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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儿科医生的日常:一晚上看300个病人

一位儿科医生的日常:一晚上看300个病人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刘金环 发自深圳

冬天,夜间12点,本该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急诊室门口却嘈杂若菜市场。

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儿科医生贺兰希(化名)不得不加快问诊速度。

这一晚,贺兰希在急诊科看了近300个病人,是普通门诊正常工作量的三倍。

入冬以来的流感,让各地的儿科医生荒变成了儿科恐慌,焦虑的家长、哭泣的孩子、无奈的医生汇聚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共同对这一局面感到无措。

流感诱发的儿科瘫痪

超负荷的工作量倚赖更快的问诊速度,更快的问诊速度又来自于工作积累。这是贺兰希从业的第九个年头,繁重的工作量造成的压力性肥胖让他比刚上班时肥了20斤。

平均3分钟看一个病人,贺兰希是科里有名的快手。他有一个让自己工作高效的办法:饥饿和寒冷。饥饿让人不会犯困,寒冷则让人清醒。除了吃饭不定时,无论春夏秋冬,值班时他一律穿夏装白大褂。

尽管清醒,但病人过多,贺兰希也会焦躁。因等待时间过长,频频有家长质疑为什么不多加人手? 贺兰希常摆摆手,交给护士去解释,自己则迅速点击叫号看下一个患者。

直至早上8天,门诊交班,贺兰希的“大夜”终于结束。他回到家中想好好补一觉,但是手机却不敢关机,他在等通知。

急诊一天三个班次, 儿科共有18名医生,分流去住院部、门诊一多半人手后,连贺兰希在内的只有6名急诊医生。一个一个班次才能确保上完“大夜”后的人可以补休一天。

2017年12月以来,深圳市流感指数接连为Ⅰ级(极易发生)、Ⅱ级(易发生),面对急诊室门口乌压压等待的人群,贺兰希和同事们大夜后的补休取消了。一旦排号的病人超过40个,护士就打电话通知本该休息的医生回来,“两名医生同时开工分流病人,才能确保在下一个班次交接时不遗留太多病号。”贺兰希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1月3日,这天是贺兰希父亲的生日,为了照顾他可能随时回去支援的需求,全家人在距离医院最近的一家饭店吃饭。

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

中国医师协会在2018年年会上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2016年,在伤医问题上,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但绝大多数为偶尔的语言暴力(51%)。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侦破涉医犯罪1023起,刑事拘留1058人,查处治安案件4627起,治安拘留4732人,现场制止违法犯罪1700起。

冰冷数字里也有贺兰希的遭遇。从业以来,贺兰希遭遇过4次医患冲突,最让他心有余悸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6年年初,一场乌龙事件差点让他暂停工作。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看病,要求给拉肚子20多天的小孩输液。贺兰希问诊后发现孩子不需要输液,于是对家长说回去注意看护,晚上多喝点水。结果第二天孩子休克了,家长认为是没给孩子输液引起的,要求走法律途径。

在事件真相未明前,医院多次询问贺兰希事情经过,甚至被告知可能有医疗官司。还好有监控视频为证,贺兰希在诊疗上完全合乎规定。经查实后,孩子休克的原因是家长睡着了,忘记给孩子喂水。

投诉事件无疾而终,但事后家长依旧认为错不在己,那对20岁出头的年轻家长为自己辩解:“我们第一次做父母没有经验,带孩子累睡着了,医生怎么事后不提醒我们呢?”贺兰希对此记忆尤深,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儿科一直就是医患冲突的重灾区,虽然家长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某些行为不能姑息。

此后,贺兰希意识到,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证据就是急诊室里的监控,但凡容易引起纠纷的地方,他都会有意识加动作让镜头照清楚:“比如告诉家长回去喂水,我会拿起桌子上的奶瓶对着监控镜头比划要喝多少水。”

儿科医生缺口过20万

流感放大了儿科荒,上一次儿科荒引起关注,则与二孩政策有关。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轮二孩生育的狂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贺兰希表示,此后新生儿逐渐增多,儿科门诊量增长了30%。

同年深圳市新生儿出生人数达23万, 而深圳全市儿科执业医师仅1888人(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深圳市卫计委根据预测,到2020年,深圳儿科医生需要2800人,才能满足“二孩”政策放开后儿科医疗的需求,而目前缺口近一半。

不仅仅是深圳市儿科医生短缺,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一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0-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

一面是儿科医生紧缺,一面则是儿科医生不断地流失。据“白皮书”统计数据,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

有人把这一缺口归于1999年的本科停招儿科专业。1998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决定自1999年起停招儿科本科专业,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则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一门课程。

面对这一现象,国家卫计委出台政策,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降分录取。此举导致舆论哗然。此外,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等八所高校恢复招收儿科本科专业,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儿科医师达到14.0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师数从目前的0.53人增加到0.6人。

尽管如此,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儿科本科停招,只是表面原因。1999年本科停招儿科专业,只是把儿科学作为每个临床医学生的基本课程,这个制度本来就是为了扩展医学生的知识基础。事实上,除了口腔科外,目前国内任何一个医学院校的内科、眼科、外科都没有单设本科专业,但是这些科室的发展没有出现儿科的困境。

儿科效益差、风险高,“费力不讨好”,导致医学生不选择儿科专业就业,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恢复儿科专业的本科招生是解决办法之一,但根本办法还在于改善医生待遇。

“风险大,还更穷”

贺兰希所在医院曾多次招募儿科医生,但应者寥寥。直到2017年,贺兰希科室才招来一位毕业生,并且需要在住院部规培3年后才能参与临床诊疗。

“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这个段子广泛流传在医学生中间。儿科的特点决定了儿科医生比其他医生群体的收入要低,这令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 就业时,班上40名同学,只有贺兰希和一位同学去了儿科,而该同学在东莞某医院工作几年后改行做了公务员。

据了解,由于我国长期存在以药养医的现象,儿科用药少,且都是常见病、普通病,不需要复杂治疗,一个体重10公斤孩子的用药量最多只有一个成人的1/4,这也就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儿科医生的奖金远远低于成人科室,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可以佐证: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

据贺兰希透露,他们医院儿科曾有从外地跳槽来的医生入职仅一月就辞职的。“毕竟在深圳,物价高,但儿科的奖金只是个别王牌科室的1/6,心理严重不平衡。”

不仅招不来新人,在深圳高物价高房价碾压下,不少儿科医生选择辞职。深圳卫视报道,2011-2015年深圳市儿童医院共有36名医师及139名护士辞职,其中就有网红儿科医生裴洪岗,他在辞职信中表明“儿科医生工作量大,辛苦,医患纠纷高发,风险大,还更穷”是离职原因。

贺兰希不仅是他班上硕果仅存的儿科医生,还是朋友圈里少有的儿科医生,于是他常年收到朋友们送的礼物。但代价是他经常接到朋友们的求助电话,有时候是半夜3点问孩子发烧怎么办,有时候是午饭时间发来一张孩子的大便照片。

贺兰希没想到儿科医生没有因为劳动力的紧缺而享受到红利,却在私底下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虽然这是每个儿科医生都不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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