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过一篇关于《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的文章，简要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人亡政息”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其重要或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切“权力在党”，而党是会变质的观点。党如果不受监督，蜕化变质，就会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权力如果过分集中于一党，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党这个篮子里，万一这个党蜕化变质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凡事都是会变的，尤其是人以及由某些人所构成的组织也不能避免蜕化变质。党如果有一天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监督，不受任何制约，特别是不愿意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了(如不愿意再看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了，不走群众路线了，不愿意做人民群众的公仆了等等)，而人民群众也没有什么力量和办法来制约党的变质，那就会有一种让人产生变天的感觉，甚至于天要塌下来了的感觉(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确实就有这样的感觉)。须知万事万物包括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不要停止的去看问题。人自身是会变的，由人所组建的党更是会变的。毛主席说，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问题也往往是出在党内。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会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由为多数人服务到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私自利的党就纯粹成为某些人谋私的工具了。
如果我们仔细考证，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党这个词在组织和团体意义上一直都是含有贬义的词汇，党的繁体字就是尚黑的意思，从尚从黑。本义是：非公开、暗地里、私下。如朋党(狐朋狗党)，同党，死党，余党，党羽，党徒，党棍，党国，党争，黑手党，党八股，君子不党，群而不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朋党之争等，在西语当中，党是部分和碎片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党(或党派)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很难代表全民的利益，那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绝大多数是假的，名义上的，骗人的。一个党，其形成不可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党的成员和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作用可以是不同方向的，一个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可能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共同追求，是容易产生团结和战斗力的，这样的党(组织)总是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一个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谋利益的党，属于剥削阶级的党，往往是不会长久的，最终会慢慢消亡。党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成员的不断变动，以及其成分的复杂，而且动机和追求的利益各自不同，是容易发生变化、分裂甚至变质的，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层如果发生蜕变或变质了，开始存在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耽于享乐，腐化堕落，不愿意再继续革命、不愿意再与人民群众一道同甘共苦，那么历史就会发生巨大的转折，由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党变成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党，由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党变成为人民币(自己)利益服务的党。现在不是有所谓“党也有自己的私利”(王长江语)的奇谈怪论吗?附和这种奇谈怪论的人不也是很多吗?在这种情况下，党就成为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了。如此一来，是否就意味着历史转折以后前任领导人包括其政策就“人亡政息”了呢?!我看就是这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这样的，就连历史上很多英明伟大的人物也避免不了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啊，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倒退。当然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前任领导人甚至于开创者能力不强，人品不好，或者他的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在历史发生转折的过程中，后来者背叛了前任，如赫鲁晓夫就是靠溜须拍马上位，而背叛斯大林的。由于后来者是个长期潜伏和投机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和两面人，是个投机革命多年的人，他不仅欺骗了前任领导人，也欺骗了广大善良的人民群众(毕竟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冒充真理的谬误也往往是掌握在少数野心家手里的，人民群众无论是在真理方面还是在谬误方面，往往难以跟上他们的步伐)，忘记了初心，背叛了历史，欺祖灭宗，一心只想着小团体和个人的利益，想着如何迅速发财致富，如何千秋万代永保富贵，而选择抛弃了人民和国家，最终通过各种手段篡党夺权，甚至于靠着枪指挥党而霸王硬上弓。
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都会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这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后来者总是自以为是，总想另搞一套来显示其比前任更高明，往往会另起炉灶，特别与前任对着干，倒行逆施。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人亡而政不息，其政策延续一百五十余年直至天下六合一统的人唯有商鞅一人而已。毛主席说，“商鞅之法，良法也”，“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政乃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商鞅的新政(大一统的政治框架结构，包括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郡县制和统一的货币、文字、度量衡等)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余年而不辍，生生不息，直至永久。
事隔近两个月以后，刘金华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时代对共产党人之问》，其主要内容也是涉及“人亡政息”和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我仔细拜读了一遍，发现是针对我那篇文章所展开的深入分析，读后感觉受益匪浅，得到不少启发，特别是里面提到了很多我以前还没有读过、想过的新材料，新思想与新观点，所以就此问题我也有了新的想法和进一步的思索，有继续补充说明前一篇文章的必要。
我认为要解决上述历史周期率(包括人亡政息)问题，可以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阶级分析框架，辅之以刘哲昕教授的资本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理论，可以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大致不差。
首先说说“延安窑洞对”的问题。“延安窑洞对”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对黄炎培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实上，我认为“窑洞对”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人民民主，也是唯一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办法，关键就要看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统治者如何去做了，是按照毛主席所设想以及设计好的人民民主路线走，还是自以为是，不信邪，非要另搞一套，走一条复辟专制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所谓资本主义新路，与毛主席的路线(即所谓老路、旧路)对着干了。
关于不同制度下政权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权力需要制约，否则一定会被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存在着权力和资本(也是权力，属于根本性的经济权力)这两个都需要关进笼子里的东西，究竟是由人民把权力和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是由资本把权力关进资本所做的笼子里?这两个笼子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是很大的不同，这个是需要展开一个前提的：中国的政治是在资本之上的，西方的资本是在政治之上的，所以这两对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欧洲的资本会在政治之上呢?这是因为欧洲分裂的地缘政治，当政治分裂，它就无法控制资本在流动中形成联合垄断，进而占据上风，所以资本控制住了政治。那么中国为什么政治在资本之上呢?因为中国政治是大一统的，资本没有机会控制住政治。记住，政治和人民是有契约的，资本和人民是没有契约的，你再有权力，今天还得说一声，我的权力属于人民吧，但是你如果是很有钱的人，说我的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管不着。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中轴的力量掌握在资本(资本家)手里，那他的危害就很大了，是非常可怕的。西方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资本(资本家)的手里。政治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全球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大家对于资本没有警惕心。全球的社会进步，文明的进步已经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呢?对政治有警惕心了，知道权力不能滥用，但是全球对资本还没有警惕心，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他要让我们认识到资本的公共性，绝对不能让资本横行霸道，我们要用国有来控制资本，就是为资本套上人民性，这就是用政治教育资本为人民服务。西方对资本家没有制约，而中国资本家的资本在政治之下，政治如果能被人民所制约，人民就同时可以控制住政治和资本。所以西方的死穴是资本主义，中国最应该珍视的是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掌握政权，也就是彻底全面掌握国家机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庭这些必要的暴力机器和一切软硬件设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的是后者，即通过掌握政权(政治权力)等上层建筑来改造经济基础，通过政治权力来控制资本的运用，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由资本家直接控制资本即经济基础，然后通过资本这个经济基础来掌控全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资源和市场，包括上层建筑和相关设施，引领生产和消费。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其共同点就是：无论哪种方式，其经济基础都离不开上层建筑的保护，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用刘哲昕教授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是在资本之上的，政府驾驭了资本，资本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行事，资本要受到政府的节制。由于国家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人民可以监督政府政治权力的行使，通过监督政府就能够进一步或者说最终驾驭资本(及其活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和行使最广泛全面的政治权力，一切政治权力和经济活动(包括资本的运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用资本的概念而是使用资金的概念)都需要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充分保障了人民的权力和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则是在资本之下的，政治权力服从于并且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扩张的需要，政治权力如果不受资本的控制和制约就会倒台，资本家会亲自上台主政(特朗普就是资本家直接上台主政的总统)。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与政府是有社会契约(政治大契约)的，即社会主义的宪法，与资本是没有政治大契约的，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具体的小契约(在特色社会存在买卖契约、劳动契约等);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控制了国家和所有资源，人民成了雇佣劳动者，其社会契约本质上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劳动契约，即政治大契约分解为无数的劳动契约(小契约)，人民永远处于受剥削和奴役的地位，难以翻身，更谈不上当家作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虽然可以监督和批评政府包括选举总统，可以经常嘲笑和辱骂自己不喜欢的总统与政府，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过过嘴瘾发发牢骚而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总统等政府工作人员其实就是资本的傀儡和提线木偶，一切为资本的利益服务，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总统只不过是资本的一个代理人和替罪羊而已，即使几年后再换一个新的总统上来，仍然是资本的玩偶，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牢不可破的地位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非得起来推翻由资本来控制和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可，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关于党权问题：在特色时代，名义上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权力，而事实上却一切“权力在党”(具体又分解到了各级政府和个人手上，特别是一把手手上)，党领导一切，党不仅指挥枪，还指挥一切，“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时代可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走资派已经走资的情况下，就会走向反面和极端，成为戕害人民利益的工具，人民不能妄议和监督党的问题，万一党变质了，有了自己的私利，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了，我们该怎么办?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回答不好会出大事。
关于周期律与周期率的问题：我认为是周期率而不是周期律，周期率是可以打破的，但也是很难的，真是谈何容易啊!只有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人民确实(事实上)当家作主了，不仅可以监督政府了，而且人人起来负责了，管理国家和社会一切事务了，并且是直接民主(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与间接民主(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人监督政府)相结合了，就可以避免人亡政息，历史周期循环的问题。因为作为领导人的个人确实是会死的，导致人亡政息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是人民群众起来负责和当家作主，人民作为整体一代代是会不断延续的，也就是整体的人民是不会死的，这样来看，就不可能发生和存在所谓人亡政息的问题了，除非有一种可能——人民都死光了，人类文明最终不存在了。人类亡了，那就无所谓政息不政息的问题了。
网友悟道说：“社会主义政权人亡政息，在于后来的统治者不再想为人民服务了，要换办法，要改朝换代，要过人上人的生活。公有制基础上不能有人民当家作主，就容易变质。公有制基础上容易出现官主，民主是口号，私有制则根本就不可能有民主。”一切都是钱主，钱主(经济基础)决定了民主(上层建筑)。
刘金华在《时代对共产党人之问》中说：“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只是个序幕，还需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民主有两个层次：监督政府和资本的间接民主，人人起来负责(包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企业)的直接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彻底实现，需要“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列宁：《国家与革命》)。认为，权力在党，党又以“领袖”为核心，自然难免人亡政息。民主不是“为民做主”，为民做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难免也会人亡政息。他的这些观点确实有道理，对于民主问题和权力的根源问题，即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党，党只是代替人民来行使权力的工具，是有深刻分析与把握的。
最后我以刘哲昕教授的一段长文来结束本文：尽管“政治向心力”对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制度偏好一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缺陷。由于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权力制衡，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结构的自稳和自足必须依赖于政治核心的高度自觉性。这种政治自觉在古代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仁政”思想。然而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缺乏倒逼机制的道德自觉不可能持久，一旦政治核心的自觉性丧失，王朝寿终正寝、社会玉石俱焚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之所以会不断循环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然而“王朝周期律”的每一次发动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正因如此，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窑洞对”。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应该如何跳出“王朝周期律”的疑问，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每当顺应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辉煌的成绩;而每当背离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的挫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向心力”制度偏好在新时代的一种体现，然而当代中国要想真正继承和发扬这一政治传统，就必须将其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政治向心力”置于现代民主法治的严格监督和有力制约之下。从根本意义上讲，只有将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法治有机统一起来，只有将政治核心的高度自觉与民主法治的倒逼机制有机统一起来，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跳出“治乱循环”的“王朝周期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