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民抗疫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斗争
张志坤
全民抗疫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多启迪与警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就是当今中国仍然存在十分尖锐的政治斗争。
曾几何时，“政治”为相当一些中国人唾弃，讲政治一度成了保守、封闭、落后、僵化的代名词、同义语，人们所时髦的是讲经济，讲怎样发财赚钱，这被看成了正途与正道。当此之时，人们对所谓“政治”大都抱着不闻、不问、不听、不讲、不管、不屑的基本态度，连大学里的政治专业都臭不可闻，学政治的学生寻求就业，几乎无人问津。从改革开放初期走过来的人都对此感受颇深。
但是，这等对政治的鸵鸟态度不可持续。随着改开深入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并作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再次走上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政治领域的各种斗争随之而风云再起，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此次全民抗疫就是这样。认真说来，这次全民抗疫实际上存在两条战线，一条是中国全社会全体公民同新冠病毒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中国输不起;另一条就是中国执政党同否定颠覆中国抗疫举措并据此否定中国、扳倒中国之大阵线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中国同样输不起。比较起来，第一条战线其实很单纯、很分明，斗争相当简单化，但第二条战线却不是这样，这条战线上各种问题交织其中，其复杂深刻程度远非新冠病毒所能比拟，其激烈程度也远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现在，这条战线的斗争事实上并未结束，还在进行当中，但中国人民已经大体上取得胜利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就此进行一点回顾与反思。
在中国全民抗疫中的背景下，当今中国的政治斗争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西方发动新一轮强大的政治攻势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动政治攻势可谓其来有自。但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最新这一轮政治攻势无论是具体内容还是目标指向都特别为中国所量身定制，针对性越来越强。早在2019年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奧在纽约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称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式价值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挑战;2020年1月30日蓬佩奥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时强调说，“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中国的制度”，他声称，“虽然我们仍须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但世界各地依旧存在各种挑战，而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2020年3月25日七国集团(G7)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蓬佩奥发表讲话，矛头直指“中共”，声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像武汉病毒疫情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中共还威胁破坏自由与开放的秩序，而这是我们七国共同繁荣与安全的基石”。今年7月1日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猛烈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声称要把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梦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梦想区分开。集中火力瞄准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新一轮政治攻势的突出特点。有鉴于此，可以预计，针对中国的政治攻势将在明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达到高潮。
其二、国内出现强烈的呼应配合之势
蓬佩奥针对中国的话直奔主题、直指要害，深深地拨动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灵!外围有香港独立分裂势力，台湾独立分裂势力，更重要的是大陆内部的呼应与配合。借助新冠疫情在中国大规模流行，中国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一哄而起，也把矛头集中指向当今中国政治的“三元色”，即制度、道路与政党。突出事例体现在某日记对中国现状所做出的那个高度凝练的概括与总结，其辞曰，“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社会的疾病。这是比冠性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想到这个，心里无比悲伤”。当然，一些外围议题诸如宪政、民主、人权等，仍然是发起攻击的切入点，但如此把目标高度集中在上述“三元色”上，则堪称是多年来少有的第一次，构成对蓬佩奥攻势的积极呼应。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次针对中国的政治攻势在国内方面主要来自于体制之内，体制之内的人集体行动起来要砸烂这个体制，这已经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了，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政治造反，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一次小分裂，由此其意义更加不容低估。
其三、远方和未来还有更大的暴风雨
建立在复杂而深刻内外环境背景之下，当代中国的政治斗争也表现的十分复杂深刻。仅以当前形势而论，就呈现内外交织、战线绵长、明暗结合、深浅交互等诸般矛盾特性，换句话说，中国上空弥漫有相当厚重的政治风云。深厚的政治风云之下，由此所酝酿出来的暴风骤雨就恐怕不是眼下这点东西了，目前这点雷暴还释放不了当代中国政治风云所酝酿的巨大能量，未来还可能有更大、更猛烈的政治风暴。一些人始终坚持认为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增长问题，似乎只要解决了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其它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都迎刃而解了。但笔者始终对此心中忐忑，总感觉以目前态势与模式的经济发展，注定是在要未来的政治风暴加注能量，而不是在缓释。
由此，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政治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可怕的暴风骤雨，许多人都为此抱着极大的期待。
当代中国政治斗争上述的这些特点与特征，带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与启迪呢?恐怕有如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注意：
第一，向往与拥护资本主义的人还有多少
在当今中国，一直都有大量向往与拥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中时时都能接触到、感受到。而真正树立民族历史与政治自信的人，相比之下优势并不突出。比如某著名时报的主编就公开承认，他自己就是在崇拜与向往西方文化中长大的。
这样的思想文化情结并不妨碍这些人入党、当官、当大官，深入到中国的体制之内，有些甚至还身居高位、手握大权。但他们骨子里思想意识并未改变，核心意识仍然一如既往。当然，现实中却很难抓住这些人的辫子(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什么人认真去抓这样的辫子)，因为他们通过表演与伪装都把自己很好地隐藏了起来，公开场合所言所讲或者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都是一些绝对正确的废话，在官场上，这些人不过都说些言不由衷假话、套话以及骗人的鬼话而已。所以，当今中国，无论是体制内外，都存在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拥趸，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不断风起云涌的社会基础。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对于中国一切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值得高兴的是此次全民抗疫所展现出来的景象是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国人中越来越少了，这倒是一个可喜的、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好现象。但也不是没有发生逆转的危险可能。
第二，中国社会还将分化到什么程度
每一个果子都是树上结的，不同的树苗结不同的果，这其中没有任何偶然性。政治也是这样，每种政治势力、每个政治观点也都不过是社会之树的结果而已。这就意味着，外来的政治影响说到底都不过是外因与诱导因素，其根本性的根据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变迁。
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已经足够大，在此基础上出现新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他们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与代言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诉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与实现之后，必然要产生相应的政治诉求，必然要重新分割与分享政治蛋糕。这构成当今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之间发生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从而使政治斗争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这种社会分化将继续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程度越大、越深刻，相应地，中国的政治斗争也将也激烈、越深刻。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大款富豪与平民百姓之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总体上是对立冲突的关系，大多数的时候都难以达成一致，而只能将其局限在一个“度”的范围内，超过这个“度”，社会就相当危险。如今中国所面对的事实是，前者在中国已经够壮观、够强大了，现在需要切实加强后者的地位了。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可再继续拉大了，共同富裕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才行。否则，对底层老百姓不管怎样安慰安抚，但如果继续拉大他们同上层之间的差距、继续固化阶层藩篱的话，也难免遏止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
第三，伟大复兴与全球化孰先孰后、孰重孰轻
经常有人拿“左”与“右”给当今中国的政治人群贴标签，这其实是过去那种政治语言与逻辑的历史延伸，“左”与“右”的内涵如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治上的“左”与“右”主要以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为分野，一般来说，坚持极端纯粹社会主义的人，往往被冠之以“左”倾，而主张修正和变通社会主义的人，往往被冠之以“右”倾。“右”倾同修正主义比较靠近，所以有时候人们还用“右”倾修正主义来形容之。
改革开放过程中，“左”与“右”的概念悄然生变，逐渐过渡到以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为分野，主张学习照搬资本主义的被称之为“右”，拒绝采取资本主义办法的，往往被称之为“左”。
四十年过去了，现如今“左”与“右”的内涵进一步发生变化。在笔者看来，如今主要是以对待美国霸权的态度为分野，反对美国、主张同美国斗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往往都被视为“左”，而那些主张同美国霸权合作，听从美国霸权安排，认同与认可本文开始所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意见建议的，则基本属于当代中国的“右”翼。有人经常用“文革”“极左”的名号来侮辱当代中国左翼，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今天中国的青年左翼尤其是一些00后左翼同“文革”“极左”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当代中国“左”“右”阵营的政治身份完全不同。左翼基本上是平民百姓，站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是中国公民，也只能是中国公民，而右翼则代表富豪大款以及新生资产阶级，他们当然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更渴望当世界公民，甚至有些人已经实现其世界公民的身份，正在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在中国教唆蛊惑、播弄是非。
当代中国“左”与“右”阵营的政治主张也根本不同。左翼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认定祖国高于一切，他们主张把一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都清除出去，对霸权帝国主义的战略压迫深恶痛绝，主张坚决反抗斗争;而右翼阵营则认为全球化对中国至关重要，他们在内心深处认定，中国复兴崛起只能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大前提下才能实现，只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秩序下才能实现，因而中国必须向美国靠拢、向国际社会靠拢，为此就必须改革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达到让“国际社会”认可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同霸权做斗争，认定中国同霸权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认定中国的未来就是融入“国际社会”，融入西方。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今中国“左”“右”阵营对来自霸权战略压迫的感受截然不同，左翼的感受是愤懑愤怒，右翼的感受是惋惜痛悔，他们惋惜中美关系受损下滑，痛悔自己是不是对美国做错了什么，等等。
上述政治逻辑之下，表现在国家民族战略道路的态度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化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左翼认为祖国高于一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压倒一切，右翼则将这种认知宣判为落后保守僵死的民族主义，而把国际化、“全球化”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上，使二者变成一种从属关系。
正因为这样，所以长期以来笔者始终认为，当今中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交织，但阶级矛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战略矛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战略矛盾具有突出的民族矛盾性质，所以当今中国民族矛盾总体而言大于阶级矛盾。
总之，当今中国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政治不会平静，中国的战略道路不会平静，中国的历史也从来都不平静。全民抗疫无疑加深和加重了这样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