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之路

大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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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溪君彦: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同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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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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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生产大队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斜坐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穷山恶水土地薄,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在集体经济的广阔的天地中,赶着黄牛、担着箩头、挥着钁头,勤俭创业,奋发图强,开辟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道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大寨人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十一年。旧社会,大寨八百零二亩地,四千七百多块,块块土地都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一百四十斤粮。那时候全村六十多户人家,一大半是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讨吃要饭的。大寨人碗里除了糠,就是菜。现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年一斗黑豆、四十斤面麸、八十斤谷糠,就要吃一年。那时候,这个山村里只有七牛、八驴、一口猪,十份里有七份是一家地主、三家富农的。十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两千九百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凹凹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四倍。十一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七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十二匹大马,九头骡子,十一头驴和三十二头牛,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口肥猪,二百四十多只羊。十一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十一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两肩担来了幸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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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陈永贵说:“合作化给咱由穷变富创造下条件,能不能变富还要靠自己!”一九五二年冬,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集体。但是,个体经济移交给集体经济的不是雄厚的家产。八百亩地,照旧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坡梁地照旧是缺边少堰,“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拳头钁、撩油锨、破筐篮、硬肩担”——这就是他们的工具。大寨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呢?党支部会上争论着,社员会上争论着,合作社办公室里争论着,饭场上也争论着。陈永贵说: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坡宽,潜力大,深沟筑坝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切外垫是好梯田。没有长流长,蓄住洪水也能种好田。没机器,就靠人、靠扁担。有人担心:靠人、靠扁担,能把大寨的穷山“风水”变了吗?大家又想起了贾举元和贾升元修地的事。这兄弟俩旧社会在赵北峪有三亩地。两人就在这三亩地周围的荒坡上,整年累月地开荒、修梯田。修地,累弯了腰,累圈了腿;修地,把贾升元的胳膊也砸断了。到底修下十亩好地。可是,那时候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贾举元和贾升元修下地,却没有种地的本钱,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粮、借钱,结果,他们一点血一点汗修的十亩地,倒成了地主盘剥的对象。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这么大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开始了。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zàn赞],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席贾承运也上去了。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七十一岁的人了。社干部们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跑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⑴⑵)大寨人就这样一口气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闸住了白驼沟,大寨社员们又乘胜前进,一九五四年冬天到一九五五年春,把后底沟闸住了,赶牛道沟闸住了,念草沟闸住了,小北峪沟也闸住了。但是,哪一棵树不经过风吹雨打?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颠?大寨人在战斗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就一连失败了两次。狼窝掌,是大寨大队最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一九五五年冬天,五十八个劳力上了狼窝掌,他们干了一冬一春,筑下二十五道坝,填了好几万方土,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不想,第二年夏天,竟被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一九五六年,他们总结了头一年失败的教训,又重整旗鼓向狼窝掌进军。这次,他们针对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把坝基扎得更深了,用的石头也更大了,怕洪水冲击,还在上游修下个一亩大、两丈深的水库。工程做完以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不想,一九五七年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水库冲塌了,二十五道石坝又冲了个净光。一冬一春的劳动又白搭了。一些本来就不满意闸沟的富裕中农,这一下抓住了“有把烧饼”。有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说:“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冷,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阶级敌人也趁机煽风点火,他们散布流言蜚语:“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沟闸住水,往哪里流?”“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难受?这个领着大寨人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八岁上,因为穷得没活头,父亲把他母亲、姐姐、弟弟一齐卖给了人。后来,父亲又被地主逼得吊死了。他曾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长工。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如今,他满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产搞好,却偏偏在狼窝掌一连失败了两次,给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他每天一有空,就一个人默默地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谋:“难道必须撤退吗?”他想到了地主、富农狞笑的脸,也想起了旧社会穷哥们苦难的遭遇,心里一狠:“不能……。”陈永贵回到村里就开党员大会,把自己拿定的主意说给大家听,让大家讨论。在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他们说的同陈永贵讲的是一个调:我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怕摔跤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革命的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贫农、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的党支部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噙着感激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大寨人检查了狼窝掌每一道坝、观察了每一条沟,摸清了毛病,找到了办法。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三十二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十七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六十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七十多个人出了工。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有人又劝他点火烘一烘,他说:“这算得了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大的人,没那么娇嫩!”社员们听了,更感动了,议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在那些日子里,大寨人谁不往前闯?第一生产队队长梁变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二十七天,比计划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碉堡,终于被大寨人攻克了。狼窝掌的工程成了维护集体经济的大堤,它经受了几十次洪水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从大战白驼沟到闸狼窝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在这五个冬春的短暂的时间里,大寨人把七条沟的“命”革了。在那里垒起了总长十五里的一百八十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三千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三百亩坡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四千七百多块地修成了二千九百块,还新增加了八十多亩好地。十一年,大寨人开凿了多少石头?移动了多少土方?他们没有统计,现在也计算不出来。不过,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这是铁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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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话:“这块好,那块好,哪块也不如贾承恩(富农)的掏银垴(地名)”。那时光,掏银垴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如今,大寨块块地都强过了掏银垴,有些社员们议论变了。明里不说,暗里嚷嚷:“再增产,就要出神仙!”真的“增产到顶”了吗?陈永贵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候,他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茭(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深锄了一次,不是用锄,是用钁,刨下七八寸深。没想,这一刨,倒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一百二十斤。现在,要增加生产,就得深刨。社员的想法不一样。生产队让深刨,他们蹩着气,狠着劲地刨,嘴里喊着:“刨呀!刨呀!”背地里议论着:“苗活一条根,刨上这么深,伤了根,增产?秋后喝西北风吧!”大寨人在前进的途程上又碰上了新课题:要前进,就要推广新技术,要推广新技术,就要卸包袱,卸保守思想的包袱,卸习惯势力的包袱。让新技术的根子扎在人的脑子里!这又是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既不能拿刀弄杖,又不能开会斗争。只有一条路:一点一滴去实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陈永贵: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社员半信半疑,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事情一到他们口里,就悬乎了!怎么办?试验。陈永贵弄了八分谷地,专门上了白发病谷草沤成的肥,苗苗长高了,果然是白花花一片,一百根苗就有八十二根“害”了白发病。社员们看着,伸伸舌头,说:“敢情新技术顶事!”按新技术,作物要适时播种,说适时,就是要地温合适。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可老年人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小满谷,不如不。”谁对?不知道,怎么办?试验。试来试去,新的对,旧的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水浸倒伏。社员们看了,说:“要增产,还得靠这新套套哩!”大寨人心里开了窍。他们说:“再有保守思想,就要扯革命的后腿了。”于是,深刨的新技术推广了!防止白发病的新技术推广了!适时播种的新技术推广了!……但是,大寨人相信了新技术,却没吃透新技术的复杂性,在新的革命进程中,他们又栽了几个跟斗!听说把灰渣粪下到玉米地里,效果很好。他们不管土质,不问地性,拿来就干,给麻黄沟的七亩丰产田玉米全上了灰渣粪,结果,钾性大的沙土地里又上了钾质肥,抵消了肥效,把丰产田种成了低产田。听说化学肥料能增产,就买回一大堆磷肥来,一股脑儿往地里上,因为方法不对,使用不当,春天上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作用!提倡密植,他们不管合理不合理,一亩玉米留下四千苗,末了,增产措施起了减产的作用,好年景弄了个平产,少打下八万多斤粮。……失败,这本来是前进中难免的事,不想,有些人的守旧思想又抬起了头。他们说:“庄稼没巧,上粪就好!”说:“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他们有意无意地要回到旧道道上去。更多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说:“小孩子学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他们却从失败中找到了一个理:再好的技术,要让它在咱这地方服水土,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实验。大寨的技术试验从此跨进了全面开花的新阶段。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赖地里的试验搬到好地里了;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也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社员也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大寨人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大踏步前进着。新技术的果实累累:密植,哪个数据是合理的?到地里去试验,一块两千株,一块一千五,再一块又是一千株。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一次看不清,就再来一次,于是,密植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庄稼有几十样,哪一样庄稼没有几个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他们就搞试验,试来试去,定下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因为它们的产量高。磷肥怎样使?试验。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再干,“事无三不成”,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和农家肥拌起来,发了酵,再配上百分之五的氨肥。嘿,上到哪里,哪里的庄稼长得好。大寨有个老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地种谷子,梁地薄地种豆子和高粱。按过去大寨的气候、地力、土质,这布局是合适的,可全大寨满打满算也不过二百来亩沟地、肥地,要扩大高产作物就得往坡上、梁上挤。这一挤,谷子少了,豆子也少了。社员们有意见:“庄稼种成青一色了,想吃也调济不下。”又要产量高,又要花样多,怎么办?他们就动手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再试几亩,先试一种,再试几种。在革命的大寨人民的面前,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攀不上的山。几年工夫,他们摸下个套套叫“四不专种”、“三不空”。所谓“四不专种”就是: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瓜不专种,麻也不专种,都带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所谓“三不空”就是: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四不专种”加上“三不空”,高产把稳了,品种也齐全了。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是大寨一件宝。”人们的认识变了:“再增产,就成了神仙啦”——大寨人不承认神仙,是用革命的思想和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寨人,却真的成了使这山沟增产再增产的活“神仙”!大寨人在革命的斗争中,又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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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大寨人又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遮天盖地的暴雨,从八月二日一直下到八日。大寨这片土地上,七天落雨的总量等于一九六二年的全年落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一百多条大石坝被冲塌了,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根子高高翘起来。山流了,路断了。在村里,满村一百四十孔窑,塌了一百一十三孔,一百二十五间房,塌了七十七间。但是,大寨人再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他们已经在集体经济的土壤里生了根,已经变成了大无畏的巨人。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二十三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的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的扛,担的担,奋战了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lóng@②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大寨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坑,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让给别人住。大雨刚停,陈永贵跨过滔滔的松溪河,滚得满身泥,从城里开会回来了,和暴风雨搏斗了七天七夜的大寨人,一见陈永贵,仿佛会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涌围上来:“永贵,咱们的庄稼冲了!”“庄窝也塌了!”“往后,这日子咋过呀!”……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如今,谁不心痛!陈永贵也难过的翻肠绞肚。然而,他,这个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气可鼓而不可泄。于是,他问大家:“人怎么样?”社员们说:“人都在。”陈永贵说:“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大寨人痛心集体经济遭到的损失,但他们并没有泄气。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寨人懂得路该怎么走。遭灾以后,县上、公社,又打电话又慰问,又给物资又给钱,大寨人感动得落了泪。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那些支援。这倒不是他们执拗,而是因为他们在灾害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十一年中壮大起来的集体经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能战胜这场自然灾害;十一年中训练出来的干部和社员,有足够的力量能战胜这自然灾害。于是,大寨人决心把国家的支援让给受灾的兄弟队。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八十元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第二天,公社又打电话说,又给大寨拨下一百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五十领席。大寨干部们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公社打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一千元救灾费!”大寨人说:能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村里,田地里被冲倒的玉米,一棵一棵地在根部培上土,扶起来。斜躺着的谷子,秆细立不直,大寨人把几棵捆扎成束,扶起来。葱绿的秋菜也在失收的土地上长起来。大寨人在这大灾年收得了粮食四十多万斤。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又决定把大部分余粮卖给国家。灾后的大寨村里,凿石的人,拉锯的人,熙熙攘攘,运送木材的、拉砖送瓦的车马,来来往往,不到三个月,四十间人字架的瓦房修起来了,二十孔大石窑砌起来了……。人民公社撑着腰,集体力量壮着胆。就在婉言谢绝公社、国家支援的那些日子里,英雄的大寨人立下宏伟的志愿:拨出三万元现金,提取三万斤储备粮食,凭着自己的双手,大寨人要在二年内把洪水冲坏的土地恢复原样!要把大寨变成更富裕的新农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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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大自然进军、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大寨人干下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啊!但是,创造那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大寨人,却不是天生的英雄好汉。他们也像任何革命的人民一样,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出来的。大寨村当中的大柳树是大寨人成长的见证。大柳树,在大寨村中的小广场。旧社会,大寨人把它叫做“苦人树”。那时,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大柳树下是他们拷打穷人的刑场,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就是在这棵柳树上被地主吊了半天以后死的。解放了,革命的红旗插遍了太行山。大寨人在这棵大柳树下,挺身斗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宣布自己是新世界的主人。一九五二年,也是在这棵大柳树下,大寨人举起拳头,响应了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光明大道,第一次挂起了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金字招牌。大柳树再不是“苦人树”了,它成了大寨的“乐人树”。大柳树下,成了大寨人吃饭、聊天、议事、受教育的好地方。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忘记过去!”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把个人溶于集体!”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创业要艰苦!”初办时,党支部要求社员把集体经济当成自己的家业,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四十岁的社员赵小和,曾经是一个私心比较重的人,社员们背地里叫他“爱家迷”。队里让他放羊,他把羊赶到山坡上,自己去割荆条,编筐子,把集体的肥羊放成了瘦羊。大伙看着不顺眼,把他请在大柳树下,比古论今数划他:“旧社会单门独户,你爹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新鞋;你给地主放了半辈子羊,没吃过一顿饱饭。如今,集体经济的好饭食把你喂饱了,你翻了身,咋还有私心?”批评、规劝,赵小和终于悔悟了。赵小和成了大寨的“爱社迷”。党支部号召大家勤俭创业,又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富裕中农贾承云,头一天卖余粮,第二天就把钱花了个光。贾承宝,一家七口人,两个劳力,社里年年给他救济款,他天天叫喊没钱花;年年接济给他衣裳,他常常叫喊没衣穿。陈永贵把他们的事看在眼里,向大寨社员挑明了:“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没心思过光景,能不能办好社?”一场大争论在大柳树下展开了。老年人,年轻人,男人,老人,七嘴八舌,嚷成一锅粥。末了,大家得了结论:家业要自己挣,铺张浪费,是败家子的门风。于是,贾承云和贾承宝成了大寨人的一面镜子,勤俭成了大寨人的光荣。李傻小,他的年龄和大寨解放的年代一般长。他在幸福和欢笑里长大。说艰苦,不知道艰苦是咋回事,三六九进城,进城就要看戏、下饭馆。几个老党员把他叫在大柳树下,脸对鼻子跟他说:“不要忘记过去!那一年,你妈拣了地主家一穗玉茭,地主就在这大柳树上把你妈吊了半天。回到家,一口气转不过,气死了!”句句话都像“千斤锤”打在李傻小心上,他哭了。以后,李傻小把浑身劲用在劳动上,成了模范社员。老党员,就这样用政治用劳动哺乳着年轻的一代。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去年中学毕业回了乡。刚回家,陈永贵就天天催他早上工,教训他干活要卖力。陈永贵老伴疼儿太辛苦,就说永贵心太狠,不疼自己这根独苗苗。陈永贵却说:“疼爱儿女不是让他们当少爷,是让他们革命,好儿一百个不多,赖儿一个也不少!”陈明珠,这个党支部书记的独生子,中学生,在父亲严格教导下成了队里的好社员。十一年,革命的风浪,不停息地涤荡着大寨的每一个人。一个大浪涌过来了,大寨人就把旧时代背来的包袱扔一批,一个大浪过去了,大寨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就多一批。就这样,大寨人在巨浪的漩涡里一天一天成长了起来。十一年,大寨的党支部在革命的巨浪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司令部。一个支部,七个委员,十九个党员。在建造集体经济的大厦中,他们哪个不是时刻紧守在劳动岗位上!哪个不是时刻站在斗争的最前沿!说劳动,什么活儿他们都拣重的干,大寨人说他们的干部是“铁汉子”。说工作,他们披星星戴月亮,不知在办公室的方桌旁度过了多少个黑夜,不知多少次熬红了眼。十一年,大寨的贫农、下中农成长起来了。四十户贫农、二十个扛长工、打短工出身的社员,成了集体经济里三层、外三层的“台柱子”。在医治洪灾带来的创伤的日子里,冒生命危险抢救集体财产的英雄是谁?是穷里生苦里长的赵大和。提出不要国家支援,靠自己建设新大寨的是谁?是老贫农贾根元。拿出自己的八百元存款支援集体抗灾的是谁?是老羊工李庆喜。领着大寨妇女,在冰天雪地里和男人一道征服大自然的是谁?是女英雄宋立英。陈永贵说,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变思想。人的思想变了,土地、技术才能变,变得好,变得快”。大寨就是这样变的。大寨人的思想就是在不断革命的风暴中变的。就是这样的大寨人,结成了坚强的战斗整体,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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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大寨人却挺着艰辛,迎着困难,开拓出一条走向胜利的康庄大路。这条路,是大寨人靠集体的劳动和智慧,征服大自然的路。这条路,是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扫除旧思想、旧习惯,使农民革命精神昂扬的路。这条路,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路。今天,大寨人正满怀信心地前进。大寨人坚信:再走几年,机器和电将要送到这里,水,将从虎头山下抽出来……。“那时候啊,”大寨人说:“现在说不来,反正比现在更甜!”大寨之路越走越宽。在太行山上,在汾河两岸,在更辽阔的远方,人们纷纷议论着:“学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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