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战后日本知识界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并由此激活了鲁迅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本文作者结合思想史语境考察以下问题：第一，日本人如何在浴火重生的战后国家与社会重建过程中持续关注到鲁迅文学的精神特质，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第二，日本人面临的思想课题与20世纪世界史息息相关又具有东亚独特性，在此之下，鲁迅是怎样得到创造性的阐发的;第三，日本知识者以怎样的方式将鲁迅推到本国思想论坛的中心，使其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尺。本文作者重点讨论了竹内好、中野重治、竹内芳郎、花田清辉等的鲁迅论，进而尝试提出“鲁迅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东亚”这一命题，认为我们想要加深认识诞生于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其民族身份和世界意义，就需要向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学习，把鲁迅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他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为什么用这种混合着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来回答”时代问题。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感谢赵京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鲁迅论
鲁迅与日本渊源深厚，这不仅是指他有七年之久的留日经历且深刻影响到其思想定型和文学理念的生成，还意味着日本人对这位特异的中国文人有长期持续的关注，并在特定的时期里使其成为本国思想论坛的一个焦点，从而激发了几代知识者的想象力。就是说，“鲁迅与日本”这一议题是个双向流动的关系结构，包含着鲁迅生前与日本的种种关联和死后日本人对他的诚挚接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同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典型案例。而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映现出一段中日思想文化间特殊的东亚同时代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及中国的20世纪史，以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历程，同样重要。
这里，所谓“特定的时期”是指1946年至1976年的30年间，即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1945年的战败造成了深刻的历史断裂，日本人从帝国土崩瓦解的一片废墟上猛醒过来，在反思自身走向殖民侵略战争的现代史同时，开始谋求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社会的重建。这是一个凤凰涅槃式的“第三次开国”时刻，几代日本知识者带着自身的切肤之痛重新思考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此，他们注意到长期被忽视的一个思想资源，即经过反抗殖民压迫而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另类现代化的中国及其精神代表鲁迅。
1945年东京大空袭，战后日本始于这一片废墟之上
鲁迅在战前就曾受到一部分日本文人学者的关注，不仅在其死后出版了《大鲁迅全集》(1937年)，而且还有相关的生平传记(小田岳夫)、思想传记(竹内好)乃至小说创作(太宰治)等问世。1980年以后，鲁迅作为外国文学家在学院中也得到相当出色的研究且形成了独自的学术传统。但是，与这前后两个时期不同，在上述“特定”的30年时间里，日本知识界将鲁迅推到由思想、文学、历史等问题构成的思考场域中心。思想观念上的个人与国家、主体与他者;文学上的政治与文学关系、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近代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战争与革命……就是说，近代以来知识者所遇到的种种思想课题，透过对鲁迅的阅读和阐发都得到了深度的思考，鲁迅及其革命中国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尺，有力地改变了明治维新以来一切“以西洋文明为标准”的思考惯性。鲁迅被深深嵌入到日本的内部，成为内在化于战后思想史的“他者”。
日本殖民扩张的失败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并建国，这一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结构性历史逆转，无疑是战后日本知识者密切关注鲁迅的重要社会语境;同为东亚地区的成员，在文化传统上相通而于各自社会条件下谋求现代化发展，日本形成的是人道主义文学或“优等生”文化而中国却能够孕育出在抵抗中获得主体的民族文学，这无疑也是日本知识者敬重鲁迅的文化要素。而我要进一步追问：第一，日本人在怎样前后关联的思想讨论中持续关注到鲁迅文学的特质，这些思想课题如何激活了在中国被忽视的鲁迅精神某些内核；第二，这些思想课题构成一个与20世纪世界史息息相关又具有亚洲独特性的问题系列，在此之中鲁迅的思想文学是怎样得到创造性阐发的；第三，日本知识者以怎样的方式将鲁迅推到战后思想论坛的中心。
二战后日本知识界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1946年，思想家竹内好发出第一声纪念《关于鲁迅的死》，又通过后续的文章将民族独立和主体建构的问题推向思想界。1956年，文学家中野重治以《某一侧面》及其前后的纪念文章，对如何在“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的语境中讨论鲁迅文学的人性基调和政治性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文化评论家竹内芳郎又将“政治与文学”关系转换成“革命与文学”问题而使讨论得以深化。1966年，全球反战运动达到高潮而“68年革命”即学生造反运动山雨欲来之际，由新日本文学会所办“鲁迅与当代”系列讲演，将思考带入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重大问题中来;戏剧家花田清辉则围绕现代与“超现代”问题展开思考，用荒诞派手法成功改编《故事新编》而对鲁迅文学提出独特阐释。1976年，随着“政治的季节”结束，思想论坛上内涵丰富的鲁迅论也迎来落幕时刻，《Eureka诗与批评》杂志推出“鲁迅：东洋思维的复权”大型特辑，在“革命与文学”和中日文学同时代的总题下展开讨论，成为“落幕”前一个意味深长的纪念。
对于一位同时代的外国作家逢十纪念，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事态。这或许就是日本知识者在战后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方式之一。在此，我将通过整理纪念活动中各领域作者的相关论述，尽力挖掘其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史脉络，以复原活跃于论坛中的那个鲁迅。这些纪念活动，大致呈现了社会变迁导致的思想主题的演进路线。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再造方面;而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和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则导致国家民族问题开始转向社会建构上来，与市民社会紧密关联的个人与集团、知识者与大众等问题成为60年代的思考焦点;到了社会跨入大众消费时代的70年代，传统与现代、中日文学同时代性开始受到关注。至于那个挥之不去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则是贯穿战后日本文艺界的基本母题，从思想的深层连接起上述彼此交错的种种思考链条。而在这个日本战后思想主题的演进中，有中国作家鲁迅的深深介入。
绝望反抗的民族文学
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呢?1945年日本的惨败导致其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国土被占领和主权的丧失，而占领者美国则将日本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试验场”。所谓“新殖民主义”，即面对二战后“反帝”“解殖”的世界大潮，美国开始采取以“结盟”形式在对方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以“平等伙伴”的名义与其缔结外交关系并通过经济援助实现干预和控制的世界战略——一种“不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从联合国盟军占领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生效，中间经过了东京审判和“冷战”骤起导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精神历练，强烈意识到民族独立的危机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
而在亚洲地区，则出现了反帝反殖运动的高涨。随着1945年日军从亚洲各国退出，暂时填补这个制度空白的是旧殖民地宗主国重返该地区，这激起了各国人民的激烈反抗。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及1954年签署印度支那休战协定，东南亚的民族解放初战告捷。包括东亚的朝鲜半岛解放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并建立新中国，到了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亚洲民族主义已然成为新典范。上述世界大势，受到日本知识界的瞩目。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亚洲民族主义等成为50年代的思想焦点。例如，1950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印度举行第11次年会，亚洲民族主义问题成为主题。这也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岩波书店出版了《亚洲的民族主义——勒克瑙会议的成果与课题》(1951)，《中央公论》两次刊发“亚洲的民族主义”特辑，集中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两种倾向：一个是从处于“冷战”一极的美国战略角度观察日本，另一个是从中立的亚洲立场来看日本的民族主义。其中，丸山真男和远山茂树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肯定，成为竹内好讨论日本“民族问题”的参照［1］。
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
竹内好是将鲁迅和中国“作为方法”引入战后日本思想论坛的重要人物。有关他的鲁迅研究需要另做系统化分析，这里仅就战后30年间他是如何把鲁迅主题化并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略作阐述。我们已知，早在战火纷飞的1944年他就出版了《鲁迅》一书，1948年再版后始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块基石。而竹内好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祭日当月发表《关于鲁迅的死》[2]，可谓战后鲁迅纪念的第一声。1956年又作《鲁迅的问题性》[3]等，持续积极地推动纪念活动的展开。如果把这十年间的其他重要文章作为一个系列，可以清晰地看到竹内好从文学家的“诚实性”问题逐渐向中日文学乃至两国现代化比较方向推进的思考路径。
《关于鲁迅的死》在分析鲁迅逝世前对中日关系抱有绝望与希望两种态度后，竹内好强调：“不幸的黑暗日子结束了”，今天我们要排除干扰去实现鲁迅对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期待，“才是最正确的纪念方法”。这是他为战后鲁迅纪念确立的一个高远目标。文中还阐发了鲁迅政治立场的明快、坚持从实践出发的行动力以及其思想文学上的“诚实性”特征。参照《鲁迅》一书，不难发现这里所强调的文学家之“诚实性”，乃是对“启蒙者鲁迅”之“纯真”性观点的深化[4]，至于对战斗精神的阐扬和中日两国“相互理解”的期待，则是跨越历史巨变后竹内好的新思考。
而从理论思辨层面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的，是稍后所作《何谓近代》[5]。该文基于西洋的扩张导致东洋“近代”的出现这一基本命题，从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差异入手进行类型比较，目的在于反观日本的失败教训，而思考的参照就是鲁迅。在此，竹内好通过对《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独特解读，构建起一个对比的二元关系。一方是以觉醒的奴隶为历史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抵抗、在抵抗中构筑自我主体性、最终实现了自身之现代变革的中国;另一方是以虚幻的主人为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顺从、在顺从中丧失自我主体性、最终成为“什么也不是”的西方附庸之日本。竹内好认为，那个觉醒的奴隶(傻子)与作者鲁迅有重叠。这“奴隶拒绝自己为奴隶，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产生，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6]。至此，一个绝望而抵抗的鲁迅，进而在抵抗中实现了民族现代性变革的“中国”得以建立起来。在此，竹内好开拓出借鲁迅“落后的中国”其现代化经验来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批判方式。如果考虑到二战后美国亚洲研究中的“冲击—回应”论还未出现，更不要说后殖民理论了，则竹内好的观点可谓相当独创且具有批判的深度。该文在产生广泛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将鲁迅成功带入了日本现代性的讨论。
竹内好于中日现代化比较框架下提出“民族”问题，是在1951年所作《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和《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两文中。面对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如何对待日本“国民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竹内好表达了与“近代文学派”和左翼论坛主流不同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在肯定丸山真男中日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和日本民族主义已失去“处女性”观点的同时，依据历史学家远山茂树有“进步与反动”两种民族主义[7]的观点而展开思考，认为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良性的民族主义心情”相比，日本近代文学虽然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恶性的民族主义，但明治维新初期也曾存在同样的作为“心情”的朴素民族主义传统，这可以作为重建当下日本与亚洲相连的民族独立意识的资源。文章最后提到：“中国的人民文学表现出来的革命能量之丰富性确实为人震惊，它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在反革命中把握到革命的契机，即在清末以来改革者们努力之上完成的，其中的典型就是鲁迅。”[8]
从绝望反抗的鲁迅看到中国被压迫民族文学中的良性民族主义，竹内好的思考从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原点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则主要针对“近代文学派”回避“民族”问题的倾向。竹内好的基本观点是，自白桦派以来日本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抛弃了“民族意识”的情况下发展而来的，结果“民族意识”必然伺机反抗而为法西斯主义所“唤醒”。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紧密相连，“但在日本，由于社会革命疏离了民族主义，受到摈弃的民族主义者只好选择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道路而走向极端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证明：革命与文学必须植根于民族传统[9]。在此，竹内好坚持要“从反革命中提取出革命”的良性民族主义，至少要在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之前的明治初期挖掘为今日所用的思想资源。我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国民意识的发生，国民意识的培养离不开民族主义推动。战后日本的国家重建同样需要新的民族主义，竹内好借中国革命的经验而提出日本的“民族问题”，其思考可谓深刻独到。
将鲁迅推向战后日本思想论坛的竹内好
竹内好是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思想论坛的重要人物，善于在流动的状态中发现议题并通过论争将其主题化。他一方面对日共即新日本文学派多有批评，另一方面对“战后派文学”的“近代主义”立场进行批判，这常常使他成为论坛的焦点[10]。总之在战后初期，由于竹内好等的努力，鲁迅与中国革命在思想论坛上获得了广泛认知，讨论远远超出了中国研究领域。例如，战后新史学的开拓者石母田正运用唯物史观重建历史学，其特色就在于通过朝鲜抵抗的近代史发现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石母田正最早将“亚洲视角”引入日本史研究，而其灵感即来自中国作家鲁迅和朝鲜诗人徐南麟[11]。
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比起战后一片废墟而百业待兴的1946年，此次纪念活动可谓丰富多彩，讨论的议题也随形势的变化而流动着。在进步势力重镇的岩波书店和日共指导的战后最大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学会”策划下，活动俨然形成了规模。岩波《文学》杂志的鲁迅特辑，刊发了包括竹内好、荒正人、杉浦平明、中野重治等名家在内的系列文章，同时有《鲁迅选集》(10卷本)及其导读性质的别卷《鲁迅案内》出版。杂志《新日本文学》10月号则刊发“特辑：鲁迅死后二十年”。也是在这一年，《故乡》第一次被选入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其后数十年间又有光村图书、三省堂、筑摩书房、学校图书和东京图书陆续跟进。考虑到日本中学国语课本一直由这六大出版机构垄断，那么“可以说30年来几乎所有日本人在中学都读到了《故乡》。这样的作家不论国内国外都在少数，鲁迅虽为外国人却成了近乎国民作家的存在”[12]。
这里要关注的是另一位在战后倾注全身心宣传鲁迅，逢十纪念必有文章或讲演的中野重治。如果说竹内好是以思想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致力于鲁迅的阐发，那么中野重治则是以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作家的立场展开纪念的。由于他和鲁迅的特殊因缘，也因为其在日本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中的特殊位置，其鲁迅论更具有文学方面的洞穿力和对政治性的深湛理解。同时，作为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共党员，他也能够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之矛盾抗争的关系结构中阐发鲁迅文学的价值。比起竹内好对民族主义和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的思考，中野重治更注重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结构中深化对鲁迅的认识。而战后世界政治的风云变换和日共内部的思想斗争，则成为他思考的现实背景。
领导新日本文学会时期的中野重治
5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可谓波诡云谲。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波动。在此形势下，日共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前后变化，民主主义文学界有关“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论争亦不断发酵。我们已知，始于2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高潮之际的“政治与文学”论争，到了二战后则在新形势下持续燃烧，直至80年代才偃旗息鼓。我认为，政治与文学在“极端的20世纪”成为一个彼此无法分离的对立统一结构，战争与革命作为政治的最激进形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构成全景式渗透，这已非一国一地域，而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政治问题。而作为新日本文学会领导者的中野重治始终处于“论争”的漩涡中，他那带有特殊经验的解读有力地激活了存在于鲁迅思想深层的“政治与文学”要素。
中野重治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13]，作品也卷帙浩繁。谈鲁迅只是他文学写作的一小部分[14]，但却具有典型性。例如1937年发表的《两个中国及其他》，他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存在两个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而以鲁迅为核心的上海左翼文化阵营代表共产主义进步势力，且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中日普罗文学联手实现飞跃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作品被翻译到日本也在此时。他对夏目漱石、佐藤春夫以来轻视中国的叙述表示不满，提出要从中国近代史本身特别是中日普罗文学共同发展的视角认识鲁迅的价值。1939年所作《鲁迅传》则强调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政论家，其政论方面更为深刻阔大[15]。
战后，中野重治成为左翼文学阵营的一面旗帜。其鲁迅纪念的第一声是1949年10月19日在中国留日学生同学总会等联合举办的纪念活动上所作的《鲁迅先生祭日》[16]。讲演表示：鲁迅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所孕育的作家，逼使青年鲁迅走向革命和文学的直接推手却是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因此，日本人只要是从事文学工作的，都有对鲁迅先生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义务。而在中日同样处于时代“大转折”并试图建立两国人民之全新友好关系的今天，日本必须集合以往分散的鲁迅研究学术力量，并将研究成果惠及广大民众。鲁迅的所有作品均有一种将读者引向故乡和祖国的力量，从悲愤于故乡和祖国的惨淡暗黑中生出改革的心愿，这是其文学的一大特征。1956年10月所作《某一侧面》，更代表了中野重治战后鲁迅论的基本立场——对其文学的高度政治性的认同。文章谈到自己阅读鲁迅的感受：“无论遇到什么也要做正直的人。进而自己要为日本民众尽力……。就是说，让人产生政治战斗的感奋。”“这种透过人性将读者引向政治上的感动，乃是鲁迅的基本性格。”[17]鲁迅“人性化、文学性的语言多数场合并不伴随着政治性的言辞，但却能成为痛烈的政治批判。……这是鲁迅文学特别给人以铭感的地方”[18]。
竹内好曾将中野重治视为自战前以来日本文学家论述鲁迅的两种代表之一：“一种是东洋式的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太宰治的《惜别》代表前者，中野重治的杂感文章则属于后者[19]。的确，“战斗的人道主义”是中野重治一以贯之的立场。而在我看来，他始终从“人道”出发观察鲁迅的文学性与政治性，其文学视角是基于深厚的人性和社会历史而非单纯的阶级文学，其政治视角是高度综合的唯物史观而非简单的党派性。就是说，在中野重治那里，“政治与文学”不是从观念和教条演绎出来的二元对立，而是基于艺术经验和政治感知高度统一的辩证法。也因此，他能够从鲁迅那不免暗淡悲哀的文学世界感受到催人改革奋进的力量。从战前开始，中野重治就确立起了从中日无产阶级文学连带的视角认识“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鲁迅的立场。战后则进而意识到，日本人需要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导致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关系出发深入理解和研究鲁迅[20]。中野重治始终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抨击只有信奉而不加怀疑的近代主义文学话语，另一方面对源自日共党组织和纲领的非人性化言辞的批评。他对鲁迅的文学性、人性与政治性高度统一的把握，无疑源自个人的斗争经验。他期待向鲁迅学习，以改变理论信仰和教条主义导致文学与政治割裂的日本现状。1964年被日共开除后，他对党派政治的批判更加激烈，这在1967年纪念讲演《鲁迅研究杂感》中有突出表现，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非中国文学专业的鲁迅论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竹内芳郎[21]。我们已知，竹内好曾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结构中强调鲁迅首先是文学家，这种观点给后世以深远影响，但也受到研究界内部的不断挑战。1965年丸山昇出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针对竹内好的“文学主义”倾向而提出鲁迅首先是革命人的主张。竹内芳郎则从“政治与文学”关系阐释架构是否有效方面，同时对上述两位提出批评而引起论争[22]。他在《鲁迅的文学与革命》(1967年)一文中主要阐发了自己的思考理路和基本观点，强调从理论上理解“革命与文学”之内在结构关系比使用一般的“政治与文学”概念更为重要，因为文学史上长期的论争使讨论变得异常缠绕且思维固化，掩盖了更为原本的“革命”问题。鲁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一生不断地回溯到“原点”——屈辱的体验，由此反思“革命的原本性和文学的原本性”。鲁迅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并非竹内好所说有什么“不变的核心”或丸山昇所谓是“永远的革命人”，需要阐明这种变化的结构性规律。他认为，鲁迅1928年前后的转变非常重要。
这里提到的“原点”——屈辱的体验，当然是指“幻灯事件”。在竹内芳郎看来，此乃鲁迅文学成立的基点，它有两重的作用。一个是屈辱感的普遍化，即将文学引向“民族的普遍性”。个人的屈辱感扩大到民族全体，个性化的文学表达转变成普遍性的语言表现，这决定了鲁迅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性质。另一个是内在化，即在“事件”中自己“被看见”，由此那种不甚分明的感受内在化为“屈辱感”。在此，与“革命者”鲁迅达成一体化的“文学者”鲁迅得以形成。其文学的本质性格呈现为：一方面是革命的不可能而产生唯有文学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甚至文学亦无力，两者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成为鲁迅前期文学观的基本结构。然而，由于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鲁迅文学的“原本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由革命的不可能性向“并非不可能”的认识转化。在此，竹内芳郎不同意冯雪峰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前期文学观做出了“清算”的观点，认为其思想文学“原点”上的认识被带到后期，使鲁迅的文艺观与一般来自观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那自我否定式的对于“原点”的忠诚，既是鲁迅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内在逻辑。30年代以后，鲁迅强调的并非文学要服务于政治，而是文学本身的革命化，这是他最宝贵的理论贡献。
竹内芳郎的鲁迅论追求从理论上理解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反思日本“政治与文学”论争的逻辑偏颇。而现实政治的大背景是1956年“斯大林批判”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发生的种种分歧，特别是一贯听从共产国际旨意而走向僵化保守的日共受到“新左翼”的冲击，包括“政治与文学”在内的各种理论问题需要从原理上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及鲁迅文学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成为思想论坛上的话题。从专业角度讲，竹内芳郎的论述可能有史料和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其努力不仅引起专业领域内的论争，而且起到了在思想论坛上将鲁迅主题化的作用。
创造东洋的“故事新编”
讲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我们首先会在脑海里浮现1960年初夏上百万市民集结于国会前抗议政府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震撼画面，或者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中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攻防战。这是一个社会运动高涨的“政治的季节” ，战后民主主义时代走过要求民族独立和市民社会重建的前期阶段，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观念迎来重大转型。经济上，通过“朝鲜战争特需”的启动，开始走上再工业化和高速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在日美同盟的制约下，保守与革新的自民党与社会党斗而不破的“五五年体制”稳步运行。这给战后日本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保障，同时经济发展和政治固化导致文化教育和道德秩序建设滞后也引起社会反弹。由新左翼主导的政治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后迅速衰退，而大众消费社会不期而至。
仅就思想、文学领域的变化而言，以下“事件”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1960年安保斗争漩涡中战后民主主义重要旗手丸山真男遭到新左翼理论家吉本隆明的批判[23]，1964年中野重治被开除出党而日共在文化界威信遭到重创，“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花田清辉在与吉本隆明的论争败北后退出文学批评界……这一切意味着战后思想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斗争的第一阶段落幕，新左翼成为论坛的领跑者。民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等基本议题逐渐让位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新问题。此外，新左翼在建构激进革命的理论基础之际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思想，中国60年代的革命运动更吸引了“全共斗”时代的各种激进派别。另一方面，学术文化领域受到西方解构主义新潮刺激，对阶级解放、革命主体、客观理性的关注渐次让位于对共同体、文化边缘、主观感觉等，所谓从“存在到结构”的焦点转移悄然出现。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到70年代前后的日本鲁迅论，特别是中国60年代的革命运动不仅冲击到战后已然形成的论述传统，纪念活动也在1966年几乎陷于停顿。唯有每到逢十都要举行纪念的新日本文学会所办“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特别系列讲座”略成规模，但也是延迟到1967年才举行。从讲演集《鲁迅与当代》[24]可以了解到，系列讲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鲁迅论的焦点及其前后变化，足以作为我们考察的依据。其中包括尾崎秀树、尾上兼英、竹内芳郎、桧山久雄、竹内实、中野重治、佐佐木基一、花田清辉八人的讲演，他们大都为新日本文学会成员。从内容上归纳，大致有鲁迅与日本、革命与文学、传统与现代三类议题。
第一类议题中，中野重治的《鲁迅研究杂感》值得关注。他对眼下中日两国鲁迅研究停滞不前的现状、对日共当初追随周扬而今却跟风60年代的革命运动多有不满。明显地，国际国内现实政治的风云变幻促成了他对鲁迅的重新思考。他强调：比起苏联等，日本有更适合研究鲁迅的优势，也有义务拿出更好的成果。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过程深刻左右了中国现代史，也促成了鲁迅后期大量杂文的创作。殖民侵略与反殖民反侵略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中日两国及鲁迅与日本关系的密不可分。他认为，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认识在总体上与鲁迅接近，但在认识路径上不尽相同。鲁迅根据自身追求革命的经验而承认俄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意义，因此其文字有千钧之重，对于今天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日本人来说依然有被刺痛之感。
这篇讲演曲折反映了中野重治对日共教条主义的批判及拥护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心情［25］，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人道主义和在民族压迫与阶级解放的关系结构中观察鲁迅的视角，以“人性”为媒介构筑文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等，都极具启发意义。他一贯以文学家的直观感受言说鲁迅，通过与对象的深层对话来叩问自己的灵魂，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感染力。他对鲁迅这份深情，当然源自两人的特殊关系。正如他逝世前所回顾的：“我知道，鲁迅谈到了我的‘转向’、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中文版出版后也曾惠赠我一册……鲁迅下葬时鹿地亘是抬棺人之一，那张小小的照片大概还在我手上希望能够找到。我应该是第一个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发现《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的日本人……在与鲁迅有关系的青木正儿教授、佐藤春夫、竹内好、增田涉等人都已离开人世的现在，我对鲁迅的追思越发复杂而深沉。” [26]
这个系列讲座中最具时代性和前卫色彩的，是在第三类“传统与现代”关系中讨论鲁迅思想艺术特性的花田清辉[27]。花田在文艺批评上具有辛辣讽刺的格调、戏剧创作上追求喜剧性幽默的现代主义(先锋派)、政治上则是坚持战前“讲座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古今东西视野开阔而有国际主义倾向。花田清辉的讲座《关于〈故事新编〉》，首先回顾自己战争期间阅读《故事新编》而对《铸剑》《出关》《非攻》尤有感动的经验，认为《铸剑》中有强烈的革命欲望，鲁迅要表达的是个人的败北可能导致阶级或集团的胜利，其文学中同时有喜剧和悲剧的要素，但悲剧性似乎更为浓烈。这可以称之为“东洋式”的色调，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古典悲情世界密切关联。鲁迅身上有血肉化了的传统存在，有时对其加以激烈的抵抗，有时从改变现实出发又积极地利用传统的要素，这也正是《故事新编》不易把握的地方。鲁迅希望半殖民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试图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其文学具有“超现代性”。花田清辉坚信，6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换时期，鲁迅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和艺术上的创新，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里，日本知识者主要着眼于在东西方现代性的关系结构内部透过鲁迅及其中国革命来进行现代化的类型比较。花田清辉在“传统与现代”之上提出“超现代”或反现代的可能性问题，的确有思考方式上的创新。虽然他是从自己先锋戏剧创作的实践经验直觉地感受到而未能做进一步的理论抽象。他预示了稍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以反思现代性为中心的鲁迅研究时代的到来。1976年冈庭升的《亚洲的近代》[28]一文已经对现代性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质疑，90年代丸尾常喜对传统与现代理论模式所遮蔽的中国民间习俗“鬼”世界的关注[29]，代田智明对后期鲁迅围绕上海“殖民地现代性”所作批判的重视[30]，乃至伊藤虎丸晚年意识到的鲁迅“向下超越”的思想特征[31]等，其思考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花田清辉。
更可贵的是花田清辉还将上述对鲁迅的认识付诸戏剧实践，与小泽信男、佐佐木基一、长谷川四郎共同创作了《戏曲：故事新编》脚本。由《寄身洪水的叙事诗——大禹》《亦守亦攻——墨子》《头颅飞溅在所不惜——眉间尺》《永恒的乌托邦——老子》四幕组成的这个脚本，最终得以在东京和京都成功上演，这无疑是对1974年不幸病逝的花田清辉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其“鲁迅以前现代为否定性媒介实现对现代的超越”这一认识的实践。长谷川四郎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实践即认识事物内在过程的“伟大的方法”，花田清辉的艺术实践正是这一方法的实际应用。“我们的工作并非要追赶和超越西方，而是尝试创造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的故事新编、我们的国际主义文化。”[32]
创造“东洋的故事新编”，这的确是一个超越古今历史和东西方时空的宏大愿景。它源自中国的鲁迅而在战后日本生成并付诸实践，显示人们一旦摆脱西方中心论式现代性思维的牢笼则必将释放出灵动的想象力，而亚洲悠久的思想传统和新时代日本文人的国际主义视野自然是这种想象力的根基。我读日本知识者的鲁迅论，就时常会感到这种独有的“亚洲”感觉和视野，它能够有力地激活鲁迅文学中中国人不易察觉到的亚洲底色。它是传统中国的也是东方的，但在中国文化视域内部不易显像，而在东亚边缘的日本则会明显感知到。它提示我们，鲁迅文学的区域特征还有待开掘。
东洋思维的复权与中日文学同时代
1976年，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这一年，岩波书店《文学》杂志刊出特辑：“鲁迅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同年10月岩波文化讲演会在京都会馆举办，竹内好发表《日本的鲁迅翻译》。另一个大型出版机构筑摩书房，则于本年陆续刊行《鲁迅文集》(全6卷)。综合其他一些信息可以看出，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得到恢复，但时代气息和论述焦点已大不同于此前。结合国内国际的现实课题展开思想交锋的紧迫感和论战性格已然减弱，与战后“政治的季节”终结相照应，日本思想论坛上的鲁迅论也仿佛迎来了落幕时刻。其中，青土社的杂志《Eureka[33]诗与批评》推出的特辑“鲁迅：东洋思维的复权”，从作者阵容到主题的设定都颇有特色。以竹内好、桥川文三的对话《革命与文学》为中心，邀集不同领域的新老作者28名，可谓壮观。“东洋思维的复权”仿佛是在强调鲁迅精神与亚洲传统的关联，对话《革命与文学》表面上沿袭了“政治与文学”的架构，但讨论的重点是从30年代中日文学同时代的角度来观察后期鲁迅，成为亮点。
从亚洲的现代和中日文学同时代两条主线观之，特辑中桧山久雄的《奴隶史观与〈故事新编〉》，值得关注。作者比较鲁迅与日本文人思想家的差异，由此进入对《故事新编》主题的阐释，可以说延续了此前花田清辉等的“超现代”论，但紧贴着“东洋思维的复权”主线而对亚洲的中国与日本存在差异的分析，则多有新意。桧山久雄认为，《故事新编》的主题在于从中国固有文明的内部抗争来寻找东洋独自的现代性之创生。鲁迅的《灯下漫笔》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福泽谕吉对日本历史的批判神似，但前者没有像后者那样强调“以西洋文明为目的”。鲁迅坚持以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为指向的“创造史观”[34]。
“东洋独自的现代性之创生”，其反题是西洋现代的称霸世界。就是说，在西洋现代性向世界扩张过程中，受其压抑而催生了创造“东洋独自的现代性”这种对抗意识。既然这本身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那么从原理上对其加以批判就成为必然的前提。这个特辑中，冈庭升的《亚洲的近代》一文就具有原理性的思考。文章认为，当摆脱了视亚洲现代为落后的常套观念时，鲁迅将作为杰出的积极性契机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是把西欧现代视为必然的规范而是作为必须超越的压抑模式，那么鲁迅就是唯一能在亚洲把握到逆转东西方非对称的现代性价值判断契机的思想家。冈庭升的理论依据是：“近代”这个神圣规范与神圣的中世纪一样，仍然是一个压抑和规训我们身体的体系。这个悖论导致欧洲现代根源上的黑暗——为证成自己的人类性而创造出“非人类”存在的殖民地，世界由此分裂成西欧和非西欧世界的二元。
在冈庭升看来，鲁迅的“思想代表了亚洲现代的本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欧洲现代而达到反抗其不合理性的境地;二是从根本上否定“脱亚”路线，“脱亚”乃是近代日本的原理性错误;三是对“青春”的否定，38岁始作《狂人日记》而走向文学的鲁迅拒绝一切青春期的轻信盲从，从而避免了所有规范的束缚，成为亚洲现代思想的体现者[35]。
这个特辑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30年代中日文学的同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竹内好与桥川文三的对谈中。竹内好强调：中国的文学革命始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到了20年代，新的文坛已然形成。因此，“30年代”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具备了形态上的整体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来考察。桥川文三回应，日本人有一种孤立地看鲁迅的倾向，因此需要回到30年代的历史场景。竹内好则提出“30年代文学的世界同时代性”概念，认为所谓30年代是在20年代全面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学基础上，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媒介而获得了世界同时代性的时期，在这一点上又与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桥川文三则强调：如果日本人能够了解到邻国的同时代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存方式，用同样的方法和武器挑战同样的问题，那么才能加深对鲁迅的理解。竹内好则回应：鲁迅是历史存在中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是超历史的。
3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然具备世界同时代性，日本人可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深化对鲁迅的理解。这既与中野重治早年提出的从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共同发展角度认识鲁迅的观点相连通，又反映了跨越战争鸿沟而中日邦交得以恢复的70年代的新视角，可以说意义深远。当然，日本的战争和中国的革命导致这种中日同时代性的断裂，其所造成的相互理解之巨大悬隔该如何克服，则还有待深入讨论。
鲁迅的世界意义体现于东亚
1976年，在日本也是一个象征的年份。仅就本文涉及的战后知识分子，就有花田清辉(1974年)、竹内好(1977年)和中野重治(1979年)相继辞世。这预示着一个时代，也即鲁迅论最为辉煌时期的终结。这一代人以各种方式，将被压迫民族的伟大作家鲁迅推向思想论坛的中心，发挥了远远超过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力。比如与萨特相比，鲁迅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殖民体制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亚洲民族解放的必然性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走向法西斯、西方现代性与亚洲独自的现代，还有战争与革命造成中日文学的同时代性等等，日本知识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曾受到鲁迅的启发。
战后30年，也是丸山真男所谓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开国”时代，知识者以对侵略战争的自责和未来憧憬——“悔恨共同体”为依托，利用手中知识在推进舆论形成和社会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启蒙作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社会改革主要依靠“国家”强力推动，这种体制未能给知识者预留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而1945年的战败使“国家”一时出现真空状态，知识者得以释放思想的力量，由此开创了“战后民主主义”的辉煌时代。他们面对本民族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将鲁迅视为思想资源而有力地激活了其文学中宝贵的实践性要素。如果再结合二战后韩国和台湾地区传播的历史，则可以说鲁迅文学的世界意义首先是在东亚得到体现的，因为在此地鲁迅直接参与了人们改造社会和思想斗争的实践，而非仅仅是学院里的研究对象。
我认为，这也将促使今天中国学界的自我反思，现代中国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鲁迅，但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未能强有力地将其推向世界的中心。正如美国学者寇志明所追问的：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者的普遍焦虑吗?日本人致力于把鲁迅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他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为什么用这种混合着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来回答”时代问题[36]。这个曾经“失败”的日本民族，其知识精英在艰苦卓绝的民族重生实践中创造出自己的“鲁迅像”。他们有时也难免“圣化”鲁迅而多少偏离了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面对着自身特殊的时代课题、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们不能因此指责他们“偏至”，而应该从战后思想史语境出发，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理解其“鲁迅像”。这样，中国学者才能与日本知识者共享这份珍贵的鲁迅论遗产，才能加深认识诞生于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其民族身份和世界意义。
鲁迅1928年摄于上海景云里寓所
注释：
[1]参见佐藤泉《1950年代——批评的政治学》，第55页、第70—77页，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8年版。
[2]竹内好：《关于鲁迅的死》，东京《朝日评论》1946年10月号。
[3]竹内好：《鲁迅的问题性》，《西日本新闻》1956年10月19日。
[4]参见竹内好《鲁迅》序章“关于生与死”，东京日本评论社1948年版。
[5]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讲座》第3卷，东京白日书院1948年版。原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
[6]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第206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7]远山茂树：《两种民族主义的对抗》，东京《中央公论》1951年6月号。
[8]竹内好：《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东京目黑书店《人间》1951年7月号。
[9]竹内好：《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岩波书店《文学》1951年9月号。
[10]例如，《鲁迅的问题性》一文对“战后派文学”作家荒正人的批判。见《竹内好全集》第2卷，第337—339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版。
[11]参见石母田正：《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历史学的课题与方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版。
[12]藤井省三：《鲁迅事典》，第291页，东京三省堂2002年版。
[13]中野重治，1902生，日本福井县人。1926年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发表《艺术并非政治性价值》，参与“艺术之价值”论争。1931年加入日共后次年被捕，1934年“转向”出狱。战后重新入党并成为新日本文学会主要领导。1964年，因在中苏论战等国际共运和停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与日共指导部意见对立，被开除出党。1979年病逝。
[14]共14篇，集中收录于筑摩书房1976-1980年新版28卷本《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
[15]《两个中国及其他》、《鲁迅传》，《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东京筑摩书房1976-1980年版。
[16]载《新日本文学》1949年12月号。
[17][18][26]《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44页，第645页，第698页，东京筑摩书房1976-1980年版。以下，对第698页这段文字中提到的事项略做解释：1，鲁迅谈到中野重治的“转向”是在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信中。2，鲁迅赠中野重治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为所印103部的第36部，大概是托鹿地亘代送的。3，1936年10月22日鲁迅安葬日，抬棺人12位青年中鹿地亘是唯一一位外国人。4，1957年10月应中国作家协会等邀请，中野重治作为团长率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期间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之际，发现这则由鲁迅等9人署名的为小林多喜二募捐启示，《募捐启》刊于1933年6月1日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
[19]《鲁迅的祭日》，《竹内好全集》第3卷，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版。
[20]参见中野重治：《鲁迅先生祭日》(1949年)、《某一侧面》(1956)、《鲁迅研究杂感》(1967年)等。
[21]竹内芳郎，1924年生，日本歧阜县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195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长期从事法国哲学研究，在建立日本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方面多有贡献。著有《萨特与马克思主义》(1965年)、《文化与革命》(1969年)、《国家与文明》(1975年)等。
[22]竹内芳郎：《文化与革命》，第137—140页，东京盛田书店1969年版。
[23]参见吉本隆明：《丸山真男论》，东京一桥新闻部1963年版。
[24]佐佐木基一、竹内实编：《鲁迅与当代》，东京劲草书房1968年版。
[25]竹内荣美子：《中野重治——其人与文学》，第134—142页，东京勉诚出版2004年版。
[27]花田清辉，1909年生，日本福冈市人。早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战后加入日共，50年代曾担任《新日本文学》杂志主编。在文艺批评和戏剧创作上成就卓著，被视为战后派文学代表性作家。1974年逝世。
[28][35]冈庭升：《亚洲的近代》，《Eureka诗与批评》1976年4月号，东京青土社。
[29]参见丸尾常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岩波书店1993年版。
[30]参见代田智明：《解读鲁迅》，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
[31]参见木山英雄：《也算经验》，《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
[32]长谷川四郎：《戏曲：故事新编》“前言”，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5年版。
[33]Eureka是古希腊语，意为“发现自我”。
[34]桧山久雄：《奴隶史观与〈故事新编〉》，《Eureka诗与批评》1976年4月号，东京青土社。
[36]寇志明：《竹内好的鲁迅·中国的竹内好》，《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