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

李成瑞: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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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上下篇,分别记述该村调查情况和工作发展过程。把这个资料同我在1944年调查的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两个村的资料加以对比,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游击区与新解放的沦陷区农村的不同情况,可能是不无俾益的。

  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

  ——晋察冀边区阳高县西靳家洼村的

  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民的翻身斗争

  (1945年8月)

  李成瑞

  前记:1945年夏,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挺进外长城,收复了山西省东北部长期被日伪统治的大片地区。当时我作为边区政府的干部,被派往新收复的阳高县西靳家洼村,一面作农村调查,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本文分上下篇,分别记述该村调查情况和工作发展过程。把这个资料同我在1944年调查的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两个村的资料加以对比,对于深入研究抗日游击区与新解放的沦陷区农村的不同情况,可能是不无俾益的。

  上篇:西靳家洼在日伪长期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西靳家洼村简况

  西靳家洼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东60公里、平绥路以南30公里的黄土邱陵地带。1937年9月沦陷,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大同省”阳高县赵石庄大村公所。1945年6月解放,属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军分区)阳高县第二区。

  全村133户,685人,耕地6100亩(其中水浇地100亩),每人平均8.9亩,是地广人稀的“米粮川”。但由于经济落后,特别是敌伪压榨摧残,亩产一般只有2大斗谷(每大斗谷重13.5公斤)。全村只有9头牲口,主要靠人拉犁。有一部分耕地被抛荒了。

  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出租土地的7户,佃入土地的37户。

  二、日伪村政权统治情况

  本村位于晋、察、冀、绥(远)四省的接合部。“山高皇帝远”,土著封建势力特别跋扈。山西土皇帝闫锡山对基层的统治在该村不太深入,没有建立过“公道团”,仅在形式上有一个“防共团”。

  本村王姓占全村户数近一半,而大部分地主是姓王的。王姓地主是村中经济上政治上的主宰。老百姓说:自开帝以来,我村就是王家老财当村长。农民王升曾编了一个小曲(“夸嫂嫂”调),描述当时王姓地主操纵村长人选的情况:

  “雪花飞,天气冷,村长排长要换人。叫大户,吃烙饼,吃吃喝喝商量个清。”

  “出门去,劝黎民,迎面碰上张凤廷(异姓大户)。

  张凤廷,你别争,村长出不了王家的门。”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闫锡山所属李服膺的部队和国民党省县政府人员望风而逃,阳高随之沦陷。靳家洼封建势力很快与民族敌人结合起来,建立起村级伪政权,成为日寇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过去村长一般由地主亲自出任,而在战乱时期,则主要由一些流氓“灰鬼”出任,地主在背后指挥。这个民族敌人、地主、流氓三结合的村政权,比过去的村政权更加专横、野蛮。

  该村村政权的统治直接依靠三股力量:一是本村的村警(2人)和“反共青年团”,他们可以随便抓人、关人;二是赵石庄“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三是东井集敌据点(距村10公里)的日军、伪军和特务。

  由于这里长期来是敌人的“治安区”,没有抗日游击区(敌人称为“准治安区”)那样林立的碉堡和如网的封锁沟墙,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也没有枪,只有大木棒和马鞭子,特务也都是公开的。但是,它对农民群众的压迫、掠夺却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从该村伪政权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日伪各级政府强征的捐税十分繁重,主要由伪甲公所征收。全部捐税约占居民收入的30%,但伪甲长及其亲近的王姓大户不出任何负担,致使许多贫苦农民的负担高达收入的50%甚至80%以上。农民因缴不起粮税被打骂、拔锅、卷铺盖、封门子的事例不胜枚举。贫农卢红因欠捐税30元被毒打,他的病中的妻子被吓死,丢下一个吃奶的孩子。

  二、乘机勒索,大发横财。例如,1944年甲长王尚清,在敌伪征收“给养米”时,每亩多派一大斗,对种鸦片的土地征收“洋烟奶子”时,每亩多派6两,均据为已有。敌伪配售的洋布、纸烟等,直接贪污一部分,另一部分配售给各户,但马上加派捐税,又把它勒索回来。甲公所经常有4个人吃饭:甲长、书记、村警(2人),饭费全部由村民负担。王尚清为了门前的“风水”,强派民工挖了一个大水塘,完全无偿劳动。

  三、霸占官产,吞并民田。村中有官地(庙产)317亩,其中的好地、近地租给8户地主(雇工经营),名义上是低租,实际不缴租;坏地、远地租给4户王姓的贫农。一般农民根本不沾边。村中还有乐楼(戏楼)一座,被甲长卖掉,价款几十万元被甲长私吞。甲长王尚才霸占了贫农王德胜的10亩土地,后来又以欠官粮4斤(仅仅4斤)为由,将他剩下的8亩地全部没收,由甲公所低价卖给村警王燕。从此,王德胜成了赤贫,只好去当雇工。

  四、强霸民妻,奸淫妇女。贫农高廷美逃荒走口了。村警王燕扬言:老高已死在口外了,将高妻霸占。高彦魁的妻子年轻貌美,村警王宝仁就在大白天引上几个特务,把她轮奸了。据老乡们说,村中漂亮女人多数被灰鬼们糟蹋过,不过受害人吃了哑巴亏,不愿谈起这种事。

  日伪的残暴统治,也曾引起一些抗争。1942年因甲长和地主既霸占官地又向农民摊派“经钱”(供庙内开支),引起以郭盘卿(中农)为首的群众抗捐斗争。甲长到大村公所控告,结果对郭罚款60元钱(伪“蒙疆银行”钞票,下同)。但甲长余恨未消,1944年又告郭“通共匪”,因无证据没有告倒,但郭为打官司负债200元,至今还背着利息。

  该村一半以上的户信奉一贯道。道徒供奉弥勒、济公、关帝、文昌4佛,每日要磕头3遍,每遍磕300个。一贯道教人“行善”,祈求死后升入天堂,今世但求容忍:“打你鼻抖(耳光),你就把脸揉揉;唾你一脸唾沫,你就把脸揩揩;骂你欺你,你就把头低下。”

  三、日伪统治下各阶级家庭情况的变化

  下表是对于抗日战争开始时和最后一年靳家洼阶级构成的初步调查:

  

李成瑞: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上)-激流网

  从表中可以看出,日伪统治8年中,地主和富农人数略有增加,富裕中农略有减少,中农显著减少,贫农和雇农显著增加,游民大体持平。这说明,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受战争和敌伪经济统制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

  下面是8年中各阶级家庭上升或下降的若干具体情况。

  1、地主。

  “七七”事变前原有8户,仍保持地主成份的6户。其中王姓大户直接或间接掌握政权的,不纳粮税,光景都发了,买了地,盖了新房。

  下降为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各1户。这些户与王家当权者有矛盾,一般照纳繁重的粮税,卖了地,也不再雇工了。

  2、富农。

  原有6户,仍保持富农成份的4户。下降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吃鸦片、家中连死几个人。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办一贯道,不务正业,经年累月跪佛堂,想升天,“迷昏了”。

  3、富裕中农。

  原有10户,仍保持原有成份的4户。上升为富农的2户。其中一户因为与甲长是亲友,不纳粮税;一户由于当“屁股猴”(把毒品装进避孕套塞入肛门里,为毒品贩子偷运毒品的人),挣了钱。

  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为吃鸦片、分家。下降为贫农的3户,因为负担重,吃鸦片,受人讹诈、诬陷。

  4、中农。

  原有46户,仍保持中农的25户,目前生活都相当困难。

  上升为地主的一户,主要是开赌场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为儿子在伪“大同省政府”当书记,在村中不纳粮税,还能从甲长那里得些好处。

  下降为贫农的14户,下降为雇农的2户,破产走口的3户。主要原因是负担太重、吃鸦片、失去劳力、参与赌博。

  5、贫农。

  原有42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2户。

  上升为富农的一户,因为当了2年甲长。上升为富裕中农的1户,因为当甲长,当书记。上升为中农的2户,因为劳力强,种鸦片多。

  下降为雇农的一户,破产走口的5户。主要是负担太重,因病失去劳力。

  6、雇农。

  原有20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11户。

  有一户因为当村警,上升为中农。有6户“上升”(?)为贫农。这些户低价买进了小片土地,但都是产量不够纳粮税的坏地,人称“湿布衫”“虱子袄”。如高廷元用6元钱买进10亩地,因产量不够缴纳粮税,几次要退还原主,甲长不许退。又如,刘英买进10亩坏地,后因为不够负担,倒贴一石白高梁出让,始终没人要。这些贫农说:“过去当长工,家里人挨饿,自己还能吃上饭;现在自己和家里人都挨饿了!”“如今,我们是东家不管饭的长工!”另有逃荒走口的2户。

  7、手工业者。

  原有5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户。其中一户是画匠,因为甲长、地主盖新房子“雕梁画栋”,使他有生意可做,生活尚好;其余2户生活很困难。

  下降为游民的2户,是烧砖瓦窑的,因日伪政府把大同的煤炭统制得很死而失业。

  8、商人。

  原有2户,是开杂货店的,因为日伪实行日用工业品配给制,并禁止商人同“匪区”往来,“贩什么都犯法”,只好关门,变为贫农。

  9、游民。

  原有6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2户。

  上升为地主的2户,都是当甲长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是由于当“屁股猴”。逃荒走口的一户。

  四、日伪统治下经济情况的变化

  一、敌伪捐税

  1944年每10亩地派征的捐税如下:地亩捐196元,“门户捐”12元,“手提款”33.8元,铜(3两)3元,铁(3两)1元,干草(20斤)1.25元,以上各项税款共计247.05元,折合3.53大斗米;加上“给养米”1大斗(重16公斤)和官粮0.31大斗米,每10亩共负担4.84大斗米,平均每亩负担0.484大斗米。

  该村耕地产量,平均每亩1.6大斗米(1.8大斗谷)。负担0.484大斗米,负担占产量的30%。

  另外,还有沉重的人力负担:水利公司修水利,火烧岑修公路,平绥铁路修火车道,大同矿派夫,本村甲公所派夫,等等。1944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做50个工(日)。

  问题不仅在于负担总量的苛重,更在于负担办法极端不合理。一是水浇地不负担;二是旱地负担不分好坏地,一亩顶一亩;三是“门户捐”按户摊派,不分贫富;四是甲公所当权者及其亲友16户不出任何负担,而这些户正是土地较多的户;五是纳税的地主富农大量瞒地,如王尚德170亩,按24亩纳负担;王法70亩地,按38.5亩纳负担。

  这样,就把大部分负担压在贫苦农民的头上。如中农王玉收入40大斗谷,负担28.5大斗谷,负担率为71.3%,只好打短工补贴度日。贫农刘福收入10大斗谷,负担9.5大斗谷,负担率为95%,靠编柳条筐子、打短工、做小生意勉强糊口。

  二、租佃情况

  出租土地的7户,其中3户是本村地主。首富王自珍,原来也是雇工经营,后来在县城买了一处院落,全家人移住城内,就将土地出租了。还有1个出租户是外村的地主。下余3户是缺乏劳力的小土地出租者。

  佃户37户。其中,11户是活租,劳力和农本全由佃户出,产量各得一半,粮税各负担一半;16户是定额地租,地租一般占产量40%左右,粮税全部由佃户负担。

  三、雇工情况

  该村除富农雇工外,一般地主也雇工经营,自己不参加主要劳动。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

  农业雇工,一年按8个月算工资。自今夏八路军解放此地后,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大跌。年初原定的工资额,按当时米价折算,高的折米10大斗,低的9大斗;伪钞大贬值后,按当前米价只折1.7-1.5大斗。羊倌工资按12个月算,但数额更少。大羊倌工资按年初米价折米3.6大斗,按当前米价只折0.6大斗;“羊伴子”(小羊倌)工资只相当大羊倌的6成。这些农村工人要求改为实物工资并适当提高。

  四、债息情况

  据估计:“七七事变”前,本村借债户大约占全村户数40%,其中借粮的占15%,借钱的占25%,利率1.5分至2分,即年利15%——20%。

  日伪统治时期,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借债户占到全村户数60%,其中借粮的占35%,借钱的占25%。利率越来越高。到1944年,一般是5分利,即年利率50%;1945年涨到8分利,即年利率80%。也有的是“大一分”,即月利10%。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即半年的期限,利率:1944年借1斗还1.4斗;1945年借1斗还1.5斗。债主,小部分是本村的地主富农,大部分是外村的地主富农。

  五、农业生产

  土地经营十分粗放。每亩水浇地可产6大斗谷,但全村6100亩中,仅有100亩水浇地,占1.6%。旱地亩产,高的2.5大斗谷,低的0.5大斗谷。该村一般年景平均亩产约为1.8大斗谷。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比“七七事变”前降低了1/4以上。

  农业生产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耕畜太少。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抢走了大部分耕畜,以后农民无力恢复。1945年全村只有9头耕畜(4骡、1马、1驴、3牛),其中6头为地主富农所有。中贫农基本上没有耕畜,靠人拉犁,人背粪,也有的农民用人工向邻村换畜力(附近村庄牲畜比本村多些)。

  伪“蒙疆自治政府”极力推行种鸦片。这里种一亩鸦片所化的工本相当一般耕地15亩的工本,这样就使一般耕地的经营更加粗放。种鸦片占用了村中大部分园子地,过去本村盛产的芝麻大为减少,蔬菜也成了稀缺之物。

  六、地价、撂荒、走口

  该村水地不纳税,旱地纳税不分好坏地。这种极不合理的负担办法造成畸形的地价。

  水地:每亩10000元。

  旱地:较好的每亩100元左右;坏的3-5元;最坏的白送,甚至倒贴。

  1944年撂荒50亩,1945年增加到150亩。中农郭存祥有40亩地,因缴不起捐税,被迫走口了。当时地里已上了粪,临走前让本家郭存儒白种。郭存儒很想种,但甲长说你要种得先补缴200元欠税,郭缴不起,就“瞪着眼把地荒了”,自己到东堡去做月工。郭存儒特地领我去看了那块地,但见大片土地蒿草丛生,满目荒凉,令人触目惊心。

  附近有些村,老百姓把土地交给甲公所逃荒去了。本村甲公所规定:土地不准交公,不纳完粮税不准走。

  本村贫苦农民因无法生活而走口的共16户。因为家家都欠缴粮税,怕被甲公所扣留,所以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地逃出来,想哭都不敢哭出声来。他们满腔愤懑地说:“孟姜女还能哭长城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啊!”

  现在该村“把锅吊起来”,每天靠喝没盐的山药糊糊勉强度日的,有36户,157人,占全村人口22.9%。他们说:“如果不是八路军到来,我们很快也要走口了!”

  以上初步调查材料,不够全面,有些数字不够精确,但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总的变化趋势。

  下篇:西靳家洼农民群众的翻身斗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本篇记述的是西靳家洼从1945年6月末解放到8月末这两个月中,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具体过程。其中8月10日以前的一段,是我听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述的;8月11日到8月末的一段,是我在参与该村工作中亲身经历的。整个过程历经曲折,但事实证明: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只要我们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和逐步巩固民主政权。其间的经验教训是深刻而丰富的,对我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一、在曲折中前进:群众初步发动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建立

  一、领导思想的转变

  在日伪统治下,靳家洼老百姓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人们心里老是念叨着唐县(边区腹地)来这里卖布的“老侉”的话:“盼着吧!八路军总会来救你们!”

  1945年夏天,边区主力兵团发动“雁北攻势”,西靳家洼解放了,日伪繁重的捐税钱粮不用缴纳了,救命军到了。老太太们拉住八路军战士的衣襟说:“你们是救命仙,八路军是‘上八洞’啊!”老头儿们说:“你们再不来,我们穷人齐要饿的走口逃荒了!”

  八路军来了,还是姓王的当甲长,区干部一下来就到王家大户去。

  这天,八路军打下了日寇的安家皂据点,甲长王尚才在街上铛铛地打着锣喊:“区长传下话来:到安家皂去背日本人的粮食,背回来归公一半,自己一半,要去快去!”穷人们一听很高兴,都想去。可是王尚才回过头来说:“去吧!凡背过日本人的粮的,日本人再来了就没命!”许多人又吓回去了。有几个硬骨头到底去了,每人背回来七八十斤。可是,刚一进村,甲长就紧跟着进门去催逼过去欠下的钱粮,于是,背回来的粮食又叫他们弄走了。

  穷人们想找区干部说说话,可是他们一来就到甲长家去了,也弄不清楚啥时来啥时走。听说八路军是护救穷人的,往后要改造负担,涨工钱,减租米,可是也没见个动静,光是叫成立什么“抗日一心会”“读书会”“戒烟会”,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渐渐地,群众对八路军开始凉下去了。“八路军好不好呢?”“好,不打不骂,话也能听懂,比日本人可好得多。”如此而已。

  区干部却在纳闷:“西靳家洼的群众怎么这么落后呢?为啥老动员不起来啊?”

  六月中旬,地区负责同志到县里来检查工作,区长刘靖同志,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到县里开会,整风。经过这次会议,领导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刘靖同志在二区干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总以为这块地区将来敌人会施加很大压力,斗争十分残酷,甚至将来未必能公开活动,所以在工作上有些缩手缩脚。减租、增资只是宣传,连组织工会农会也没有明确提出。现在认识到:发动群众是新解放区建设的中心一环,不开展民主斗争,旧的村政权无法改造,民族斗争也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动员工作也就难办,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残酷环境中无法坚持抗日民主政权。一句话:不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都是空的。”

  二、调查研究

  刘靖同志回到西靳家洼,想首先调查群众的疾苦和要求,于是在街上找穿得破的穷人拉话。但他们都是这一类话:“咱光知道受苦,务庄稼,啥也不懂。”“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呗!别也没什么。”

  后来他想:穷人在街上说话怕老财,于是转到这村一个附村找穷苦农民拉话。因为附村受欺更甚,而且地主势力较小,这些穷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老百姓心上最大的事是没吃没穿;最恨的是鬼子汉奸残酷压迫、王家地主贪污勒索、行凶霸道;最希望的是赶走日本人、改造负担,清算,增资(工人),减租(佃户);最怕的是八路军在不长。老乡们还介绍了本村几个与灰老财们死不对眼的硬汉子——老汉郭盘卿,羊倌刘义等。

  刘靖同志把这些一一记下来。

  三、穷人会

  这天在一个破院墙里挤满了雇工和贫农。半墙头上站着岗:看着日本人和伪警官,也看着亲日的灰老财和“长舌头”们。

  刘靖同志讲话了。他先讲八路军民主政府是干啥的,有多大力量,永远走不了;又讲咱村乡亲们受的什么痛苦,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又讲到大家为什么这样穷:日本鬼子是虎,本地大灰鬼是爪,他们把我们的血吸干了;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不是掌柜的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掌柜的;讲述了民主政府减租、增资和改造负担的政策法令。一面讲,一面向大家问情况,工人贫农中敢说话的就回答。这个会光是穷人在一搭,没有老财、长舌头,大家是比较敢说话的。最后说要办好这些事,大伙必须齐心,穷人要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于是成立工会、农会,大家都报名加入了。

  工会、农会要有头目。头目应当是抗日坚决的、为人正道的,骨头硬有志气的,为工农群众办事的人。当刘靖同志问大家谁敢当时,那些穷汉子硬骨头的就一个一个地站出来了。大家看得很清楚:那打12岁就放羊的刘义,能讲道理,往往把灰老财们说的哑口无言,外号‘铁嘴刘义’;那六十多岁的豁子嘴老汉郭盘卿,领着群众跟王家大户打过十几年官司;那扛长工的刘盘永,是不怕得罪人的一条好汉¨¨¨。

  区长问这些自动站出来的人:“你们不怕日本鬼子吗?”

  “不怕!他来了,我走了;他走了,我来了。”

  “不怕灰老财吗?”

  “不怕!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怕他个啥?”

  “办公事不拉稀屎吗?”

  “决不拉稀屎,咱人穷志不穷啊!”

  这些问答,就成为他们的誓言和纪律。

  第二天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刘区长说,日伪时代建立的甲公所早该彻底解散了,要建立为老百姓办事的村公所,并宣布:刘义当村长,郭盘卿当治安员,郭盘元当民兵指导员,郭存礼当中队长;还要建立工会、农会,刘盘永当工会主任,王玉当农会主任。

  这个村“万世一系”的王姓政权第一次被更换了,穷人当了村干部了。尽管这些干部是区长指定的,没有经过群众选举(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抗日民主基层政权毕竟开始建立了,工农群众也初步组织起来了。

  四、改造负担,增加工资

  改造负担办法。早先王家大户当甲长,他们十几家不出负担。这回改造是按土地多少、收入多少出负担,地主富农多出,中农少出,穷得揭不开锅的不出。工会、农会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大家热烈拥护新负担办法。老财是少数,想反对也拗不过来。

  雇工的工钱太少,要涨工钱。掌柜们当着区里武主任、刘区长的面,说得又甜又绵;区干部一出村,他们就把脸一拉,说:“涨吧!日本人和警察来了,要你们的脑袋!”。东家的老婆指桑骂槐,雇工开会回来不给饭吃。工会主任刘盘永被雇主刘吉顺解雇了。后来区干部下来,大家一告,才又开大会揭发了这些事,限掌柜的秋前把新增工钱的三分之二交给工人,工会主任不能解雇。

  五、血溅街头

  正当这时,阳高城里日寇伪军到村‘清剿’。灰老财们见敌寇来了,喜欢了,暗示敌人抓干部。干部们早躲开了,于是敌人把两个唐县卖布的“老侉”指作抗日干部,在丁字街残酷地杀害了。

  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村,好多人害怕起来。怕鬼子,也就怕老财。村长刘义在大会上让大家说话,只有郭盘卿说了一句:“早先他们办事倒也太不公了吧!”此外,没一个人作声。

  但敌人的‘清剿’也锻炼和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民兵中队部赶紧整顿自卫队,老百姓站岗也认真了。游击小组每天早起下操,迫切要求发武器。上级征收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布置下来,很快大部完成(少数大户拖个小尾巴),群众毕竟开始抬头了。

  二、反诬告斗争:打退亲日地主势力的反攻

  一、诬告陷害

  我于八月十日到达西靳家洼。头两天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群众要求开展清算斗争。八月十二日召开准备清算的会议,村公所的干部都参加了,里头有两个地主:一个是财政委员王明魁,一个是秘书张凤鸣。这两个人都不是穷人会上提出来的,是后来区里为了使村政权符合‘三三制’,能代表各阶层而拉来的。这两个人会后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全部告诉给亲日的地主份子——群众称为“大灰鬼”的那些人了。

  八月十三日,我奉命到县开会去了。据事后了解:十四日,村里大灰鬼们东跑西颠忙了一整天。

  十四日下午,刘义背着粪筐拾粪。远远地,王自珍(头号地主)把他叫过来,说:“刘义,你知道吗?你犯下罪了——你强奸民女,贪污公款,霸占民财。你要是老老实实把村长推了,还好,你过去干什么(放羊)还干什么(放羊)。要是不推,你看见了吗——阖村公禀,小心你的脑袋!”

  刘义顺着他的手望去,见有三四十个人聚集在村边。里头有灰鬼,也有好多穷人,还有村副刘吉珠和中队长郭存礼。但是,他毫不动声色地说:“我死也不推,我没犯罪。你们有什么本事,尽管施展吧!”

  于是,控告的队伍向区公所进发了。在路上,刘吉珠和郭存礼却由于内心矛盾,悄悄地开了小差。

  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接见了他们,看了状子,上面列举了刘义“四大罪状”:(一)强奸王发之妻;(二)贪污刘增儒800元;(三)强拿兰廷云29盒纸烟;(四)强吃兰廷云10斤羊肉。状纸后边粘了一条很长的单子,上边有61个人名和手印。

  “你们为什么要告刘义呢?”武主任一个一个地问。告状的多数人说:“他不好,人家告他,我也告他。”有的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武主任初步判断,这是亲日地主份子的反攻,就把写状子的王富山留下来仔细问话,让其他人回村,听候调查处理。

  控告的人们回来。王自珍见势不妙,黑夜逃走了。

  十五日,我从县里回到区里。区长、区农会主任同我一起研究了靳家洼告状的情况。根据写状人王富山交代的材料,进一步肯定是亲日地主势力的诬告陷害,并一起讨论了反诬告斗争的大体做法。区领导要求我多参与该村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日寇投降,乘胜发动

  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接着,附近的东井集据点被八路军拿下来,方圆几十里没了鬼子伪军了。

  十六日,我从区里回村,路上和村民王久山一搭走。他是个贫农,也是告刘义的一个。我问他:愿不愿告刘义?他说“愿意”。后来我就询问他的生活怎样,王尚清当甲长时的负担怎样,刘义当村长后的负担怎样等等。王久山说:“照实说,刘义没亏待了俺们穷人。”最后说出了实情:他是被流氓王顺祥(老财走狗)强拉上打手印的,他不愿告。我问他愿不愿意在大会上揭发,他表示,自己在大会上讲,怕得罪老财。我说:“多联络一些人一起在大会上讲就好了。许多人‘得罪’他,就是他得罪了大伙!”王久山说:“对!王自珍一跑,说拉稀话的人多哩!我去劝几个人,在大会上一搭揭发他们。”

  太阳西斜了,西靳家洼的男男女女看日本俘虏回来,正集在村口,兴高采烈地议论日本投降的事。王久山引着我回来了。我对大家说:“日本鬼子完蛋了,大灰鬼的靠山倒了,还怕他个啥?”“现在是咱们的世界了,天晴日出了,抬起头来吧!擦亮眼睛,拿好自己的主意吧!”

  晚上,我请村干部们分头到那些已经露了拉稀的苗子的控告者家里去劝说。

  原来的甲长、地主王尚清给我送来西瓜,我坚决不收,他只好把西瓜抱回去了。

  到第二天中午,找我声明退出控告的已有24个人。有的说:“咱上了当了,那时东井集有鬼子,咱怕他;这回儿鬼子完蛋了,不怕他了。”也有的说:“咱是个庄稼汉,长这么大也没与人吵过嘴,更没打过官司,咱谁也不告。”我说,明天你们还要在群众大会上声明退出,并说出被谁骗的,怎样骗的,才顶事。

  我又找有关案情的人,把所谓“四大罪状”的真相进一步查证清楚,为明天的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三、评理大会

  第二天早饭后,召开村民大会,当众评理。

  中农王德堂说:“我不告刘义了¨¨¨。”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按手印,他望了望老财们的眼,停了半晌,结结巴巴地说:“王顺祥说是要换村长,好几个干部,农会主任王玉也在内,都落上名字啦,你也落个吧,出了事也论不到你头上,我就落上了。”王顺祥瞪着眼说:“王德堂,你怎么黑了良心,谁这么说来?”王德堂跟他争吵起来,王顺祥理亏,狡赖不过,只好承认了。

  贫农王尚斌说:“王德胜说是入合作社哩,我就入上了。要说是告刘义,我不告。刘义哪点对不住咱?”

  回乡铁路工人郭有宏说:“昨天我搂了一天地,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他们把我的名字也落上了,看着咱好欺侮。哼!日本鬼子完蛋了,还想发横吗?刘义是好人,我不告!”王尚德的侄子说:“是我叔叔替我按了手印。”还有些人也说是王尚德替他们按了手印。

  退出控告的越来越多,连王明魁也给我递了个条子:“李先生:民亦愿退出。”我一定要他自己向大家说明当初是谁拉他控告的。

  王家大户内部矛盾起来。追来追去,追在王自珍、刘吉顺二人身上。最后,原告由61个人剩下4个人,这4个人也说要退出,引起群众一阵哄笑。

  状纸上控告刘义的‘四大罪状’究竟是不是事实呢?必须一一弄清。关于强奸王发女人的事,原来灰鬼们叫王发作证,王发本打算不惜丢了自己的老脸把刘义告下去,但这时见大势已去,就变了卦,不肯作证,于是别无证人,不能成立。关于贪污刘增儒的800元,灰鬼们事先布置刘增儒(小孩)作证,这个小孩当场跳出来说:“我证明!我证明!”我说:“他是原告,不能作证人。”因为再没别人证明,也落空了。最后,关于拿兰廷云纸烟和羊肉的事,经手买烟、同吃羊肉的几个人证明不是事实。

  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刘义是个好人哪!

  我受区政府的委托,宣布了领头控告者的罪状和处理办法:他们犯下三项罪:诬告;欺骗;替人按手印。故意捏造事实,用诬告的办法陷害别人,按理应送法院判刑。为了使这些灰鬼回头改过,可以不送法院。经区政府决定:王自珍罚米10石,刘吉顺罚米6石,王尚德罚米2斗,由新成立的村公所救济本村生活最困难的农民和雇工。罚米限三天交齐——乡亲们!三天以后吃小米吧!王富山写状纸是被迫上当,本人已向区政府彻底坦白,不加追究。别的有关人员一律不加处理,这是为了叫他们改过学好。

  对于王富山,老乡们说:这个念书人还算是王家的好人。王富山当场自动讲话,最后高呼“拥护八路军!”

  在热烈的掌声中,村长刘义走到桌子前面,他痛斥了那些伺候日本鬼子的大灰鬼们,又批评王明魁和王凤鸣“吃一家的饭,办两家的事”;随后对自己某些强迫命令的作风作了自我批评:“我年轻,没主过事,好发性子,乡亲们多多包涵!”

  散会后,王富山请我到他家吃饭。我经过考虑,就跟他去了。

  老百姓们七言八语地说:“哼!灰鬼们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改了世界了!”“八路军真有眼!”“往后不跟灰老财走,跟共产党八路军走吧!”

  三、清算斗争:民主政权走向巩固

  一、组织骨干,共议斗争策略

  反诬告斗争胜利后,调整和加强了村政权的班子。村副刘吉珠和财政委员张凤鸣被撤职了,回乡的铁路工人郭有宏当了村副,王富山当了财政委员。村公所没有灰人了,大伙开会也放心了。

  村长刘义和民主村政权的威信空前提高了。刘义对工作也更上劲了。不光工作上劲,还大小功夫学字,从写路条学起。

  十九日上午,刘义等村干部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开展清算斗争。在反控告中新出现的几个积极分子也请来一块商量。怎么清算呢?有人说把甲公所的帐本都追出来,查帐算帐。可是,郭盘卿老汉不赞成,因为穷人瞎汉(文盲)多,而且那个乱糟帐很难查清,于是决定这次主要跟他们说理:“他们办的主要坏事我们都记得,光这几件大事就够他们赔的了。”

  清算谁呢?刘义提议要“搬尖”(打击首要),“尖”就是王尚清,大家都同意。于是,大家研究王尚清的问题,明摆着的有四大罪状:(一)霸占官地317亩;(二)多派‘给养米’和‘大烟奶子’;(三)拆了乐楼,给自己盖了一处瓦房院;(四)强派民夫给他挖水塘,在农忙的时候用工二百以上。

  王尚清是非常滑头、非常会说的。大家设想王尚清可能提出的‘理由’,找出辩驳的方法。最后,想出一个‘咬死口’的说理法,就是在大会上要问他:“你当甲长以前多大光景?当甲长以后多大光景?你当甲长既没有薪水,你的光景是哪里来的?”不论他怎样花言巧语,都不管他那一套,就问他这一条,凭这一条就足可以驳倒他。这样,大家斗争的信心更提高了。

  会上,还成立了一个“挑头儿组”,或叫“骨干组”,完全自愿参加。到会的十四个人,有十二个人报名参加了。

  挑头儿组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打头炮说话。大家把谁说啥谁说啥,都安排好了,到时都要说。“到时候准不拉稀吗?”刘义问。

  “日本鬼子都完蛋了,谁还会拉稀?”齐答。

  “要有拉稀的怎么说?”

  “拉稀的回来,一人吐他口吐沫!”

  “见面就叫他‘溜沟贼’!”

  “谁拉稀透他祖宗!”

  挑头儿组第二个任务,就是每人带动三个以上的观望份子紧跟着说话,大家都想好了自己的对象。

  大家又把对方——大灰鬼、长舌头一个一个分析了一下:共有五个大灰鬼,二十个可能当长舌头的人。对大灰鬼要监视起来,看他们搞什么鬼;对长舌头要分头劝说。

  又讨论了动员的口号,会就散了,挑头儿组的人们各自找对象谈话去了。

  下午,王尚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又坚决拒绝了。

  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那天晚饭后,在刘义和挑头儿组的带领下,不少人来到丁字街。不一会,响起了锣鼓声。这锣鼓,平常放在龙王庙里是不准敲的,现在八路军来了,自由了,后生们使劲地敲着。

  我也参加到群众中去,站在碌碡上向大家报告这几天的胜利消息:南徐、小石庄、团堡的敌人都被打跑了,大王庄增援的敌人被歼灭了。“八路军是万辈子走不了的,因为八路军就是穿起军衣的老百姓,有老百姓就有八路军!”

  雇工郭存儒跳出来挺着胸脯说:“我就是八路军!”他所说的“八路军”是指一切拥护八路军、跟着八路军走的人。

  “咱们当干部的都是八路军!”贫农刘福老汉不甘落后。

  “对!今天在街上的齐是八路军!”

  “咱们都是八路军!八路军万万辈子也走不了!干吧,不要‘后怕’!”小伙子们高兴地嚷,又高兴地敲起来,锣鼓震天价响。

  农民歌手王升,领着大家唱《灰鬼王尚清》。调儿是本地小曲“调兵”,大家都会,歌词是他新编的。头两段:

  “俺村灰鬼王尚清,甲长当了两年整,害的咱们好苦情,一呀呀嘟喂嘟喂,害的咱们好苦情!”

  “霸占官地太无理,咱们把他拿回来,租给穷人种,一呀呀嘟喂嘟喂,租给穷人种!”

  穷人们使劲喊:“对!不叫大户种!咱们穷人种!“

  一个老汉挤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那佛爷的‘刚口’啊!这庙地本来是佛爷普救穷人的,却叫灰鬼们霸占去了。可是佛爷不能对我们说话呀,叫你给我们要回来!”

  “哈哈!”我笑了,“我可不是佛爷的‘刚口’!我是共产党的‘刚口’,是八路军、民主政府的‘刚口’啊!”

  “八路军就是活神仙!”有人嚷起来。

  唱起了《灰鬼王尚清》第三段:“多派‘给养’和‘奶子’,拆了乐楼归自己,叫他赔出来,一呀呀嘟喂嘟喂,叫他赔出来!”

  刘义补充说:“‘给养米’和‘洋烟奶子’叫他赔出来,按出的多少退还各户!”这一下把许多中农和纳负担的富农和小地主也说动了心。大家齐喊:“要有米吃、有地种,找王尚清算帐啊!”

  唱起第四段:“老百姓拧成一股劲,大伙找他去说理,反对长舌头,一呀呀嘟喂嘟喂,反对长舌头!”

  “对,长舌头不分给米,不租给官地种!”

  “光叫别人得罪人,自己坐吃现成的,可不行!”

  夜深了,大家还是不散。刘义站到碌碡上举起手来:

  “村民大会上大家敢说话吗?”

  “敢!他们的日本爷爷完蛋了,八路军长久站住了,咱为啥不敢!”

  “敢说的举手!”

  几十双拳头一齐举起来了。

  灰鬼王发、王尚才一直蹲在黑影里。当人散的时候他们混在人群里低着头往回走,听着背后人家七言八语:“有八路军给作主,怕啥?”“看哪个敢不按八路军的公事办,就要他吃个眼前亏!”¨¨。

  第二天,挑头儿组的人都没做活,分头到地里、场里、炕头上去动员,解释。晚上又开了一次穷人会,是穷人们自己主持的。大家劲头更足了,单等开村民大会了。

  王尚清逃跑了,这使清算斗争失去了当面斗争的对象。我同村政权和工会、农会的干部们一起商量,临时决定搬两个尖:王尚清,王发。这两个人都是民愤很大的伪甲长。我们还研究了对他们经济处罚的数额。他二人过去都是土地很少的穷流氓,当甲长后靠贪污才富起来。这次的处罚要给他们留碗饭吃,让他们以后还可过中农的生活(只要不再吃喝嫖赌)。

  三、好人大翻身

  阴历七月十五,吃过晌午饭,全村男女老幼都来了。

  “今天开的是说理大会!”村长刘义站在桌子前面说:“今天的会上,有冤的诉冤,有仇的诉仇,整整八年受的气都说出来吧!往后是穷富一般平,谁也不怕谁,撕破脸皮和他们说理!俗话说:有冤不报,时辰不到,乡亲们,时辰到啦!就是今天啊!”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唱起来了。歌声未落,老汉郭盘卿就站起来:“王尚清!六百多两大烟奶子,你归在何处?三间乐楼,你归在何处?王自珍!七十石官仓谷,你归在何处?二十石官地的地租,你归在何处?王尚才!日本人配给的洋布纸烟你归在何处?¨¨”他的双眼放着逼人的光芒,他的话语就象排子枪打出来。他与王家大户打了十几年官司,都失败了,只说要含冤饮恨而死,不想六十岁碰上八路军,扬眉吐气了。

  贫农王德富说到他被迫卖了女人,哭不成声了。雇工郭存儒诉说甲长王尚才逼差,他跪在地下叩头,王尚才躺在炕上抽鸦片,理也不理。回乡铁路工人郭存宏诉说他被强迫种上洋烟,收了十八两,全交了,又被逼买了四两才交够,都入了王尚清的腰包。贫农王尚林,是一个行侠好义的好汉子。他曾救过王尚清一命不死,而王尚清却逼得他几乎破了产。青年雇工王文礼,痛骂他的叔叔——甲长王发仗势欺人。卢红抱着他那没娘的孩子来控诉:王燕来家催官粮又打人,孩子的娘给活活吓死了。

  这时,有一个小地主王为也发言了。他先说八路军如何如何好,然后说他的弟弟王燕是个好人,过去当村警受人使唤,不由自己。这时,雇工郭存儒高喊:“王燕的老婆哪儿来的?”群众答:“工作的(霸占的)!”郭存儒问:“王燕是灰人是好人?”群众答:“灰人,大灰鬼!”

  最后,有两个人提出魏全德也是个灰人。魏全德浑身颤抖着走向前面说:“好老乡们啊!你们说我是好人灰人?”大家说:“好人!好人!”于是,他松了口气回了原位。

  前后共22个人发言:工人5个,贫农8个,中农9个。其中干部6个,群众16个。天两次下雨,穷人们动也不动,只有灰鬼们乱跑。

  之后,村长刘义让灰鬼们发言。王发说:“我是发过灰(坏)了,乡亲们看着办吧,给我留碗饭吃就好,不留我也没法子。”王尚才和王燕却说:“日本人叫咱干,咱不敢不干,咱可没逼勒过你们¨¨”话没说完,群众就把他们哄了下去。

  刘义请区农会武主任代表区政府宣布处理办法:伪甲长王尚清,追还贪污款20万元(边币),霸占的官地收回;伪甲长王发,没收用贪污款购买的土地15亩。王尚才、王燕以后另行审查处理。老乡们说:“算便宜这些灰鬼们吧!”

  游行示威开始了。

  大锣大鼓震得人们的心卜卜地跳。男男女女,四五百人,齐声高呼:“好人大翻身!”“好人要主事!”“灰鬼吃不开!”“打倒大灰鬼!”行列涌到王尚清的门前,不走了,汇成老大一片。大家记得清清楚楚,一年以前,他强迫人们每人出90元给他送了一个红寿匾,上写“公正廉明”四个大字。游行的队伍过来时,他的家人已经把匾摘下藏了。老百姓跑到家里终于找出来,用石头把匾砸成碎木瓣。人们高举着木瓣,喊着:“打倒灰鬼王尚清!”队伍又涌到邻村东靳家洼。到了十字路口,村长刘义和区农会武主任作了简短的讲话。《灰鬼王尚清》的歌声又起。东靳家洼的老乡也搬出他村的锣鼓来,一起敲打,很多人加入游行的行列。从东村到西村,人群浩荡,漫山遍野。人们说:“看,还是好人多啊!”“这么多人都拥护八路军,八路军怎么会走了?”¨¨直到天黑,才各自回家。归途上,人们说:“记住七月十五——咱村好人翻身的大喜日!”

  晚上,许多家做了顿好些的饭吃。

  四、路还很长

  在总结这次斗争时,讨论了如何巩固和扩大清算斗争成果(包括追缴王尚清罚款)问题,初步酝酿了以后如何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以及如何在斗争中巩固基层政权和更好地发挥工会农会作用的问题。

  反诬告中罚出的粮食,很快分配给村中生活最困难的雇工和贫农。群众收获了第一批物质的胜利果实。

  上级号召扩军,全体羊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听说工会主任刘盘永参军不久就当了班长。

  上级发动慰劳八路军,群众踊跃捐物捐款,一个会上就超过了上级的要求。

  这次斗争胜利后,村长刘义被调到区里工作了。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在三四天内传遍了本区大部分村庄。有的人黑夜传抄转送。西靳家洼的人到外村去串亲,站岗的往往拦住叫唱了这个歌才放行。

  反动地主势力是不肯罢休的。他们放出话来:“日本人投降了,中央军很快就要来,八路军长不了!穷小子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不允许反动势力再骑在他们头上,决心继续斗争下去。他们知道:翻身解放仅仅是开了个头,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

  (1945年8月初稿,2005年8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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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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