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 | 控制的新形式: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是免于贫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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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 | 控制的新形式: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是免于贫困的自由

  马尔库塞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生于柏林一个有教养的犹太家庭,早年在哲学、历史方面受过典型的德国文化熏陶,曾在柏林和弗莱堡两地学哲学,也曾受业于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单向度的人》节选

  在先进的工业化的文明世界流行着一种舒舒服服的、平平稳稳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这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比下述情况更为合理:社会上必需的但却是痛苦的劳动在机械化过程中个性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公司;装备不平衡的经济项目之间自由竞争的调节作用;对国际资源组织工作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的缩减。这种工艺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不幸的然而却是颇有希望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的开始和早期阶段中权利和自由曾是十分关键性的因素、现在却服从于这一社会的更高阶段:它们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思想、言论和道德心的自由,恰如它们为之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实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文化用来代替已经过时的物质文化和知识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确立下来之后,便与社会共命运,它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就取消了前提。

  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是免于贫困的自由,这种自由在逐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从属于低下生产率状况的自由也相应地在逐渐失去其原先的内容。在一个看来能够通过其组织方式不断地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上的对立正在失去其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有理由要求承认它们的原则和制度,只允许商讨和促进在现状范围内究竟选择哪一种政策上的对立。在这一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的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的制度来不断满足各种需要,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一致的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无益的,而且当它包含着确实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不利之处并威胁着整个社会活动顺利进行的时候,尤其是如此。确实,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各种商品和公用事业的生产与分配为什么必须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的协作来进行,这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企业活动的自由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带来了多少的艰辛与不安,并且为绝大多数人担心受怕、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出售劳力,而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的活,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过程可能使个人的精力放到一个尚未明确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存在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就会从世界强使他为别人的需要和为别人可能得到的东西而工作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个人就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用之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各种能力范围以内的目标,也是工艺合理化的“最终目的”。然而,实际上是相反的趋势在发生作用:国家机器把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进行维护和扩充所必需的条件强加在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之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知识文化之上。凭借使工艺基础组织起来的途径,当代的工业社会倾向于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的协作)后者通过既得利益对各种需要加以操纵而发生作用。因此,它便防止出现一种同整体实际上相对立的局面。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在走向极权主义、而且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同党派、报纸、“敌对势力”等的“多元论”十分一致)也在走向极权主义。

  今天、政权肯定无疑通过其权力凌驾于机器生产之上,凌驾于设备的技术组织之上、先进的和正在走向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能够得到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它才能得以维持和保证安全。同时,这一生产率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动员起来,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械在物质上的(仅仅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和任何个人的特殊集团的威力这一严酷的事实,使得机器在任何基层组织都是机械过程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倾向是会逆转的,实质上机械的威力只是贮备中和规划中的人的威力。如果达到把工作领域设想为一种机器并把它相应地加以机械化,那么这个工作领域就成为一种人类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传统的说法再也不能适当地解释“自由社会”,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而是因为它们太重要了,再也不能限制在传统的形式之中。为了与各种新的社会潜在能力相符合,就需要有体现这些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方式只能用否定的说法来表达,因为它们等于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这么一来,经济自由意味着摆脱经济——免于受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个人所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获得解放。同样,思想自由则意味着恢复被大量宣传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道都予以取消。这些主张是不现实的并不是表示它们具有空想的特征,而是表示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很强。反对自由的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斗争形式就是牢固树立物质和知识的各种需要,这些需要使为生存而斗争的陈旧形式永恒化。

  人类需要的强烈愿望、满足乃至于特征,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总是有先决条件的。对某种事物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占有还是抛弃,其可能性是否成为一种需要则依赖于它对流行的社会机构和利益是否需要和必不可少。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需要就是历史性的需要,并且在什么程度上社会要求个人作强制性的发展,他的需要本身及其为满足这一需要而提出的权利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服从于占压倒优势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在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之间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即把艰辛、侵犯、痛苦和非正义加以永恒化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可能使个人十分满意,但是如果这一幸福对发展(他自己或别人的)才能,认识整体的弊病并把握时机医治弊病起阻碍作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必须加以维护和保障。因此,结局只能是不幸之中的欣快而已。大多数流行的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根据广告而活动和挥霍,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发展和满足这些需要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已经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存在的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种需要相一致并且在需要中得到满足,需要始终保持着它从一开始就形成的那个样子——一个要求抑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在无知和失望中为大家所接受的事实,但是,也是一个为了幸福的个人以及所有以痛苦为满足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摧毁的事实。只有那些无条件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一切需要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先决条件。

  无论任何意识和道德心,无论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对已建立起来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还是虚假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这些术语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到优先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是指在最适当的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情况下,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理想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靠的。需要的“真实”与“虚假”标志客观条件对生命攸关的需要的普遍满足以及艰辛和贫困的逐渐减轻,使之成为普遍有效标准的程度。但是作为历史性的标准,它们不仅根据发展的区域和阶段而有所不同,而且只能在同流行的需要有(较大或较小的)矛盾之中得到说明。有什么法庭可能自称为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圆答,而且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当他们确能自由地提供自己答案的话。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只要他们受灌输和受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哪一个法庭都没有理由冒称它有权决定哪些需要必须发展和满足。任何这样的法庭都应受到指责,尽管我们的强烈看法并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有效的和生产上的统治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成效和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和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确实,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有害的观念——尽管人们可以对社会上嘲笑这一观念并对社会使全体成员变成整个管理的对象是否正义可以提出怀疑,整个自由依赖于对奴隶状态的觉悟,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却占了优势,这往往使这种觉悟的产生受到牵制。这一过程通常由另一个制度代替那原先存在的制度;最理想的目标是虚假的需要由真实的需要所代替,是把压制性的满足加以摈弃。

  先进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也即是脱离那些尚可忍受的、有得益的和舒适的东西的自由)的需要,同时它忍受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性的功能。这里,社会控制迫切要求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压倒一切的需要,为不再是实际必要的产品提供宣传的需要,为减轻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的状态提供缓和空气的需要,为维持那些靠不住的自由提供需要,这些自由不过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新发明的自由选择罢了。

  在某种抑制性整体的规定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决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不会取消主人或奴隶。如果商品和公用事业遭到艰辛和恐惧生活而维护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状态的话,那么,在各种大量商品和公用事业中间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而且,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它只能证实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于这些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主张正面临着异议,认为我们过分高估了新闻工具的思想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感受和满足当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并未击中要害。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集中对它们加以控制出发的。人们早就习惯于生活在这种控制的容器内。决定性的差别在于在已有和可能的需要之间、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把对立(或冲突)摆平。这里,阶级差别的所谓平等揭示出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都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游览胜地,如果打字员象她雇主的女儿同样打扮得引人注目、如果黑人拥有盖地勒牌小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灭,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类人在何种程度上分享着用来维护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确实,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展的地区,社会需要向个人需要的培植是如此地深刻有力,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人们真的能在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操纵与灌输的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作为制造公害和作为提供方便的汽车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实用建筑的恐怖和舒适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为保卫国防和为共同营利的手段之间加以辨别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能在私人乐趣和商业上与政治上的功用之间加以辨别吗?

  我们还面临着先进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局面,即它的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率,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能力,把废物转化为需要的能力和把破坏转化为建设的能力,这一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都能涉及到的程度,使得异化的概念本身成为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他们把小汽车,高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在社会上的机械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正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之中得以确立起来。

  社会控制的各种流行形式从某种新的意义上说都是工艺性的。不错,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与功效对于使全体居民服从于整个近代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分工来说,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加明显的强制形式:丧失生计、审判机关、警察、武装力量。这种状况现在仍旧是如此。但在当代,工艺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文明的最先进的地区,社会控制已经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受到影响。在思想上和情绪上拒绝“跟着走”,看来也是神经过敏的和软弱无力的。这就是在社会心理上反映了作为当代标志的政治事件:历史性力量正在消逝,这种力量在工业社会的前一阶段似乎代表着新的存在形式的可能性。

  但是“潜化”这一术语也许不再说明那样一种情况,根据这种情况个人何以自动重复由其社会所实行的外部控制并一再重演下去。潜化提出种种相互关系的自动过程,借助于这些过程,自我(Ego)把“外部”输入“内部”。这种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外部享变甚至与它相对抗的内部向度——即撇开社会舆论和行为的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个人。“内部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就是指的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早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分配要求是完全个人的,而工业心理学则早已不限于工厂。潜化的多样化过程看来在几乎是机械反应的情况下被固定下来。其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使个人同他的社会并通过它同作为整体的社会得到直接的一致化。

  这一直接的自动的一致化(它可能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然而,它的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同现状相对立能够在其中扎根的精神上的“内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向度的丧失(其中只有否定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自由自在的),是物质过程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这一物质过程中先进的工业社会使对立受到压制和得到调和。进步的冲击力使理性服从于生活现实,服从于产生着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生活现实的强大能力。制度的高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它看不到那些无不表达整体的压制力量的事实。如果说个人发现了自己处于构成其生活的事物之中的话,他这样做并不是通过创造事物的规律而是通过接受事物的规律,就是说他们造成的不是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我刚才曾提出,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是一致的,并且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异化的观念似乎就变得成问题了。这种一致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然而,现实构成一种更进一步的异化阶段。后者完全变成为客观的;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淹没。只有这样一种单向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和一切形式中都是如此。

  进步所取得的成就蔑视意识形态上的控诉和判决,在法庭面前,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真正意识。

  然而,把思想意识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先进的工业文化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说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在今天思想意识本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在某种引起争论的形式下,这一命题揭示出流行的工艺合理化的政治方面。生产机构以及它所生产的商品和公用事业“出卖”或硬塞给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大量的运输和通讯的工具,住、吃、穿的各种商品,娱乐和新闻事业的源源不断的产品带来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多少有点愉快地使消费者与生产者联结起来的某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反应多并且通过后者与整体联结起、来。产品进行思想灌输和操纵;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得到这些有益的产品,它们所带来的思想灌输则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好得多),并且作为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它妨碍着质的变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内容上超越已确立起来的制度下的思想行动领域的想法、愿望和目标等不是受排斥就是沦为这一领域的范围。它们被现制度的合理及其量的扩大的合理性所重新说明。

  趋势可能与科学方法的发展有关:物理学方法中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方法中的行为主义。共同特征是观念论述时的完全的经验主义;其意义限于对某些特殊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操作观点曾被布里奇曼在关于长度观念的分析中加以很好的阐明。

  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何一个物体的长度,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而且对物理学家来说不要求任何更多的东西了。要找出一个物体的长度,我们就必须进行某种物理学的操作。因此,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之后,长度的概念也就被确定下来,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涉及到确定长度的一套操作,仅此而已。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的操作;概念是和一整套相应的操作相等同的。

  布里奇曼已经看到这一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

  采纳操作主义的观点远比我们对这一“观念”所了解的意义 更大得多,但是这指的是在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在 这种变化中我们不再让自己当作工具去使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术语提供充分说明的观念。

  布里奇曼的预言实现了。新的思维方式在今天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在许多最令人感到麻烦的观念中根据操作或行为术语不能给它们提供充分说明的办法正在被“排除”。激进的经验主义者的冲击……就是这样通过知识界为消除思想上的错觉而在方法论上作辩护(即某种实证论,它在否定其理性的超越因素时形成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的学术上的对等物)。除学术上的范围之外,“在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是较为严重的。其作用是把思想和目的同那些由流行的制度所严格要求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包含在制度之中,抵制那些与制度不相适应的东西。这种单向度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并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生活豪放不羁的情况逐渐消失。相反,大量存在着“这星期一道做礼拜”、“为什么不求一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但是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和不再是消极的。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实践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的无害的否定,它们是作为健康养料之一部分的现状所迅速地消化的。

  单向度的思想系统地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所推销。它们的论述领域充满着自我证实的假设,这些假设不断地和被垄断地重复着,变成假想的定义和命令。例如,那种实行于(或被实行于)自由世界各国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的自由方式或者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定义为宣传。对私人企业的全部侵占都是“社会主义的”,它不是通过私人企业本身(或通过政府契约)来实行的,例如普遍的和综合的健康保障,或者保护自然防止完全彻底的商品化,或者建立可能损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业。已构成事实的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在东方有所反映。那里,由共产主义制度所建立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而所有其他的自由方式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修正主义的,或者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在这两个阵营中,做不到的想法就是行为上实行不了的思想和起破坏作用的思想。思想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本身所局限的障碍面前。

  这种思想的局限当然不是新的。上升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在一方面为科学与哲学方法的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和另一方面对已确立的与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制度采取非批判的清静无为的态度之间,显示出鲜明的对照。于是,笛卡儿的“我思”就与“伟大的公众固体”毫先接触,而霍布士则主张:“现存的应当永远是可取的,被维护的和认为是最好的。”康德同意洛克的观点,认为革命是有理由的,如果和当革命能成功地把整体组织起来并能制止颠覆的话。

  无论如何,这些随和性的理性的观念 往往被“伟大的公众团体”的明显痛苦和非正义以及有力的、多少有意地反对它们的反抗所否定。引起和允许同已建立的现状发生真正分裂的社会条件是存在的;某种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向度现在存在着,它的分裂可以发展为有力的对抗,以检验它的强度及其客观的有效性。

  随着这种向度逐渐被社会所封闭,思想的自我局限就显得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科学哲学和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表现出来。社会排斥各种对立的行动和行为;因而,有关它们的概念就变得虚幻和毫无意义。历史性的超越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为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不能接受。作为一种“思维习惯”而实践着的操作观点和行为观点,变成为现制度下确立起来的思想和行动、需要和愿望的观点。“理性的灵巧”正如它往常所做的那样,有利于已有的思维能力。关于操作和行为概念的主张转化为反对从现存的观实和为被抑制的抉择中解放思想和行为的种种努力。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学院和社会的行为主义为了共同的理由(即在使科学和技术进步成为统治工具的先进社会中)会合在一起。

  “进步”并不是中立术语,它向特殊目标前进,而这些目标则由改善人类条件的各种可能性来衡量的。先进的工业社会正在达到这样的阶段,它的继续进步将要求从根本上、破坏现行的进步管理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公用事业)的机械化的程度达到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必要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时间时,这一阶段必然会到来。从这点出发,技术进步就会超过必需的范围,在其中它曾作为限制其合理性的统治工具和剥削工具而发生作用;技术就会服从于在为自然和社会恢复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使人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

  这样的阶段曾经在马克思关于“废除劳动”的概念中预见到。“生存的和平化”这一术语似乎更适合于指明世界的历史抉择,以代替这个世界通过变换和中止已建立的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国际斗争向全球战争的边缘推进。在对抗的需要、愿望和渴求不再由统治和贫乏中的既得利益所组织起来的条件下,即一种使这一斗争的破坏形式永久存在的组织的条件下,“生存的和平化”就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发展。

  当前反对这一历史抉择的斗争在下层人民中间具有稳固的群众基础,其思想则渊源于对各种事实所提供的严格的思想行为准则;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所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所证明的现状蔑视一切超越、面对着以技术成就和知识成就而出现的和平可能性,成熟的工业社会使自己拒绝接受这一抉择。操作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变成抑制的理论和实践。在明显的动力支配下,这种社会完全是一种凝固的生活系统:在其压制的生产率和利润的协作中都是自动推进的。技术进步的抑制和向着既定方向的增长一道前进。不管由现状所强加的政治束缚如何,技术愈是能够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精神与肉体就愈能组织起来反对这一抉择。

  工业社会的最先进的地区是通过这样两个特征显示出来的:使工艺合理化不断完善的趋势,和在已建立的制度中控制这一趋势的加倍努力。这一文明的内部矛盾,即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正在这里。这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使技术和科学成为自己所有的工业社会,是为对人和自然更为有效的统治、为对其资源更为有效的利用而组织起来的。当这些努力的成功开拓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的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在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这种在本质上崭新的生存方式永远不能设想为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纯粹副产品,不能设想为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多少有点自发的效果。质的变化也包含着这一社会所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的变化,它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使作为行政压迫对象的人的“第二本质”被稳走下来。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技术,照此,它们预先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各种可能性。

  确实,劳动必须先于削减劳动,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但是,象一切自由依赖于征服异己的必要性一样,自由的实现也依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劳动的最高生产率能够有利于劳动永恒化,最有效的工业化能够服务于对需要的限制和控制。

  译自:《单向度的人》

  译者:樊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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