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红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创立的一块比较大的苏区，它连通南浔、粤汉、株萍三条铁路，跨过长江，处于武汉、长沙、南昌三座大城市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4年5月，“左”倾军事路线要求实力弱小的红16师进攻南昌，但不久后苏区的中心地区——万载县，就落入敌手，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16师从万载县小源乡向修水、铜鼓地区紧急转移，7月中旬，部队在平江县黄金洞地区遭遇敌军围攻，最终我方以根据地被敌人分成11块、联络电台全部损坏、省委机关及部队损失一千人的重大代价，换取了突围的成功，但红16师只剩一百多人了，师长高咏生也牺牲了。
◆湘鄂赣根据地形势图。
这就是湘鄂赣苏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失利，史称“六七月事件”。
一个多月后，湘鄂赣省委在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副书记兼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傅秋涛认为：扩红是目前省委压倒一切的核心工作，不扩充部队，就没有办法重建红16师。
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认同，散会后傅秋涛与8名同志携带轻武器，秘密前往通城县的云溪山地区扩红。
到达云溪山的当晚，傅秋涛他们就碰上了200多敌人，在突围后傅秋涛意识到敌人已经“醒了”，所以他下令：4个人返回黄金洞向省委报告情况，自己和其余3人转移到药菇大山。
在药菇大山，小分队和钟期光、严图阁等人汇合，傅秋涛向他们传达了省委会议的精神，并告诉他们：组织决定在你们这七百多名游击队员的基础上重建红16师。
此后几个月，傅秋涛率领部队在通山、崇阳、平江地区连打几个胜仗，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不久后就有300多人来参加红军了。
一个多月后，红16师主力部队在通城县老虎洞地区又一次遭到重大损失——省军区政委陈寿昌中弹牺牲，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受重伤，400多指战员壮烈牺牲。
几天后，湘鄂赣省委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 作出重大决定：
(一)傅秋涛接替已经牺牲的陈寿昌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二)徐彦刚继续担任省军区司令员兼红16师师长;
(三)要把扩红当作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四)组建扩红突击队，由江渭清同志任队长，在平江、修水、崇阳、通城一带扩充队伍，并建立新的游击区。
为落实这次会议的决定，傅秋涛制定了非常严密详实的扩红计划，1935年头三个月，红16师在湘鄂边地区粉碎了敌军十几个团的重兵围剿后，部队扩充到了1500多人。
紧接着，傅秋涛又制定了“红5月扩红冲锋计划”，短短一个月又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
到1935年6月，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省委动员了2500多人参加红军，还在药菇大山地区收编了一支四百多人的绿林武装，红16师在平江、修水、通城、药菇大山等地区组建了6个游击区，整个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兵力达5000多人。
二、“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红16师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蒋介石电令汤恩伯会同湘鄂赣三省的正规军、保安团共计60多个团对红16师展开围剿。
湘鄂赣省委及省军区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议部队的作战和转移事宜，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提出了两个突围方案：
(一)向东去修水、铜鼓一带，伺机转移到高安，绕个圈子再回来;
(二)向北去通城，走崇阳、通山，过长江，然后去大别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傅秋涛认为大别山路途遥远，而我们在湘鄂赣边有群众基础，所以应当采取第一个办法。
不幸的是这一次转移花费了十多天时间，贻误了宝贵的战机，红16师在修水遭遇重兵围剿，傅秋涛当机立断：按第二套方案突围，向北转移!
◆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
16师及省委进入通城后，傅秋涛让钟期光和严图阁从两翼突围，自己则带领46团从麦市突围。在突围中，46团没有及时上前面的部队，因此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避免全军覆没，傅秋涛率部回到通城地区，与严图阁部一个连会合。
部队此时处于最苦难的时刻：秋冬时节气候寒冷，战士们衣衫褴褛只能围着火堆取暖，吃的食物只有野菜，住的是漏风漏雨阴暗潮湿的茅屋和山洞，不少同志得了风湿病和胃病，伤员也没有草药，还要时时刻刻提防敌人搜山和放火……
按傅秋涛的说法就是：那时候能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
就这样过了艰苦的半年，敌人送来了劝降信，声称“不投降你们就是死路一条”。有的战士思想产生了动摇，傅秋涛严肃地说：
“对付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哪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围出去就是胜利，只有前进才是出路!”
◆红16师师长徐彦刚（1907-1935）。
最终红16师以惨痛的代价完成了突围：省军区司令员兼16师师长徐彦刚重伤后被匪徒杀害，傅秋涛的47团折损大半，而严图阁和钟期光率领的两个团，在突围后加起来只剩八十人了……
湘鄂赣边的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入了低潮，一切仿佛回到了1934年那个惨痛的七月，傅秋涛知道是时候作出改变了。
三、“形势所迫，我们只能被动转变”
麦市突围失利后，红16师余部转移到连云山一带进行休整，但敌人并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次他们派出了11个师的正规军、湘鄂赣三省的所有保安团以及11个专门搜山的特别行动队，进行残酷的拉网式进剿，试图将红16师困死、饿死在大山中。
1936年3月，为应对敌人空前规模的围剿，傅秋涛在盖板洞召开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继续扩红，创造至少10个营的兵力，再一次重建红16师;
(二)用盘旋兜圈子的办法调动敌人，从而打击敌人;
(三)精简湘鄂赣省委机构;
(四)抽调干部去外线做群众工作，军民联合起来打破敌人的围剿。
此后，傅秋涛和新任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分别在湖南平江和江西万载地区活动，他们行踪飘忽不定，时而在内线时而转到外线，时而化装潜伏时而打击敌人，搞得敌人蒙头转向非常恼火。
◆湘鄂赣省军区政委陈寿昌（1906-1934）。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红军在湘鄂赣交界地带建立起了17支游击队，此时在南方爆发了粤军和桂军联名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将围剿红16师的部队全部调往粤桂地区，只留下了一些战斗力稀松的保安团。
傅秋涛抓住这次机会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在政治上他与严图阁联名，以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的名义发表了抗日讨蒋宣言;在军事上则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到7月底，红16师第三次组建起来了!
1936年11月，傅秋涛率部发起了更为频繁的攻势：攻打瑞昌县城、摧毁敌人碉堡、袭击反动监狱释放革命人士，在短短40天时间内，红16师就击溃敌人8个团，摧毁碉堡100多个，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大，新组建了一批独立营和游击队。
四、“要让叛徒做谈判代表，我当场毙了他！”
正当湘鄂赣边游击战争发展得如火如荼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已经升任湘鄂赣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政委的傅秋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开会，他制定了如下计划：
(一)继续扩红，进一步壮大红16师的力量;
(二)创立抗日反蒋人民阵线并进一步扩大游击区;
(三)会后向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布置具体任务。
会后红16师向鄂东南的大冶、崇阳一带转移，准备建立新的游击区，1937年3月中旬，红16师在通山地区与傅秋涛率领的省军区独立团会合，16师指挥机关向傅秋涛通报了师长方步舟叛变的事情，傅秋涛当场宣布：撤销他的师长职务，由冯育云同志接任。同时他命令部队在5月之前完成既定的扩红任务，并在外线展开游击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底，红16师在铜鼓地区又一次遭到重大损失：师参谋长赵改中牺牲，新任师长冯育云叛变，全师遭到敌军埋伏后伤亡惨重，仅剩一百多人了。
这已经是红16师第三次全军覆没了，但这些没能打倒坚强的傅秋涛，鉴于形势的变化，他作了三项决定：
一是派人寻找中央，弄清对蒋政策;
二是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三是组建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
为实现联合抗日的大计，湘鄂赣省委拿出了九条谈判方案，其中四条谈合作，五条谈停战。
◆湘鄂赣省委、省军区旧址。
国民党当局派叛徒方步舟做和谈代表，试图“招抚”“收编”我红军游击队，傅秋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要是敢来谈判，一见面我就毙了他!
此时延安方面传来了话，告知了对敌斗争的基本策略，傅秋涛心中有了底，他反复告诫各地游击队：不要轻易集结，不要上敌人的当，没有我的亲笔信，任何部队都不能转移。
双方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游击队服从蒋介石、公开宣布贯彻三民主义，傅秋涛则强调红军的独立自主，一切在押的我党同志，国方必须无条件释放。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较量，在接到了中央的指示后，湘鄂赣省委、省军区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就释放被捕进步人士、部队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湘鄂赣省军区下属的红军游击队，暂定名字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傅秋涛任司令员，刘玉堂任副司令员。
◆刘玉堂和陈毅（右）在一起。
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将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委，归长江局领导。
傅秋涛被任命为特委常委，11月初，分散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向嘉义集中，傅秋涛清点人数，一共是900多人，至此，艰苦卓绝的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胜利结束，本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1938年1月，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傅秋涛任团长，全团共1100多人，有枪200多条，马刀700多把，这支几起几落，屡遭磨难的红色武装开赴皖南，开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