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邹韬奋思想、精神的现实启示

“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邹韬奋思想、精神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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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本应属于民生的范畴,不应被“产业化”、“市场化”而成为赚钱的工具。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私有制社会历来有之,不仅仅我们现在才有。

  1932年12月,有一位叫“星翁”的读者给邹韬奋先生写信,专门就“教育产业化”问题发表了一番感慨。星翁的信中,首先讲了一个事例。当年,北京大学因学费问题发生学生罢课风潮,之后,该校校务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是开除罢课中为首、又拒缴学费的9名学生,二是延长缴费期限。

  被开除的9名学生,接到了一位不署名人士的信件,信中夸赞他们是有志气的青年,并对这9名同学的遭遇表示同情。这位“无名氏”随信寄来1800元,给每位同学200元,聊以资助同学们急中之难。这9名同学接到信后,有的登报声明,心意既领、钱款退还;有的将款捐作学校周报的经费;也有的确因个人生活一时困难而接受了赠款。

  星翁在给韬奋先生的信中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在中国,社会上的一切设施几乎都被资产阶级所独占,便是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星翁指出,当时的大学与其说是高等学府,毋宁说是“知识拍卖所”或“讲义拍卖所”,因为在当时的大学中,教授们无心钻研教学,他们或者想着将来去做官,或者一心想着赚钱,而学生们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因为他们毕业之后要找工作,即使再有才华、能力,没有文凭是万不可行的。

  星翁指出,正因为学生们除获取文凭之外,心中并无大志,所以有的学生终日玩耍,反正不愁拿不到文凭;有的学生则跟着教授们学会了钻营,心中也想着毕业后能弄得一官半职;顶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终日泡在图书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

  星翁质问道:难道教育的效用,便是这些吗?

  看了星翁给韬奋先生的信,读者的心恐怕一下子产生了共鸣。上述一系列现象,我们今天的高校里,何尝没有呀!高额学费,困扰着底层家庭,这种现象,我们今天的高校中,同样存在呀!

  2004年,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写下《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一文(后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新语丝》一书),文中写道:也许是临近秋季开学的缘故,网上有不少关于学费问题的反映。其中有些事颇引起人们的吃惊和忧虑。如有的学生为筹集学费,告贷无门,不得不持学生证上街求乞,有的学生为学费做“蜘蛛人”致坠楼身亡;有的女孩子甚至声言,如有谁给她那万元的学费,即许以终身。还有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这类事,谁听了能无动于衷呢!

  21世纪初的一项调查表明,按2002年各学级的实际水平计算,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投入130551元,其中:国家投入45078元,占34.5%;社会投入5689元,占4.4%;个人投入 79784元,占61.1%。

  自从20世纪90年代大学学费暴涨后,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几乎成了中产阶层和富家子弟的乐园。

  面对上述局面,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教育界掌权的头面“精英”分子却还嫌不够。2006年“两会”期间,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根据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曾回复说:“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一百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

  2007年11月27日《郑州晚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郑州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众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不知遭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

  据新华社2005年9月报道,在当地交警的资助下,18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终于跨进大学门槛。然而,邓欣没有喜悦,只有痛悔——大学高额费用的压力,杀了她的妈妈。

  邓欣的家乡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是个贫困村,“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邓欣说。她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爸爸邓云华半身不遂,妈妈李粉香挑着全家重担。奶奶70岁了,妹妹15岁刚上初三,哪儿都得花钱!6月28日,邓欣高考分数出来了,510分,远超所报考的昆明医学院头一年分数线。

  自从知道女儿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邓欣回忆说:“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外债累累的一家,已经无法再找亲戚朋友借钱了,现在借50元都成了大问题。

  2005年8月1日早晨,奶奶发觉不对劲儿:“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8月2日,邓欣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18岁的于杰出身于单亲家庭,父亲在他10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当了一名快递员,含辛茹苦供于杰念完高中、考上了大学。2018年夏天,母亲听说于杰考上了大学,特别开心。那晚,母亲对于杰说了很多,也交代了很多。于杰以为这是一个母亲对于即将步入大学的自己的提醒而已。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于杰就没有看到母亲。直到中午,听说村里有人淹死了,大家都去现场看,于杰也去了,当他得知淹死的是自己的母亲时,当场嚎啕大哭。

  警察排除了他杀和意外落水的可能,于杰的母亲是自己跳入水中自杀的。村民们议论纷纷,大家怎么也想不通,儿子刚考上了重点大学,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呢?

  后来,警察在于杰的家中找到了一封信,是母亲写给于杰的。信上这样说:“小杰,娘走了,你别哭。娘其实不舍得离开你的,但是娘得了癌症,已经是中晚期,没有多大治愈的可能了,而且就算要治,也得花很多很多钱。娘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影响你高考,更不想拖累你的未来。你马上就要读大学了,娘真的很为你开心,而娘心底的那块石头也落下来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儿子,你要加油,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柜子里的存折上还有二十万块钱,你拿着以后读书吧,娘走了,有来生,咱们再做母子,娘再好好疼爱你!”

  看完后,于杰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读者朋友们想一想,母亲留下的这二十万元,够于杰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吗?

  1932年12月,星翁在给韬奋先生的信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之下,拜金主义原是必然现象,毋庸我们惊异或质疑,独异在于这拜金主义的社会中,居然有无名氏先生其人,不把自己的金钱拿来舒适自己,也不捐给佛庙庵堂,偏偏用来周济贫寒学生,他的热忱与慷慨太感动我们了!只可惜天下有志、有才的青年,因没有学费而被拒于学校门外的不知凡几,安得都像北大这9名学生如此幸运,得这位隐名先生的资助!然而,这位先生也只能周济几位学子于一时,但全国因学费而发愁的青年人何其多,试问他们能永久得到资助吗?

  因此,星翁在信的末尾向韬奋先生呼吁,倘欲中国民族希望有出路的话,无疑的是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星翁在信中写道:“韬奋先生,你是研究教育的人,你对于我的话,有什么批评?”

  邹韬奋先生在给星翁的回信中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事物,无往而不商品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当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

  韬奋先生接着指出:“商品化的结果,最显著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非有孔方兄的随伴,休想受教育;还有一种是因为畸形社会制度之内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

  韬奋先生说:“关于第一种现象,星翁先生已略论及。……关于第二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的生产’和同一制度下‘商品的生产’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盲目地大量生产,都跑到‘生产过剩’的路上去了。”

  诚哉韬奋先生斯言啊!在高收费利益驱动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年年扩招,短短几年,招生人数就翻了多少倍!扩招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造成大批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而这样的青年毕业生大批“蜗居”于一线城市狭小的出租屋中,艰难地寻找工作,或者从事着收入极低的工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蚁族”。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在那里,大学毕业生们每天如蚂蚁般忙碌,他们同吃、同住、聊天,他们相互间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相互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他们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

  这些年轻人满怀憧憬地从校园走出来,有的在工作岗位上竭尽全力地打拼着,有的找不到工作、生活朝不保夕,有的在创业的边缘徘徊。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渴望,但在“80后”的标签下显得孤苦无援。在这“蚁族”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家境普通者,多来自于农村或中小城镇,父母拼死拼活送了儿女上大学,不求出人头地,只盼着孩子能过上比自己更好的日子。众多孩子也是不负众望,也试图通过上大学来改变现状、跳出农门。

  然而,为了能在大城市中生活,房租、水电费、电话费、车费、应酬费……尽管租最便宜的几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的工资也花得几近不剩。而家里,那一双双期待和羡慕的眼睛,反而让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要知道,他们是父母全部的希望所在,而如今混得怎一个“蚁”字了得!

  看看当代“蚁族”的生活境况,重温韬奋先生当年那入木三分的剖析,我们内心油然生出对邹韬奋先生的佩服和崇敬!

  韬奋先生给星翁回信时指出:“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是要受制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

  因此,韬奋先生指出:“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诚然重要,但决不是请几个所谓专家改改学制或课程所能解决的,乃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之一部分,要和社会制度连带解决的,不是教育一个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

  是啊!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就不可能有教育状况的改善,就不可能有底层青年受教育的权利、不失业的权利。毛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也才彻底改善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陆国辉老同志是“毛泽东旗帜网”的忠实读者,他2006年写了一篇题为《永远记住三次鼓掌》的回忆文章。文章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3年春,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中南地区高校会议的决定,宣布了三项重点内容:一、从当年当月开始,全国大学生享受公费读书待遇;二、从当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开始,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三、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工作,意味着“毕业即失业”的历史从此结束。

  宣布这三项决定时,引起三次长时间(每次一分钟以上)的鼓掌,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陆国辉作为《新西大》校报的学生记者,常常采访会议作报道,印象极为深刻。

  陆国辉在文章中说,当时新中国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而且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国家出台了以上三项决定,令很多高校学子激动不已,当时会上不同人的心态表露出来的面孔,仍记忆犹新。

  陆国辉回忆说,当时自己的心情也非常激动,也就是在那一时刻,年轻的陆国辉横下一条心,这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摘自:陆国辉《永远记住三次鼓掌》,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8月25日)

  1932年12月,还有另外一位叫吴晓晨的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诉说当时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因家贫而不能求学,为了养家糊口,只能早早地谋取一个职业。

  吴晓晨在信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认金钱为生命源泉的今日,虽感觉到畸形社会的腐败,但也不能不暂时隐忍。”

  韬奋先生在给吴晓晨的回信中指出:“此处‘暂时’二字非常重要。愚意为此处所谓‘暂时隐忍’,决不可含有劝人甘心屈伏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任其延续,须使人彻底认识畸形社会之所由来与革命的正确对象。不过,革命过程非经过一段时期不可,在此时期中所以不能不依实际情形而‘暂时隐忍’者,乃在积极的准备,或依本人能力而作相当的一部分的暗中参加,决非消极的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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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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