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要谈论的浪漫主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而是一种18世纪兴起的世界性的社会思潮，文艺只不过是它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已。诚如伯林所说：“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理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①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发端，后来蔓延到各国，其余绪一直弥漫到20世纪。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19世纪宽泛地称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在起源上，它暗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叛，也和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因地域和时代不同，它的主题和形态也发生着变异，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潮头与末流，初心与姿态，暧昧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浪漫主义精神的起源，正如众多的论述指出的那样，原初的浪漫主义，兴起于法国大革命之前，滋长于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既是上升期资产阶级的理想性表述，又代表了社会共同体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抗议，对唯利是图的市侩道德的厌弃，还掺杂了没落贵族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怀，呈现在文艺上，它既反映了对自由个人的想象和解放的呼声，又有对冷酷现实的否定和对理想世界的空想，还带有对中世纪田园诗有机社会的缅怀。它的末流逐渐丧失了批判性，演化为一种滥情、感伤甚至颓废的夸张文艺姿态和生活风格。
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浪漫主义最后被轻易地指认为某种刻板的文艺标签，这干扰了我们准确把握它的真实历史内容，甚至也使我们对浪漫主义文艺本身的认知流于表面。诚然，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具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但是，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思潮，它的前期却主要表现为对于启蒙运动的质疑和批判。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它试图坚持理想化的启蒙主义原则，并赋予它更为感性的形态，以此反对异化和空洞化了的启蒙主义②。正如恩格斯《反杜林论》在评价浪漫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时所指出的，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现代社会秩序和历史实践，事实上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连同那一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哲学体系和世界图景，“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它还代表着对殖民化和丛林化的世界秩序的抗议，以及对现代文明本身的质疑。于是，浪漫主义就和落后国家、弱小民族的文化觉醒和主体意识的建立，天然地具有了紧密的联系。或许正因如此，浪漫主义才率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萌发，众所周知，那一时期的德国的历史处境和政治状况(相对于欧洲强国尤其是作为普世文化代表的法国的落后状况，邦国林立，一盘散沙的前民族国家格局)，以及文化精英们试图突破困境，实现民族复兴的焦虑，都和中国民国初年的情形高度相似，而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大国崛起”的典范，无疑为救亡图存的弱小民族提供了模板，何况，通过学习德国模式脱亚入欧的日本，还扎扎实实地为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这就使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通过日本的中介，让周氏兄弟等五四一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共鸣。③
这正是李音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④。“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明治30年代日本作家和周氏兄弟共同的“教养”，遥相继承的都是赫尔德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而赫尔德正是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思潮动力源头，它后来弥散开去，成为力图摆脱殖民霸权的新兴民族的共同语言，也为这些国家的浪漫主义文艺家们提供了理论资源，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裴多菲，包括支持弱小民族独立的英国诗人雪莱、拜伦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同样，在周氏兄弟发表于《河南》的系列论文如《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等篇章中，也清晰地闪烁着赫尔德的思想，它还作为一种思想视野渗透进《域外小说集》的编选原则，并构成了鲁迅“弃医从文”人生抉择的精神原理。对此议题更深入的研究构成了李音即将推出的鲁迅研究的专著的重要内容——《作为民族之声的文学——从赫尔德到周氏兄弟》，雪藏经年，千呼万唤，让人期待。她出手也太谨慎了。
此著全面质疑旧说，以新的视野阐释《朝花夕拾》，重新发掘现代思想的谱系学，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并深入探究作为民族文学的现代文学的政治性。李音另外的一些论文同样涉及“起源”问题，流露着柄谷行人式的理论风格。不信看题目，《再造“病人”——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界“疾病隐喻”的发生》《郁达夫、忧郁症与现代情感教育》《“群众”的发现与“革命文学”的发生》等⑤。不过，在我看来，她的系谱学研究主要还是围绕五四时代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展开的。李音的研究重心并不在于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而是借由系谱学还原，从中心到周边，进一步展开另外的更为重大的议题。在《儿童·小野蛮人·初民——〈朝花夕拾〉与“诗化”传统、儿童视角》一文中，李音在既有研究成果之基础上⑥，将《朝花夕拾》中的儿童视角和浪漫主义美学的早期思想传统联系起来，把“儿童的发现”解读为民族主义文化诉求的隐喻式表达，从维柯、赫尔德、卢梭、雪莱、席勒，直至周氏兄弟的这一条关于儿童问题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史路线隐然贯通。儿童阶段所预设的“自然状态”，对抗的正是霍布斯和洛克式的黑暗的“自然状态”。未进入文明阶段的天真的“小”野蛮，反对的恰是以文明的名义展开的现代真野蛮，究其根本，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不过是现代人回溯式的想象式发明罢了。
这就带出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一条重要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周氏兄弟所接受的浪漫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后世所熟知的浪漫主义，它仍然保留着德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基因，暗含着反抗野蛮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理性的牢笼的自由冲动，以及作为落后弱小民族，在强权霸凌的殖民时代争取表达自我主体意志的民族主义诉求。应当说明的是，德国浪漫主义兼具革命与保守多重复杂面相，周氏兄弟在接受的过程中显然将之过滤和理想化了。这种思想倾向代表了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面向，不单在周氏兄弟那里，还在郑振铎、郁达夫、茅盾等重要作家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从而形成了一种时代思想文化氛围⑦。这种精神气质也和早期的社会乌托邦运动产生具有紧密联系。1920年代，周作人受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曾积极推动新村运动，致力于建设既容纳个体自由又保留了互相扶助精神的小共同体。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和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分享了某些共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理想。
随着五四的退潮，“浪漫主义”也发生了分化。后来周氏兄弟也分道扬镳：周作人选择了退隐，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新村运动)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⑧;鲁迅则走向了反抗绝望的道路，他批判国民性的写作仍是对赫尔德式民族主义理论(关于国民性的部分)的另一种深化实践。经过20年代中期的“科学和人生观论战”，知识领域分化，人文思潮中的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消退，科学主义成为主流，及至30年代的“社会问题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上取得了压倒性的理论优势⑨。在文艺上，经过革命加恋爱或革命的罗曼蒂克的过渡，五四人道主义文学被气势宏大更具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剖析派文学和左翼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所取代。自此，浪漫主义缩减为一个富于情调的文艺形式被广泛认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欧洲的历史经验看，伴随着原初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弥散和泛化为一种夸张的文艺风格(表现为对个性和天才的推崇，奇异的情调，超拔的英雄性，感伤主义和颓废等)，还有其中的一支，在特定的危机历史情势下，会向右翼方向激进化地发展，最后走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多重面孔的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和尼采，其思想中的偏执因素也被挑选出来并加以强化，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资源⑩。中国也一样，30年代的国民党官方哲学以德国为鉴，走向右翼法西斯主义。40年代留德知识群体发起的“战国策派”鼓吹“元首”制下的国家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互相唱和。同一时期，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国民党所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成为日常生活和文艺领域里的配套工程⑪。在“民族主义文艺”中，德国早期浪漫派和五四时代的民族主义的革命性内容已不复存在，尽管形式层面的“罗曼蒂克”因素却还依稀可辨。
简而言之，历史地看，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在泛化的同时走向两个方向，左的方向，即批判性继承了德国近代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和浪漫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右的一支，则走向了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最终堕落为法西斯主义。同样，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在五四退潮后也不断式微和分化，它的思想遗产在两个方向上被继承和转化：一支是左的革命性的方向，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超克后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史实是颇有意味的，早期共产党人如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是受周作人的影响积极参与了新村运动或工读互助团实验;另一支是右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向，逐渐演化为法西斯主义，它也可以视为对德国浪漫派思想的片面的激进化发展。对于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可能的堕落，周氏兄弟在20年代已表达了隐忧，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在文艺创作上，这表现为最体现民族心声的小说写作的每况愈下：技巧进步了，作为国民文学的精神却丧失了。及至1935年，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不禁感叹：“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⑫
当然，对于五四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演化的轨迹，李音并没有进行讨论。她更为关心的是关于五四思想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具体到中国现代思想史语境和文学史当中，它呈为乡土文学之中所蕴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由于放置于这样的视野中，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超出了惯常的概念。在李音看来，由周氏兄弟“发明”的乡土文学，承载了他们基于“浪漫主义”理念的关于民族文学的理想，所谓乡土，真正的意涵是民族性和地方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而它所对应的，也不是城市，而是世界性。“中国新文学、早期乡土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文化实践，尤其明显地呈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无论是核心批评家个人的观念，还是新文学界的思想氛围，在倡导‘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同时，都没有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超越地域的世界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学对普世性的追求甚至优先于对民族性的在意，非常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⑬于是，“世界主义离不开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需要世界主义的指引，不包含任何世界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但是，更可注意的是，‘民族’的理念本身就有两个维度，曾经既用来论证普世主义又用来论证特殊论”⑭。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四一代的民族主义坚持的正是18世纪原初意义或理想形态的“浪漫主义”观念，它的重要特征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格奥尔格这样评价这种浪漫主义传统：“赫尔德的民族主义在精神上仍是世界主义的。每一个民族都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做出了贡献。民族主义把各个民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分离。”⑮虽然，到了五四时期，这种观念在欧洲已经败坏，随着殖民主义的世界展开，现代性只有主奴辩证法和强力意志，不再有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意识，不再有对民族差异性的尊重，德国这样的昔日的落后民族也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再有要求平等自主的表达民族心声的渴望，只剩下将自己的特殊性借助强力讲成普遍性的知识意志。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正是置于一个痛苦的两难境地：不学习西方现代无以图存，而西方现代在19世纪以来明明已经弊病丛生，决非人类正途。这导致了康梁、严复、章太炎以及鲁迅、孙中山和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矛盾。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或浪漫主义内部的矛盾结构亦由此产生。借用赫尔德等人的思想，一方面，中国五四的浪漫主义以自然性和生命力对抗启蒙主义的理智和合理性这种整齐划一的普世论——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中，它显然含有对号称代表了普世公理的国际秩序的反抗，坚持了作为“特殊”的权利;另一方面，在表达独特生动的民族性和坚持特殊性的同时，五四式民族主义却又时刻强调，特殊性的目的是为了丰富人类文明共同体，融入包纳了差异性的普遍性之中，坚持特殊性内在地包含着世界性理想。对于五四一代的文学家来说，呼唤文学表达民族心声，重新创造民族，要同时警惕褊狭的民族主义破坏了世界性，二者不可偏废，因为，如果丧失了世界性也就丧失了民族性自身。五四一代都像郁达夫一样，虽然“追求富强”，但同时还是“世界民”，对民族主义的危险念念不忘，防范着狭隘的爱国心和侵略主义的英雄崇拜⑯。有意味的是，这种世界主义正是后来的战国策派否定五四的理由，陈铨指出，五四最大的问题，就是将战国时代错认为春秋时代，一味沉溺于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⑰
李音的研究和批评文章总是指向大问题，它往往从当下时代的迫切的问题意识出发，并潜藏着不动声色的介入性。尽管这一切包裹在实证材料和学术规范的严谨性之下，看似局限在论题领域，并未越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李音在研究之初或许并没有的自觉，可能只是受到1990年代末以来民族国家理论热的影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准确地抓住了根本和要害，而它正是一度热热闹闹的民族国家文学研究潮流所忽略的。李音的研究接通了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当下时代，我们该如何把握地方性与世界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199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文化的自觉，当代思想界对于西方现代性所标榜的普世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解构，其间运用了众多西方后现代理论资源，如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福柯的系谱学、元历史学、批判法学、批判传播学、施特劳斯学派理论等。这种批判应该说贡献巨大，揭穿了现代“文明”所标举的普世性背后的权力机制(包括1970年代以来推向全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神话性)，所谓普遍性不过是某种特殊性内核借助武力与话术完成的真理性表述而已⑱。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这种思潮表现为从语言论向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政治的转向。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政治危机开始集中爆发，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生存竞争重新抬头，二战以来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协调机制难以为继。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文明冲突论”的升温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加剧，甚至种族主义，族裔社群主义盛行，并出现激进化和法西斯主义的趋向。与此同时，不管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普世论，都极大弱化，当代文化的国际主义或世界性维度隐遁了。地方性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消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被无限拔高，不同层面上的社区或族群共同体文化的价值被刻意突显，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被对于他者的敌意所瓦解。但是，李音的研究再次表明，即使在五四时期，民族共同体最艰危的时刻，最需要终结一盘散沙状态，打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近代至于五四的先贤也没有忘记自己世界民的身份，从来没有将本民族小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世界之上，没有把爱国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义务，在他们心目中，大同世界永远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内在方面，所谓“人国”，预设了一个推己及人，自由联合的国际主义大同视野，尽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具有首要的迫切性和策略上的优先性。
正是由于这样的“世界性”的视野，才有了鲁迅对国民性的严厉批判，和周作人对单纯保存民族文化的深刻质疑：将特别国情看作国粹，恰恰远离了真正的民族精神⑲。他们对传统文化或“地方特色”的批判，恰是为了重建具有生动个性的民族精神。只有理解了这种赫尔德式的辩证法，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的著名论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当今，韦伯意义上的诸神之战愈演愈烈，巴别塔工程早已荒废。这或许也是李音一再强调浪漫主义暗含的不同民族间交流的主体间性之价值所在吧。事实上，歌德“对话录”正是从这种浪漫主义的前提之上来构想世界文学的。另外，鲁迅强调的“人国”和周作人倡导的所谓“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也预设了会交流、具有理性的普遍性的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前提下，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才非常注重介绍和阅读外国文学，其中包含了通过文化和精神交流重建民族主体性的意图，交流本身即是投身世界性的行动，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世界性得以建构的前提。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必然已经是世界主义之文学，参与到世界之中的交流的文学。这才是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虽非鲁迅所说，却也不是完全无据，只不过，后来它被庸俗化了，在1980年代俨然成了通向西方中心的自我东方化的投机策略，迎合西方普世价值的终南捷径，其末流就走向了第五代电影式的伪民俗和刻板风格化。
李音通过思想史研究重新提出的这些议题，在当下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性。我们知道，费孝通晚年构想的由多元文明组成的世界秩序，是保留差异性的共和主义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以不齐为齐”，恰恰是对“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目标的真正坚持。以之对照狭隘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高下立见。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文明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善好，而是一种文明原则，而当下某些保守主义文明论却非要把中国文化还原到某些实质性内容上去，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哲学和生活方式，并试图以之为基点开出普遍性，这就有可能走向颠倒的东方主义。当然，在形势严峻的当代形势下，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政治策略，我并不否定这有其正当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正当，而且必须。但是，世界主义的原则不能丢弃，何况，这理想性的旗帜本身就是感召力的源泉，和策略性不矛盾，只要不迂阔天真就行了。
通过李音对五四时代民族国家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周氏兄弟文艺思想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她对何谓好文学的理解。或许，这正是她批评当下文艺现象的尺度。文学创作，如果丧失了历史视野，和现实真问题没有内在打通，纵使技巧上再成熟，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它们要么走入狭隘的内心世界，陷入枯死的细节肥大症;要么无反思地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观念中鬼打墙，无法发现新的生活经验，创造性地刷新对世界的想象。这正是当下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所在⑳。李音批评当代乡土文学，同样指出了其总体性视野的欠缺㉑。非虚构写作可以看作是对此缺陷的反拨，它试图用呈现“事实本身”来化解写作的危机，解除观念化的魔咒。但是，在李音看来，这似乎作用不大。事实并不会自动呈现，它总是被先验图式所改写或污染。当代乡土写作，既隔膜于赫尔德所说的自然性，又缺乏深入当代社会机制背后的理性的算账能力，终究难以抵达现实。李音的这个提法非常有趣：不会算账，或丧失了算账的能力，是当代文学的大毛病。它意味着，作家没有了理解当代世界背后机理的洞察力。这一判断不只是对乡土小说有效，我们自然可以引申开去追问：都市小说会算账吗?底层文学会算账吗?甚至直接处理经济问题的改革小说会算账吗?算对了吗?——它可能还不如工业党网络小说算得清。卢卡奇所说的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是会算账的，比如巴尔扎克，所以他敢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其实更像一个会计和账房先生。同样，革命文学也是会算账的，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自不必说，合作化小说也是会的;除了柳青，周立波也让工作队干部给落后分子算账，让他们明白即使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盘算，入社也是合算的。优秀的主旋律作家，做过市委秘书长的周梅森也会算账，否则没办法写出市长们操心的经济问题。
算账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智说法。李音是要强调，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抵达现实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下的人文状况，使这种局面变得更为严峻。过载的信息，故意掩盖和扭曲的“真相”，使一切不再像古典世界那样清晰。语言不但不是通达真相的依傍或线索，反而越来越成为指向歧途的路标和陷阱。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释：
①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9页。
②关于浪漫主义的性质和思想内容，历来聚讼纷纭，概而言之，有几种较为典型的评价，一、革命性的，主要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启蒙理性，以恩格斯为代表;二、反动和保守性的，主要表现为反对法国大革命，走向国家主义，海涅的评价最广为人知，而卢卡奇则深刻地将它批判为“理性的毁灭”的重要一环;三、独裁反自由的，认为它沿着卢梭路线，开了后世乌托邦运动或“总体主义”的先河，比如吕迪格尔·萨福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各种混合型的定性更多，无法列举。但是，众多的研究都把浪漫主义看作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不是文艺运动。对于浪漫主义的系统评价，除了专论文学创作的勃兰兑斯的《德国的浪漫派》《法国的浪漫派》，比较著名的还有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和施米特的《政治浪漫派》，前者对浪漫主义的历史线索梳理得比较清楚，基本上仍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后者则将浪漫主义大体归于自由主义行列，重在批判作为浪漫派的自由民主政治如何丧失决断能力，应该说他所针对的主要还是泛化之后的浪漫派，施米特虽自出机杼，但为我所用的成分居多，而且其自身和纳粹主义也关系暧昧。
③认清了这一背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鲁迅对尼采、施蒂纳的接受其实也具有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层原因，而某些鲁迅研究著作单纯地将它归之于存在主义的影响，在个体生命史和哲学影响上来看待，可能未见恰切。
④相关论文见李音《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12月第14卷第2期;《“世界民”与“地之子”——19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世界民”与“地之子”——早期乡土文学对“民族国家”的书写》，罗岗主编《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⑤分别发表于《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⑥关于周作人文学思想中的儿童问题，以及和赫尔德的关系，刘皓明有非常细致的论述，见氏著《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新诗评论》2008年第1期。李音对其观点有很好的评述，但刘皓明文章受议题局限，未对其思想史意义展开讨论。李音则结合周氏兄弟早期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达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阐发。李音此文待刊。
⑦明乎此，则我们对于所谓“五四的浪漫一代”恐怕要有一番新的理解了。
⑧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序，止庵 校订《周作人自编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⑨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的有关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⑩格奥尔格认为，德国历史思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赫尔德世界主义导向的民族主义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排外的民族主义的转向。周氏兄弟及五四一代接受的恰恰是具有世界主义导向的赫尔德式的民族主义。见[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第二章，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
⑪关于“新生活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见[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六章《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陈谦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关于民族主义文艺，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27页。
⑬⑭李音：《“世界民”与“地之子”——19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⑮[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48页。
⑯李音：《“世界民”与“地之子”——早期乡土文学对“民族国家”的书写》，罗岗主编《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76页。
⑰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1943年第1卷第3期。
⑱国内相关著作其多，比如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⑲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⑳李音：《在时间面前，问题还是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以及《文学与现实、乌托邦、异托邦：论中国当下小说的一种后现代状况》，《文艺报》2018年11月23日;《我们时代的冷记忆和神话——论〈繁花〉》，《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90后”与文学的面具》，《天涯》2017年第6期。
㉑李音：《账单、文学与乡村》，《文艺报》2020年2月19日;《从“实证性”到“文学性”：呼唤一种新的乡村诗学》，《文艺报》2020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