从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跨越，后经过短暂收缩，在“大跃进”的带动下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此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随之产生，给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基层组织、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李凖对政治、经济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人心动态的结构性捕捉与观察让人看到这些社会代价的非必然性，至少是在程度上使破坏性减轻的可能。李凖的观察未在既已发生的历史中构成实际弥补的力量，这多少令人遗憾。但内在于李凖小说中的认知视野和思想内涵，仍能不断地为今天的我们重返历史、认识当下与想象未来，提供特别的启迪与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