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三恶少虐杀同学的残暴罪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震撼。刚刚网友转来了一组青少年虐打同学的残暴视频。其中有一群男生打一个男生的,有一群女生打一个女生的,也有一群男女生打一个女生的,还有一群男女生打一个女生过程中边打边扒光一个女生上衣的。由于打人的环境要么是学校操场,要么是学生宿舍,要么是身穿校服,显然这些视频中的打人者和被打者都是中小学生。所有这些打人者都十分爱惜自己而不用拳头和巴掌,而是用木棍,用木板,用球拍,用脚踢,并且专拣脑袋、胸口、甚至下身等要害处踢,而被打者全都是任其殴打,既不还手也不叫骂更是无法躲避,并且还按照打人者的指示摆好姿势让打人者专易易自己的脑袋和脸部……看到这些比兽行还要野蛮残暴的血腥场面,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群中小学生,还是一群完全丧失人性的凶残野兽!并且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充斥整个社会一个普遍现象。
把一群原本应该天真烂漫的中小学生变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凶残野兽,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过,但是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历史上这种毫无人性的残暴兽行,往往都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反革命一方的所作所为,是充满深仇大恨的虐打或虐杀,但是在嘻嘻哈哈中腾空而起反复猛踢同学的脑袋,一群同学把一个同学踢打的满地乱滚,却在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记得小时候文革初期也曾有过中小学生打架打群架的现象,但那个时候的打架打群架虽然也可能会彼此伤害的很重甚至会丧命,但是绝不会出现一群孩子殴打一个毫不还手的孩子,即便是再坏的孩子也会认为这种行为“不仗义不算本事”而不屑为之。那个时候的群殴往往是两群孩子打架,并且一般都是向古代两军对阵一样,各自选出一个代表进行“单挑”也叫“对磋”,无论生死都是分出胜负后再各出一人继续“对磋”,只有在一方不守规矩出现几人围攻一人时,双方才会演变为群殴。而无论是多少人的群殴,只要有人一声叫喊“警察来了”,大家马上做鸟兽散,而当时的“警察来了”,不过是一个警察骑着一辆自行车,兜里揣着一个笔记本加一个圆珠笔,这就是当时警察的全部“警具警械”。正是因为当时警察有这样的威力和当时打架斗殴的孩子有这种江湖道义,所以虽然那时的打架斗殴也会出现伤残甚至丧命,但是却没有毁掉那一代孩子的道德伦理和江湖义气的彻底丧失。
而如今莫说是一个警察骑着一辆自行车揣着一个笔记本和圆珠笔去制止大规模武斗群殴,就算是一群警察带着警棍警枪恐怕也不敢去制止武斗群殴,因为当今青少年已经没有了警察代表正义的观念以及不能和警察叫板的道德底线。对于一群仅仅因为取乐而对一个没有任何仇恨的同学都往死里打的青少年来说,无论是对警察还是对军人都没有任何敬畏可言,而只是像野兽那样根据对方的暴力程度来决定是攻击还是逃逸,只要他们认为警察在暴力上处于弱势,他们就会像虐打和虐杀同学那样虐打或虐杀警察,因为这一代青少年已经没有了对天理的畏惧和内在道德的约束,就如同野兽一样除了敬畏猎枪之外再也没有了其他任何敬惧,完全变成了一群不折不扣的人形野兽。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把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把一群原本应该是天使般的孩子,变成了一群没有任何人性、无比凶残的恶魔野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年龄从未有过的恶魔野兽,还是在文明摇篮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一群野兽?这群原本应该是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学生的凶残兽性,远远超过了前两天在莫斯科音乐厅杀害140多名市民的恐怖分子,那些恐怖分子对被害者仅仅是一枪毙命,而不像这一群中小学生是在嬉笑玩乐中把同学往死里打!我们不知道当年进行京津大屠杀的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是不是也是在嬉笑玩乐中虐杀中国人的,而只是看到了今天这些青少年学生在没有任何仇恨愤怒甚至连恐怖分子的功利性目的都没有的情况下,成群结伙地肆意虐打虐杀自己的同学。他们不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泄愤,也不是为了谋财害命,而单纯是为了取乐,仅仅是为了取乐就把随意虐打虐杀同伴同学看作是一种游戏和娱乐。这究竟是怎样的环境才能教育造就出如此一群灭绝人性的恶魔野兽!
中国是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会造就出这样一群人形野兽,即便是在人性最黑暗最麻木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也只会造就出阿Q,造就出闰土,造就出华老栓,造就出祥林嫂,造出孔乙己,但是却从未造就出今天这样一群人形野兽。那些造就了这种兽性环境的改革教畜生野兽总是丧尽天良地把这种兽性环境推到文革头上,污蔑说是半个世纪前造就的今天这群十几岁的畜生野兽。关于这个谬论我们懒得再去反驳,但凡是还有丝毫人性的人都不会相信今天这群十几岁的恶魔野兽是半个世纪以前造就的。因为这群畜生野兽的爹妈和爷爷奶奶那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是小学生不需要家长接送的时代,是妇女可以放心上下夜班的时代,是家家户户不用装防盗门防盗窗的时代,是连小偷流氓都讲义气的“盗亦有道”的时代,绝不会出现一群孩子殴打一个孩子而无人管的时代,并且这里的管不是指警察管,而是指群众和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会义不容辞地自发制止这种现象。
其实,这种把十几岁孩子变成畜生野兽的恰恰是几十年来对文革的否定造成的。当时采用非法手段——无论是按照当时的法律、现在的法律还是文革前的法律,一些领导人以开会为名埋伏刀斧手把骗来的另一些领导人抓捕入狱都属于非法手段——抓捕了毛主席夫人等亲属和追随毛主席的干部后,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实在找不到合法性根据,当时组织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专案组把所谓“四人帮及其爪牙”查了一个底儿朝天,所查出的最严重腐败案例,就是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以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别人喝剩下的折瓶茅台酒,所谓折瓶酒就是把宴会上别人喝剩的茅台酒折合在一个瓶子里,以半价内部出售。还有一件腐败案例就是江青爱好摄影工资不够花,欠了新华社300元钱而不主动偿还,被新华社追着屁股要了很长时间才偿还了欠款。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人的任何“腐败”依据。于是为了在道德上把“四人帮”批透搞臭,采取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流氓政治手段,编造各种下流段子栽赃诬陷毛主席夫妇及其所属干部,编造的各种段子之淫秽下流,可以说是历史上见所未见,是历朝历代从没有过的下流现象。当年晚清政府屠杀革命党人那么厉害也没有采用过如此下流手段污蔑革命党人,国共两党杀彼此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也都没有采取这种下流手段抹黑对方。而只有干出了丧尽天良、违背人伦之事的千古流氓,才会采用这种流氓手段对付政敌。此外,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例这种流氓政治。
虽然这种编造下流段子对付政敌的流氓政治最后赢了,但是却把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人都看到了一个做人的反面真理,这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个人的成功与他的卑鄙成正比,与他的高尚成反比,越是卑鄙的人就越是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整个社会被推回到了文明进化前的兽性世界,支配社会的唯一法则就是丛林法则。人性变成了人生在世的最大障碍,一个人只有彻底灭绝人性,才有希望达到社会食物链的上端。于是便形成了目前这些十几岁人形野兽的生长环境。只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仍然受着中国数千年传统道德伦理的内在制约,新中国几十年形成的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还没有彻底泯灭,所以无论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坏到什么程度,至少还守着黑道劫匪的江湖义气这个人性的最后底线,还守着上苍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高等动物都不会为了娱乐而残杀同类的天性,才没有出现今天这种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把一个孩子往死里打的娱乐活动,而这种残暴的娱乐活动只是出现在了他们的儿孙身上。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的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无比恐惧的打着改革旗号瓜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那些改革教的汉奸,为了彻底摧毁中国、解体中国,把中国变成对西方没有“威胁”的许多小国,变成对汉奸没有清算能力的解体国家,他们采取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精神同时下手的灭国手段。一方面是“欲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把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其他国家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国家,南巡讲话就公开讲“中国已经穷了几千年”,其实中国唐宋时期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超过了当时欧洲一个普通贵族。武大郎从清河县搬到阳谷县,靠着挑担沿街叫卖,短短一两年时间内购买一套双层别墅,其富裕程度不仅超过了当时的西方贵族,甚至远远超过一家三代才能买得起一套普通住房的当今中国。可是中国的历史和教科书却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落后的不毛之地,让中国人生来就感到低人一等。
另一方面,就是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今天这群十几岁小畜生的非人状态。最典型的手法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把所有道德伦理统统否定,不再承认人们应该讲道德。此前三代总理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就是“法无禁止皆可行”,把法律这个罪与非罪的界限,变成了人们做人的界限,从而彻底废除了道德伦理对人们言行的约束和调解作用。所有约束人们朝向真善美的制度规则统统作为“极左”现象彻底铲除,而所有纵容人们追求假恶丑的行为,全都冠之以思想解放而大行其道。并且在打击真善美和纵容假恶丑两个方面全都走向极端,无论是传统道德伦理还是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全都被铲除得干干净净。比如威慑和改造青少年的劳动教养制度,约束青少年未来发展的档案制度,倡导真善美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等等全部遭到了彻底否定,一个青年只要想学坏不会有任何外在的制度阻拦,更不会有内在的道德约束;相反要想做个好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就是在这种惩善扬恶的野蛮环境中,把当今中国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极端凶残的人形野兽。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中国有句话,叫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中国道德伦理的崩溃,是从谎言治国、谣言治国开始的,是从废除伦理法开始的。如果说谎言治国、谣言治国,造成的只是短暂的道德崩溃,那么废除伦理法则是道德伦理长期的根本崩溃。今天要重建中国的道德伦理,就必须先从底层道德做起,率先恢复底层的道德伦理。这里的底层不是指社会底层,而是指道德层面上的底层,从底层道德开始也就是从说真话开始,从讲信用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恢复伦理法的建设。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应该像当年秦国一样,从“徙木立信”这个最底层的道德开始作为国家崛起的起点。秦国统一六国就是从“徙木立信”这个道义起点出发的。目前中国国家的崛起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首先禁止政府和官员讲假话,民间往来要以诚信为本,彻底结束目前这种什么都可以算违法犯罪,唯独不讲诚信不算违法犯罪的罪恶状态。在此基础上恢复伦理法高于刑法的东方政治文明,把被美国学去的东西重新再拿回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刑法犯罪往往伤害的只是一两个人,而伦理犯罪伤害的往往是成千上万人,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伤害的则更是亿万万人,所以处罚结果一定要远远大于刑事犯罪。对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民愤极大的应杀罪犯,要么像中国古代那样继续实行死刑,要么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真正的无期徒刑,刑期超过人们的生命期限,而目前中国这种期限极短的无期徒刑,实际上是专门为官员富豪和知识精英制定的法律免死牌。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前提是实行真正的无期徒刑,中国却打着学习西方文明的旗号,仅仅是对非暴力犯罪也就是富人犯罪免除了死刑,而对穷人的暴力犯罪仍然实行死刑。这种法律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犯罪。所以中国废除死刑的前提也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可以判处100年200年甚至更长的有期徒刑,绝不能打着废除死刑的旗号只是废除富人的死刑。
总之,中国要想改变目前的兽性环境和丛林法则,就必须实现在法律面前真正人人平等,穷人和富人一律法律平等,而不能对穷人一套法律,对富人一套法律。不能因为穷人无权无势只有体力,就只打击暴力刑事犯罪,而富人有权有势又大多是伦理犯罪,就免除对富人容易触犯的伦理犯罪的惩罚。如果法律不再是保护好人和惩罚坏人,而只是保护富人和惩罚穷人。在客观上就会把好人也变成坏人,不仅会把富人中的好人变成坏人,同时也会让穷人中的好人因走投无路而变成坏人。这就是当今中国那些原本应该天真烂漫的十几岁孩子变成凶残恶魔的根本原因。
202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