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要不要与美国打贸易战?

鲍盛刚:中国要不要与美国打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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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是倒过来的马尔萨斯困境。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人口大于生活资料,积极的解决方案是计划生育,消极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战争,瘟疫等以减少人口,从而达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再平衡。同样,对于产能过剩这一问题,积极的解决方案是控制产能,有限竞争,计划经济,消极的方案是通过经济危机或者通过战争等手段以消除过剩产能,从而达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除此之外,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技术解决方案,即空间市场不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是一种垂直向上的发展方向。二是空间解决方案,即技术,产品不变,但是加速过剩产能,资本的横向转移,不断扩大占有市场。显然,这两种解决方案,结果与影响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那么中国是否一定要与美国打贸易战呢?还是应该以此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由外需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由量向质提升,等等?是选择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应该选择空间解决方案?或者说应该同时选择两种方案,并且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有序的平衡呢?中国自加入WTO后,经历了十年的大发展时期,从一个贫困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奇迹。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正是基于此,中国发展是一种外向型模式,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这种外向型模式对中国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选择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致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十年中,中国忙于为别国打工,提供廉价的商品以赚取外汇,但忽视了自己的发展,自己的民生问题,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是全球第一,劳动力被廉价剥削,人均GDP在全球依然处于100位之后。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因而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所以,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发展之后,应反思自己发展的模式。尽管成就巨大,但代价也巨大,况且随着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需求的下降,中国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消耗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以加工出口,依赖外需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已难以维继。

所以,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外向型经济结构转变为内向型经济结构,所谓内向型发展模式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首先是发展驱动力将由外资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其次是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其三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加快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 ,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如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在19世纪成为 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引领世界近100年。美国抢占了以电器,汽车,飞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

另外,随着中国向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中国应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系。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所以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将沿海地区趋于过剩的经济产能成为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如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一样。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历史上,美国经济发展开始集中于东部13个州,带有很大的殖民特色,是欧洲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之后随着中西部的开发,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西方殖民经济的地位,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与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国家,对此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轮变化,即向中西部的延伸将使中国经济形成一个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循环系统的依赖,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浪潮。沿海地区作为第一梯队,将专注于高端产业,而中西部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新的投资热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时候中国经济体将扩大两倍到三倍,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将再持续20年到50年。

再有从长期来看,投资国内是最优方案,投资海外则是次优方案。目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投资大国,但是对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短期内对于资本来讲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可能说明国内投资环境与政策的恶化,对外投资由此将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停滞,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就业率的下降,政府财税的减少,等等,与此同时对外投资可能缩小自身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差距,导致工业和经济活动重心的转移。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最终走向衰退无不与投资转向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英国在1870年以后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 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 再比如美国,它的崛起主要得益于英国的资本与 产业的转移,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上由盛而衰的轨迹,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美国公司将加工和制造 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当然,美国目前是指责中国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事实上是美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加快 投资海外的时候,忘记了如何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忘记了如何推动国内的投资,以至于最后陷入产业空洞化的危机。

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年轻的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随即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对此美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建设一个属于美国人自己的时代”。目前,中国与一战后美国所经历的情况非常类似,对此中国是否可以借鉴美国呢?是否也应该在大转型,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时代呢?

鲍盛刚简介: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联系邮箱:该邮件地址已受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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