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发布时间：11-2809:26《经济日报》官方帐号
今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缅怀历史伟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铭记其历史功绩，薪火相传，接续奋斗，把其光辉思想、历史伟业和崇高风范发扬光大。下面主要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的角度谈一下恩格斯的不朽功绩。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倡者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恩格斯早于马克思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中学未毕业时，就被父亲送到营业所当学徒和办事员，之后又到英国经商。亲身感受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深深卷入社会经济活动实践，加之对大量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促使恩格斯开始思考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劳动中的非人生活，标志着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萌发。
写于1843年10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首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先河。这是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成果。在书中，恩格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经济关系和社会物质关系，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性分析，揭示其实质是被资产阶级垄断的、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非科学性的“私经济学”，也显示了用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理论品格。
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4年撰写了一组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和人性出发，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评析英国社会状况，分析18世纪英国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指出科学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
写于1844年9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费时21个月深入调研的结果，是“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该书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对产业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生活资料匮乏的原因，这些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一些宝贵萌芽。恩格斯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观点都被马克思采纳和借鉴，成为后来《资本论》中一些观点的雏形。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
列宁指出，“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剩余价值理论是奠定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之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其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以及对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有直接贡献。其一，协助马克思解决了《资本论》创作中的一些实际经济问题。马克思曾向恩格斯请教过工业企业中的实际操作，询问过工厂中的不少情况，同时恩格斯还提供了关于意大利和英国的一些相关材料。其二，与马克思探讨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例如，固定资本折旧、社会资本再生产、级差地租等。其三，协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恩格斯对《资本论》一书的结构和阐述的方式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被马克思采纳。
二是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四卷有重要贡献。《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由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工作繁忙，加之身体状况不好，《资本论》续篇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还处于笔记评述和札记形式的阶段，未上升到完整的理论概括和表述阶段。因此，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修订出版《资本论》的续篇或续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认真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他不顾年迈的身体，经过辨认誊写、结构调整、编辑补写等创造性的劳动，对马克思手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弥补了手稿的不连贯性，在叙述上更加条理化，在逻辑结构上更为严谨。经过多次整理和校对后，第二卷、第三卷德文版终于得以面世。虽然恩格斯没有来得及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就去世了，可他在生前就已预作了安排，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遵照恩格斯的要求，编辑整理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资本论》第四卷得以出版。
三是恩格斯给予了马克思及其一家无私的帮助和援助，解决了马克思理论研究上的经济困难。1845年，恩格斯把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稿费全都给了马克思。1849年下半年，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克服生计上的困难，恩格斯毅然去他父亲的公司做职员，一直做了21年，得以经常资助马克思。
总之，恩格斯对《资本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马克思多次表示，如果没有恩格斯，他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列宁指出，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卓越发展者
恩格斯最早对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区分和比较研究。他认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他在《反杜林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详细论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空白。
《反杜林论》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涵。例如，恩格斯突出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得出了“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的重要结论;深刻阐明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精辟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做了正面的系统论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恩格斯和马克思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两种生产理论，将两种生产理论看作是制约人类发展的核心要素，由此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血缘关系向阶级关系演进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东方社会尤其中国和俄国是恩格斯关注的重点。19世纪50年代关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家查苏里奇请教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是恩格斯在1875年正式提出基本思路，随后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1894年，恩格斯撰写《<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错误言论，指出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
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农业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改造小农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恩格斯十分重视。19世纪后几十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电的广泛应用，对生产力有巨大推动作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引起了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十分关注股份制等社会化生产组织的发展，加强了对新出现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的研究，从而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的远见，认为恩格斯“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论述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
针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恩格斯指出，同早期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得“文明”和“讲道德”，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那些偷偷摸摸的相互竞争办法，那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方式等越来越不合时宜，而且工厂主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罢工的力量和价值，呼吁劳资和平协调，这些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恩格斯阐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发展中客观规律与主体动能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唯物史观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时，恩格斯阐明生产技术和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他明确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需要推动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技术和科学的进步。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色宣传者
恩格斯十分注意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推动下，《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重新出版或者多次再版，有些著作还被译为多国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恩格斯亲自校订一些著作的译文，为这些著作的再版撰写序言或导言。1867年10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个月后，恩格斯就写了两篇书评。他指出，马克思的书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有极妙的辩证的结构，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体现了马克思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捍卫者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始终面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艰巨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他和马克思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做的斗争都多。恩格斯在同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作斗争中，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恩格斯特别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指出，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循;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而要根据原著，尽管前者的确要容易得多;要反对把马克思经济理论绝对化的倾向，因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必须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加以运用，而不能当作剪裁历史事实的公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绝对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
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庸俗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攻击，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杜林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出必须坚持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经济关系包括全部技术在内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是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同时，恩格斯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明确反对“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片面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辩证性，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观点。恩格斯还指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
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文序言中批判了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诽谤。1891年初，恩格斯撰文批驳了布伦坦诺对《资本论》科学性的攻击。1895年，恩格斯在一生最后时刻撰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对洛里亚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彻底的批驳，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完备性、真理性、创新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在回答实践之问、时代之问、科技之问、历史之问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作者单位：经济日报社、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