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二十七 |提出大干“双三万”的口号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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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摆在军管会面前的任务不再是什么两派平衡。好派屁派都是革命派，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才是主旋律。什么叫更大的胜利?当然是成立革委会啦。支左该结束啦，老这么军管下去不是个事，老这么筹备下去也不是个事，全国山河早就一片红啦。人家两口子吵架，咱就别掺乎啦。
那时绝大多数当兵的都是这么估摸来着。
可姜政委不这么想。他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没这么简单，支左还没支出一朵花来。
农村工作好办一些，想政绩就修水利，看得见摸得着，说出来谁都懂，目标明确干起来也痛快。所以利用冬春季节整治永安河，谁都没意见。当权派造反派正愁着没机会表现，整天办学习班也把他们憋坏了，所以劳动和汗水成了那时最受欢迎的东西。
可城市工作就麻烦多多，想造桥修路，没钱，想发展生产，没钱，想按时给职工开工资都得厚着脸皮去要钱。1969年过春节，姜政委通过在内蒙军区的一个老战友搞到一批羊肉，如果把钱凑齐全市居民每户能摊上一斤多，可是财政上愣是拿不出钱来。拿不出来还惹一身闲气。
也是这一年，姜政委去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期间有色公司财务告急，就想顺便去冶金部要点钱开工资。那时冶金部也夺权了，所以还领上了好派屁派的头头们，想跟人家“对上口”。谁知冶金部不管是新当权派还是老当权派，对T市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致的。
他们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从50年代开始你们就伸手向国家要钱，要到现在还不能给国家上缴一分钱，简直太过分了。你们没钱花了就想到冶金部，你们搞运动讨论干部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一个冶金部呢?你们那座城市从哪儿来的?没有有色公司地图上有你们那个城市吗?那个冶金部的新头头说得更绝：你们究竟还能不能养活自己?
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确实是个问题。
姜政委觉着自己是带着一脸吐沫冲出冶金部的，没想到人家对支左解放军也是这么不客气，他的脸本来就红，是猪肝脸，这会儿就更像酱猪肝。一辆从京西宾馆借出来的红旗吉普就那么一路跟着，从地安门跟到公主坟。
怎么办?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他得出来的痛苦结论。
在动员大会上，姜政委没有痛说这一段北京蒙羞史，相反他是陶醉在一种胜利憧憬里了。长江滚滚翻喜浪，T城人民庆九大，拿什么庆?拿出让敌人目瞪口呆的好成绩!他左手伸出两根手指头，右手伸出三个手指头，我们要在九大胜利召开后就实现“双三万”！也就是要在70年代第一春，实现T市铜矿开采冶炼史上从未有过的铜精砂三万吨，和粗铜三万吨。不是有人说我们养不活自己吗?我们就要干给鬼子看看!我们不但要活得好好的，我们还要创造历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同志们，我们不可能去侵略别人剥削别人啊同志们，我们也不可能向别人乞讨看别人脸色啊同志们，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靠苦干巧干来过上好日子!赧郎明月夜啊歌曲动寒川啊同志们，想想那是怎样一副热火朝天的情景!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修路，就可以造楼，还可以建长江大桥，T城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他声情并茂。
姜政委也不是瞎说。那时有色公司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实现了五座矿山两个冶炼厂的基建目标，刚刚进入可以出大力气的青春期，特别是两座新矿和一家新厂的上马，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利润分成比例，如果完成“双三万”，T市财政的困难局面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中央下达的计划连两万吨都不到。
然而超计划的产量从哪里来呢?姜政委说，这就好比树上的果子，一般人伸手就够着了，摘摘不费劲。可你要想多摘就要费点劲，跳起来摘，蹲下去摘，烂果子也摘，它不就多了吗?
这话也不是姜政委自己凭空想像的。而是有人给他出点子。出点子的人叫杨良才。
九大以后，对将来革委会组成人员的猜测很多。有几个版本说的已经很具体，主任副主任，政工大组，生产大组。姜政委对此一直不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思考，只是他的思考谁也摸不透。
那时有色公司这个层级是不存在的，二级厂矿直接对军管会负责，所以原有色公司的头头和原市委的头头要么参加学习班，要么就到生产大组去帮忙。
现在很多人以为文革期间领导干部都是关在牛棚里的，基本是胡扯。除了极端混乱的1966年下半年，出现过短暂的所谓“隔离审查”“群众专政”，1967年支左部队介入以后，这些头头只是被夺了权而已，工资照拿，日子照过，多数人还在积极工作。自然，职务是没有的，批判是少不了的，他们自己也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在思考也在观察，有时还提点建议。
那时最低调的一个人就是杨良才，叫他学习就参加学习，叫他帮忙就参加帮忙，印传单也干，拉横幅也干，随便一个小年轻都能支使他。只是有一条，他不发表意见，你说好他也说好得很，你说屁他也说好个屁。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看法的人，谁都知道他是个“师爷”。运动初期就有大字报指出，他是T市真正在背后摇羽毛扇的人，T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不然很难想像一个省委办公厅秘书，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当上了市委副书记。那个时代抗日干部当科长的多得是。
这个现象当然也引起过姜政委的注意，只是他头绪太多，顾不过来罢了。到了1969年底，姜政委在北京碰钉子出洋相的故事已经不径而走，光荣的九大代表也不管用。一些对军管会有意见的干部还把这件事夸大了，说成是中央的态度。那意思分明是不看好姜政委和军管会，九大都开过了，一切都定局了，有钱也不给他，得留给新班子花呀。有过议论。
就在这个当口上，据说从来不发一言的杨良才有一天突然仰天长啸：T城就是这个命，从来都是端着金碗讨饭，讨点饭还要乱撒胡椒面。
这就有点像怀才不遇的三国人物，良禽择木，泪常满襟，慨叹没有识货的好主公。话是在机关食堂里说的，说话时人也不多，但这个比喻却很快传到了姜政委的耳朵里。
当时姜政委正在开支左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会，听到后眉头一皱，吸了一口长气，立马递条子出来，让人请杨良才。
两个人关在屋里谈了一整天，姜政委还留他吃了晚饭。谈什么内容不清楚，但随后军管会党的核心小组就开了三天扩大会，扩大到原市委和原有色公司党委的全体当权派，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个会后，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双三万”。
其实提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干什么。超出计划外的产量不仅意味着财政收入，更是意味着挑战中央权威。中央计划不是凭空想像的，也是根据生产能力一层一层计算出来的。而且在T市，这样干不是第一次，它还联系着一段惨痛历史。1953年的“三人小集团案”，1957年的“反苏联专家案”，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计划外收入展开的。多搞一点还是少搞一点，都不是进了私人腰包，而是进了地方财政。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谁也不认为多搞一点就能进私人腰包。
但围绕着产量计划，前后确实死了八个老干部，打了几十名右派。姜政委不是不清楚这段历史，他是被钱逼急了。他决定这样干，也就意味着他完全站在了前市委领导的立场上，也意味着杨良才们彻底被解放了。
换句话说，搞“双三万”就是和冶金部对着干。
据说在餐桌上，姜政委为了缓解沉重气氛，提了个轻松有趣的问题：你们说说，等我们有了钱怎么花?
这问题显然特别新鲜特别刺激，T城人从来都是过讨饭和撒胡椒面的穷日子的，怎么花钱，而且大把花钱，确实很少有人考虑。餐桌上立马活跃了。
于是有提议建“万岁馆”的，有说盖革委会大楼的，有说要修马路建码头的，只有杨良才低个头，拨拉着眼前的一盘菜。
问到他了，他才说，要建一座冷藏库。他说，T市十几万产业工人，几十万常住人口，谁不吃肉?没有一座大型冷库怎么行?再往后说，还要建纺织厂毛巾厂，咱们有那么多矿工，要谈恋爱要结婚生孩子，没有女工怎么行?
后来，双三万还没有完全实现，T城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就开工建设了。再后来，几乎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杨良才。都认为将来T市革委会主任非他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