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可以说是这次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中的网红专家。在他的言论中，笔者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准确地解读了中国的防控模式。
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行动起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住了湖北以外的传染。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2月28日，张文宏在接受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就指出：
“上海怎么做？上海靠我们的居委会干部，靠我们社区的管理，靠民众的自觉。”“从这种防控的模式来讲，中国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式。实际上医生跟防控没有大的关系，医生是治病嘛，我们医生做的是发现病人，把病人诊断出来，这个对我们预防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诊断不隔离就不行。” https://www.sohu.com/a/376827410_654956
英雄所见略同。此前的2月19日，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说：“有哪个国家中央的政府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组织性、能够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这么做?所以使得它的甚至病情的预测都有很大的改变。”https://m.guancha.cn/politics/2020_02_19_537283.shtml
这就是中国的制度自信。这个制度自信，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把执政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在农村，是村支部;在城市，是居民委员会。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指挥战斗的人肯定是重要的。但要取得胜利，还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形成人民战争。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发挥到了极致，由群众路线又发展到群众智慧。到了和平年代，还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军队的形式、战争的经验，把军事上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到社会管理上。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既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又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共产党进城后，就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把自己管理起来。
张文宏所在的上海，居委会的发展历史就很有代表性。
上海黄浦区宝兴里居委会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居委会。解放前，这里是一个藏污纳垢、贩毒卖淫之地。上海刚一解放，上海市军管会下属的黄浦区接管委员会就派人深入宝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由居民自己推举居民代表、居民组长，并于1949年12月上旬成立了宝兴居民福利会，也就是居民委员会的前身。福利会成立后，很快就把“黄赌毒”的顽疾给清除了。
当时，居委会主任的工作完全是义务的，不但没有工资，有的还把自家的房间借给居委会做临时活动场所。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吃自己的饭，没一分钱工资，还要倒贴鞋子袜子的钱”。不拿国家一分报酬，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居委会工作的重点之一。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每逢星期四，上海几乎每一个社区每一条弄堂的居民都会在居委会干部的带领下，走出家门，打扫环境卫生。这一动作延续了几十年，雷打不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弄，由自己来清扫来管理，这种自治会养成大家的自觉性，在自己清扫过的地方一般是不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
在很多上海老年人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上海，社会纯净、治安良好，甚至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里有居委干部的苦劳和功劳。热心为居民办事的居委干部广受居民的尊重。
改革开放后，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居委会的功能，与时俱进，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共产党怎么能办到的，最根本的就是党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践行到了基层，落实到了基层。这也是我们中国制度自信的根本。因此，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就不但能够消灭一切丑恶的东西，也能够抵御任何突如其来的灾难，比如像新冠肺炎这样极其严重的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