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国担当助世界探索清除新冠科学道路

以大国担当助世界探索清除新冠科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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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害性远远高于流感。强力管控物理隔离是符合传染病规律的科学抗疫路线,也是清除新冠这种易变异的RNA病毒的唯一选择。中国能做到的,没有理由其他国家做不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中国应以大国担当助世界探索清除新冠科学道路。这方面俄中两国有巨大的协作空间。

  近期中国这波疫情反弹正逢冬奥会前的敏感期,引起国际和国内舆论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焦点集中于中国的抗疫模式究竟应该或能够维持多久。这些争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最基本的问题,即中国抗疫模式的性质,以至于从传染病专家口中冒出个新词“动态清零策略”且大有成为正统之势。显然,不把基本问题厘清,就无从认识和处理面对的复杂严峻的新冠大流行。

  一、强力管控推行物理隔离是科学防疫路线

  中国根据SARS的经验,从武汉疫情开始采取了以强力管控推行的物理隔离策略。根据传染病的性质和规律,这是一条科学路线。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防疫举措则充满诡异和曲折。开始它们迅速行动强力管控以隔离中国(这也表明西方并非不懂或不会采用强力管控),很快官方和权威又鼓吹新冠只是大流感。疫情泛滥后再实施传统管控手段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直至带领绝大部分国家走上疫苗防疫技术路线。其中一个标志便是美国政治策略大佬基辛格2020年4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文,这篇短文事实上解释了新冠疫情的美国政策缘由,并为现在和未来定下基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314191540020269&wfr=spider&for=pc)。基于我们过去的分析研究,新冠病毒极大可能源自美国实验室。据此解读它并不困难,(括号内便是他针对不同对象的隐微含义。)基辛格开篇即(1)强调美国的政策均须服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经济政治世界新秩序。向全球资产阶级精英及傀儡既是辩护又是安抚地解释:为了这一目的,必须不惜代价放纵美欧疫情以掩盖新冠病毒源头并不择手段嫁祸他国。)(2)如今(2020年4月)我们不应纠结过去而应关注当前问题(甩锅任务已完成,对中国说点好听的,甚至喊话合作。)西方政府需要转向控制病毒传播并设法加以逆转。(3)但一切必须以捍卫自由秩序原则及所谓的启蒙价值观为原则(要全力拆除他国抗疫围墙并以此作为合作条件)。值得注意的要点是,基辛格同时提示,(4)如果克服新冠疫情不能与权利和合法性问题同时解决,出于优先性,限制个人权利扩大政府干预是可取的。显然(3)与(4)有矛盾,结合(1)可见,价值观和原则一如既往只是手段,核心依然是以符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并由它主导全球合作。

  当前中国抗疫之争实际上正是护墙与拆墙之争(尽管这个基辛格这个“墙”充满贬义和歪曲,但它确实是要害,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解释),核心理念是抗疫的科学路线与技术路线之争,也是政治主权之争。一般而言,科学是对事物和事物变化客观规律的认识。科学方法保证了满足特定条件后的确定的结果。技术是以实用为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现代技术包含一定的科学原理,但不可避免带有经验或实验性质。对于新冠疫情,科学路线意味着满足物理隔离的条件即可取得控制乃至清除病毒的结果,难点在于满足相应的条件——科学规划、执行力和社会成本(经济成本、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与私权的让渡以换取遵循科学规律)。根据病毒传染规律,伴随指数级传播相应数倍于这种增长的成本增加。即一条以传染时间为变量的陡峭上升的成本曲线,直至超过社会承受能力。而技术路线社会操作看起来似乎容易,难点在于受制于技术自身局限的结果的不确定。越是新问题新技术其带来的不确定性越强。新冠疫苗尤其是基因疫苗(mRNA、腺病毒载体等)副作用较大,长期影响更是未知,年复一年接种可行吗?疫苗是否导致免疫逃逸及加剧病毒变异也不清楚。仅这两个问题对疫苗技术防疫路线就是致命的,使以疫苗可以防重症(一些迹象已否定这一结论)而支持与病毒共存的理论变得没有价值。

  从实际操作看,目前新冠疫苗接种有效时间并不长,人类从没经历如此普遍性接种,即使普遍接种也很可能首尾难顾,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西方疫苗对新冠变种Delta保护率远低于预期,如辉瑞疫苗,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最新研究是42%。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1.08.06.21261707v1.full.pdf),进一步证实之前以色列等研究结论。预示疫苗研发和生产可能永远赶不上病毒变异速度。

  在上述问题以及国际抗疫一片惨淡背景下,中国技术精英和舆论竟然鼓吹“与病毒共存”,这种状况比禄口机场神奇失守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这些技术专家利用科学的巨大声誉,拉大旗当虎皮,令普通百姓惶惶然。但这些说辞只是说明这些人士要么毫无科学素养和实证精神,要么立场可疑。尽管这番舆论大战似乎很快演变成“动态清零”的策略共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动态清零”说法十分模糊且暗含陷阱,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几种方法并没这类型。“清零”听起来很美,但“动态”藏着玄机。因为动态一词并非单纯指客观,多少带有主观因素。与强力管控相比,它实际上淡化基辛格指的那个“墙”的作用。上面分析过,强力管控科学抗疫模式,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正是这堵“墙”!按照那样的说法,南京禄口机场、郑州隔离医院破墙事件都无可厚非。其次,“动态清零”漠视、歪曲强力管控的科学属性,很容易将它丑化成愚昧、蛮干乃至无视人权。事实上,保护共同体基本安全总是优先于个人权利,人的主观性更须服从科学代表的客观规律。这是各种政治理论的共识。最后,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言论及影响。“动态清零”论一面空唱高调,一面客观上挖“墙”脚。这方面与某些专家一面鼓吹与病毒共存,一面必吹捧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如何强大异曲同工。“墙”破了,就跟你算大规模封锁、检测的经济账、算社会成本,还会打着弱势群体名义攻击基于整体利益的科学主张,最后实际否定“清零”。

  二、人类清除新冠病毒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困难

  面对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澄清认识是基础性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防疫目标至今并不明朗,由此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人很大程度依赖经验,易受环境影响。前卫生部长高强大胆提出消灭(新冠)病毒,即使支持强力管控的人们内心也不免受到震动,更多人会认为异想天开。但理性告诉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

  必要性:

  1,新冠严重性远远高于流感。即使按照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现出的斯宾塞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我们考察60岁以下的情况进行比较。参照美国官方最新数据计算,全年龄段死亡率1.77%,64岁以下新冠死亡率为4.16‰。

  (https://covid.cdc.gov/covid-data-tracker/#demographics),

  假设美国流感死亡率为1‰,64岁死亡率相对全年龄比与新冠一致,则后者死亡率推测为0,235‰。二者死亡率相差近20倍。考虑新冠后遗症远远比流感严重,因此,新冠影响估计是两个数量级的流感。就绝对评估而言,退休前人群4‰水平的死亡率是不可接受的,除非新冠毒性自发减弱且停止变异。因为感染会长久、持续发生,对个人而言,死亡率可能叠加到更加恐怖程度。前面已经讨论,长期依赖疫苗同样难以接受。俄罗斯卫星v对Delta保护率官方称超过80%,但最早批准紧急使用的俄罗斯完全接种率至今仅20%。

  (https://www.ctvnews.ca/health/coronavirus/coronavirus-vaccination-tracker-how-many-people-in-canada-have-received-shots-1.5247509)

  大众消极态度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非理性,相反,疫苗防疫策略从开始就是仓促应对,至今没有长期规划和确定预期,目前看它是失败的。

  2,政治正义的要求。尽管科技界对新冠病毒源头基本上采取呼应美国当局的立场,这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广泛渗透和巨大影响,警示当今世界精英疏离人民的紧迫危机。但对于政策行为的分析证明新冠极大可能源自美国实验室,且越来越多证据印证了这一推断,它们足以构成基于谨慎原则的政治决策的基础。默认人造病毒的灾难性伤害是对自古以来人类正义准则的践踏,也将会纵容未来更大的罪恶。因此,不惜代价清除人造病毒是正义的底线要求,也是文明世界保持相互合作并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样根据底线正义,如果美国拒绝接受新冠溯源检查以澄清质疑,那么它至少必须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核查机制条约》,否则任何国家有正当理由设立永久性边界防疫机制。

  可行性:如人们所预料,新冠病毒至今没有找到中间宿主。虽发现可传染动物,但动物传染人的证据并不明显,即使可能也是可控的。因此,与流感病毒不同,物理隔离传统科学方法可以有效清除该病毒。具体做法是,通过国际合作一年内分阶段分区域封锁隔离,进行合理规划和经济扶助,技术上可行。停止不必要活动2-3周,对应于减少3%左右的GDP,是值得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能够有效控制和清零病毒,其他国家也能做到。说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理念下做不到科学抗疫纯属幼稚和肤浅之论。如基辛格所言,这里是个优先性问题。事实上,对美国而言,理念从来就是利益和野心的幌子。想想历史上美国插手的战争。如一战,当时美国三分之一人口属于同盟国族裔,尤其是德裔,它是如何不择手段卷入其中?还有人怀疑美国统治阶层的动员和掌控能力吗?抗疫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战争,其正当性比任何人类之前的战争更无可争议。如我们上面提及,即使专业界政界媒体一股脑鼓吹,世界范围的民众对疫苗路线并不认可。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国际合作的清除新冠病毒的传统科学计划,可以预见它将受到民众欢迎。

  新冠病毒主要借助人体细胞复制繁殖,只要人们不把消灭它当做天方夜谭,就一定能够做到。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病毒而在于人,在于足以影响世界走向的美国垄断集团。在基辛格文章中还有一个关键点,他在文章结尾以威胁的口吻写到:“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要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失败可能会让世界万劫不复。”他们不是口口声声与病毒共存吗?为何会让世界陷入火海?声色俱厉之下,泄露出美国垄断集团真正的目的。他们担心疫情妨碍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世界新秩序的未来。他们并不情愿中国取得抗疫优势并带领世界走出疫情。这不仅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更是无底线的恐吓威胁,人们必须提高警惕。

  三、谨防不择手段攻击,以战备态势坚固防疫墙

  中国作为成功抗疫的范例,对处于疫情困境的世界各国是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强力管控防疫路线不仅有利于自身,也是对人类的贡献。一些人竟然打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号鼓吹加入“与病毒共存”的世界,其价值观令人叹为观止。“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随波逐流,不是自甘堕落,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为人类共创美好生活。当理性告诉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就应以大国担当和自信为世界承担起天降之大任。质言之,中国坚持强力管控科学防疫,世界将多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人类可能彻底失去祖祖辈辈珍视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呐喊:给人类一个机会,给自由一口呼吸!

  需要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周遭环境,不仅是病毒,更充满政治的敌意。这种敌意导致不通过艰难博弈,很难达成科学抗疫的全面国际合作。甚至,我们还可能面对不择手段的攻击。中国的防疫战将是长期而艰险的工作。正如各方都认识到的,中国防疫的重中之重是加固防护墙。我们的防疫墙并不意味与世界隔绝,对贸易影响甚小,只是给人员流动增加了必要的门槛。显然,一些国家对这面墙的嫉恨并非出于自由的价值观,而恰恰是防疫墙具有的高效机制。除此之外,中国抗疫体系还有一个追踪封堵的社会动员机制,即所谓的“动态清零”。它耗费较大,容易陷入疲态。因此,防疫墙是常备机制,社会动员而是后备机制。二者都有需要改进加强的地方。

  作为防疫后备机制应发挥社会动员的本质特征,提高民众的主动警戒心,鼓励人们早检测早预警。有利于防范类似广州的疫情。杜绝形式主义,多些务实工作,避免群众的抵触心理。民众主动要求检测应免费至多象征性收费,提供疫情警报的更应该重奖。目前主动申请检测医疗机构收费明显太高,背离了防疫的目的。国家防疫大政方针确立后,专家等不同意见适合内部建言不应公开讨论,否则即是对社会动员警戒机制的极大破坏。一些专家、媒体人明明有优越的上达渠道,却在媒体大谈“科学异见”,体现“民主”,完全不顾科学规则和专业素质。涣散民众意志的同时,也是对一线抗疫人员辛劳和牺牲的极大的不尊重。

  防疫常备机制是重中之重。正因为防疫墙的高效,应大力加强巩固。考虑到世界抗疫的长期性、复杂性甚至敌对势力的可能的破坏,诸多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中国以战备状态加以应对。国家安全部门、军事科研人员和军队应介入疾控中心溯源调查,并建立独立轨道加强与有关防疫部门的协作与监督。要对防疫墙的可能漏洞进行梳理,比如,走私和贩毒等地下越境可能会成为病毒人为输入的方式,如何防范需要认真思考。这些工作只能由强力部门去完成,没有他们参与的防疫体系是不整全的。

  最后,应加强国际合作,将我们认为正确的理念推向世界,尤其友好邻邦。冷战时期,基于前苏联战胜天花病毒的成功经验,卫生部副部长、流行病学家日丹诺夫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世界范围消灭这种传染病。他的想法很简单:“苏联能做到的,没有理由其他国家做不到”。苏联高层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并借以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支持这一想法。1958年5月,日丹诺夫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号召采用苏联的办法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次消灭肆虐150年的天花的行动,他强调“没有国家能在传染病全球传播时代独善其身”。近十年后苏联的倡议才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实现根除天花目标。

  天花是DNA病毒,适合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并最终给予消灭。新冠则是易变异的RNA病毒,只有物理隔离才是消灭它的合适方法。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可以向世界发出倡议并宣传自己的经验,强力管控清除新冠及维护的综合成本远远小于“与病毒共存”的疫苗技术路线下的经济和福利损失。任何国家都可以在三个月内清除新冠实现本土零新增。特别是俄罗斯这种经济依存高的国家可以率先实验。这方面俄中两国有巨大的协作空间。一旦成功,双方将受益巨大,并以自己的成功作为国际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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