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说：“试鸣演练，请广大市民闻声勿惊”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