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

李旭之: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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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反思问题,也能被扣上了反对改革的政治大帽子。难道我们的教育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吗?难道我们的医疗和住房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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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2017年10月24日通过修改党章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迈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的开启时刻,重点谋划了十四个方面的基本方略。

  其中重申新时代改革,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五个统领全局性的基本方略,再次申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改革,要在改革中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保障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进行,必须坚持新的发展理念,不能再继续坚持以往在改革中经过实践证明存在问题甚至是错误的改革理念。

  过去在改革中只走精英路线的改革理念必须改变,过去在改革中只图单兵突进、简单追求GDP的改革理念必须改变,过去在改革中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错误思想必须改变,由此党的十九大在党章中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是中流砥柱,是最可靠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证明了工人阶级是最有组织性、最有觉悟的阶级,是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是代表了光明和实现人类前途的、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基本实现了当家做主人,他们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做了企业的主人,走上政治舞台,管理国家,这是有史以来劳动阶级第一次做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在生产中,发挥出了最强大的团结和积极性,涌现出了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钢铁劳模孟泰,纺织工人赵梦桃等人。

  广大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大无畏的气概和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将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在短短二十八年间建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第六大工业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将旧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形象彻底推进了太平洋海沟。

  从1978年开始,首先在农村解体了集体经济,紧跟着对城市的工厂进行体制改革,后又赋予了厂长经理绝对的权力,即厂长经理负责制,至此工人丧失了在工厂内的话语权,主人换成了厂长经理。同时,党组织在工厂被弱化,不再参与生产,工会变成了帮助厂长经理应对闹事工人的助手,职工代表大会上工人逐渐退出,管理干部逐渐走进。

  在那一阶段,工厂成了厂长经理手中的私物,一些企业被某些厂长经理的不负责任弄破产了,一些企业在抓大放小中被更大的企业吞并了,也有一些企业在艰难维持。

  到九十年代末,剩下已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又进行股份制改制,工厂被低价评估,为了实现所谓的产权清晰,推行了管理层收购改革,造成无数的国有资产一夜之间流失,几十年无数工人用血汗积累起来的工厂资产变成了少数管理层个人所有,原来的经营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所有者,造就了一批富豪。

  现在看来,那时工人下岗是他们的私利所推动的,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减人增效。工人阶级隐忍泪水下岗了,被迫从头再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现在回头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所谓的国企效益不好的改革理由,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到工人身上,而必须看到在国企管理层甚至国企改革的设计部门中,始终存在着有将国企私有化的领导干部。所谓国企效益不好,在部分企业中是有意而为,如果这部分国企按照企业发展需求进行正常的技术升级、生产转型,加上工人努力,上下同心,国企的生产效益应该是不错的,但如果管理层中有人刻意破坏,故意造成效益低下,则创造了借口搞管理层收购,否则国企股份制改革计划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现实证明,直到今天,不仅国企上缴国家的利税比以前大大地减少了,由55%减少到25%,而国企在减除优势重组带来的效益叠加因素后再进行效益纵向比较,又好了多少呢?中兴通讯公司被美国制裁这一事件,能说明很多问题,值得进行反思。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虽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建立和积累起来的国有企业,现在数量不多了,仅剩一百家左右,但它们在各自领域和行业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是龙头地位,这种优势,不仅不能换来继续欲图私有化国企分子们的一句半句赞许,反成了他们的仇视,说下一步改革必须要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

  看,说国企效益不好要改革的是他们,现在优势重组后的国企效益好了,又说这是垄断的也是他们,总之,国企改革必须私有化才符合他们最终的目标,至于国企效益好坏根本不在他们的思维内,拿效益说事无非仅是一种借口而已。

  他们有时在形式上也请请专家参与意见,但请的基本都是赞成私有化的专家。这些私有化专家,主导了国企一次次改革的,有张维迎、厉以宁、樊纲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厉以宁有厉股份之称,吴敬琏有吴市场之称。

  即使在少部分精英分子中还有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拥护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但这部分人是永远没有机会参与国企改革意见的,被排除在外了。

  新时代的改革,必须要彻底改变这种路线和主导者。

  一、必须依靠工人阶级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新时代的国企改革,必须要坚持“依宪治国”,回到宪法规定上来,将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在国企新时代改革上,遵守宪法规定,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它广泛分布在全国城乡,是工业生产和社会服务的主体力量,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统领其它阶级如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离开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丧失执政的基础,失去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目前仅剩的近一百家国企,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石,它数量虽然不多,但这些国企通过抓大放小、重组整合,集中了全国最优质、最顶级的工业资源和技术力量。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全部体现在了这些国企身上。

  国企以巨大的优势,在国内企业数量已是私企天下的经济中,其经济总量和税负仍是国民经济主力军的突出地位。国企税负高,或者说社会贡献大,是长期以来被媒体与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274家,占比54.8%,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占比71.83%,纳税占比85.87%,即私企营业收入占比28.17%,纳税占比14.13%。

  这些国企里的工人阶级,是最优秀的工人代表,他们掌握有先进的技术,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热爱国企的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刻都完全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是党直接联系的工人阶级,他们直接听从党的指挥,不跟党和国家讨价还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敢上敢冲敢于拼搏,他们将应该上缴的利税一分不少地贡献给国家。

  这些工人是新时代可爱的人。国企改革如果不联系他们,从党的执政基础上说不过去,从情感上说不过去,从政权的稳固上更是说不过去的。

  私企里的工人阶级,由于二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私企的工人阶级与党的联系被中间新产生的资本势力所阻断,这些工人的饭碗直接来自资本,辖制于资本势力,不得不忍受着资本的剥削,造成工人和农民工常年的讨薪事件不断。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能无视这些工人的境遇。如果继续丢失这部分工人力量,单单依靠国企工人力量,将是极度危险的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能保护和代表好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将有被工人阶级抛弃的危险性。

  新时代的改革,私企也要进行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依靠全体工人阶级,没有广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取得新时代改革的成功,所以必须在“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指导下,重新建立党与私企工人阶级的联系,加强私企的党组织建设。

  二、依靠工人阶级就是尊崇工人是国企主人的改革主体的地位

  改革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将延续了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将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变成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建立和巩固阶段没有任何现成的成熟模式可以参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也没有具体明确的指导办法,只能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谋新谋巩固,因此每走一步可能成功,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或者出现错误,出现偏离社会主义原则方向性的重大错误。允许经过实践检验,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就要进行调整和修复。

  新中国前二十八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民生改善不足问题,过分强调一大二公的问题,在经济领域里的某些统的过死的问题,都需要在推进社会主义进程中逐步予以纠正和调整,以便探索出一条更好的路子出来,这种纠正和调整即是改革。因此,初期的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旗帜,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赢得了民心。

  现在,除了土地的公有制和国企两个领域还维持了公有制色彩,其它所有领域里的,住房私有了,教育和医疗成了商品,在私有观念下,人人逐私追利。就这样在一群精英、公知的诱惑和迷惑下,改革一步步偏离甚至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处处打着“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名号,紧紧地想要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起来。假如中国处处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中国又何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崭新在何处?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不得不提醒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

  国企改革,首要坚持宪法规定,重新树立工人阶级是国企的主人,国企的各级管理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国企不是谁的私家营地,也不是本国企内工人们专属的私有单位,它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全民的国企。国企的改革,必须回归到工人阶级是主体地位上来。国企的任何一项改革方案出台前,要有来自本国企内部工人阶级、管理层,以及全体工人阶级的意见。

  有无要改革的问题,是否需要改革,改革为了什么,在向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上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将怎样实现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任何丝毫的利益冲突)等重大问题,必须征求广泛意见,不能再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如此重大的事项,不能让少数几个人来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否则是对多数人的不公,更不能再被蛊惑于那些吃里扒外的所谓精英与公知们的鼓噪。

  要深入下去,深入到工人中去,以一心一意的心态,向工人阶级征询改革意见,请教办法。只要真正地走群众路线,工人阶级是会实心实意地将宝贵的好办法贡献给改革,贡献给企业更好的发展,这些经验已经得到过毛泽东时代的验证,倪志福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鞍钢工人就是鞍钢宪法的智慧群体,今天的国企改革,更需要和离不开他们。

  还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和工会的作用。新时代国企改革,要改变过去职工代表大会的象征性。职工代表大会不是董事长、总经理改革意见的拥护机器,它必须回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真正将企业的主人工人阶级的代表选进职代会,让他们以主人的姿态参与企业管理和改革,代表工人阶级行使表达意见的权力,更不能以职代会的形式和名义成为侵害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同样,工会必须回归到维护工人权益立场上来,不能再做领导层与工人阶级利益冲突时用于压制工人权益诉求的工具。

  三、要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现在流行顶层设计的说法。以前的改革,像是放手让各类企业如野草般自然生长、自生自灭。在这个自然过程中,很多企业不管产业布局、资源分布、产业需求,只为了眼前利益和当地的GDP业绩,搞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残酷竞争,压价销售,造成了严重的资源、人力的浪费。这种散养式的改革,甩手式的无为模式,证明是短视的,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凡事都需要计划,没有科学合理的计划必然一团乱象。但是计划一词,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已经被搞丑了,成了一个罪恶的名词,因此只能弃计划而改用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说白了是计划的一面。真正走群众路线的所谓顶层设计是不能称之为顶层设计的,它只能是计划或者规划。名词的创新并不能代表制度的创新,也不能证明制度的创新。

  国企改革走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改革意见从下往上集中反馈到上层,上层管理者吸纳权衡之后,再将改革方案反馈到群众中去,再次征求意见,往返几次,必将是上下同心的改革方案,这样的方案怎能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呢?怎能不会调动工人参与的积极性呢?上下团结一心的企业,又怎能不会搞好呢?虽然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不可能在一个比较大的企业里人人都能具体参与到意见中来,每个人的意见也不可能都得到重视,但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工人群众参与到改革方案的设计中来。

  因此,在选择工人代表时,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倾向性,不能只把有同意倾向的工人群众选为代表,而把有或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工人群众排斥在外。因此在选择代表上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通过广泛的代表性,实现广泛意见的汇集和反映。只有实现广泛民主下的民主,才能做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集中。

  四、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征询,不能走单一的专家路线

  不可否认,专家是有个人立场的,有阶级之分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一类的社会科学领域,是由不同立场的,不同阶级利益的及其意识形态所组成的,不同立场、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的专家往往是对立的,站在资本立场的专家,就不同于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专家。

  在提高工人待遇的改革问题上,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专家必为资本说话,他们有千万条不同意提高工人待遇的意见,再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因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它主张化公为私,主张贫富分化,主张贸易自由、市场化和社会化,反对政府干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主张有计划的生产和社会化管理。

  只请被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过脑的专家学者参与改革设计,必将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改革中盛行,在方案中出台的必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这就与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几十年的改革中,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出口依赖性和内部的无序性,中国工业成了世界工厂,始终处于世界工业产业链的最低端,难以翻身,以牺牲国内宝贵的自然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代价,来换取可怜的微薄的利润,瘦了自己肥了西方,同时造成了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给社会稳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这些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回顾以往的改革设计图,都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环节被有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精英和公知分子所把持。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新时代的改革设计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打破以往独家把持的局面。

  请反共反马列毛的极端分子做参与我国改革的“嘉宾”,请美帝利益代言人的佐利克主持我国改革规划的设计,都是极其荒唐的错误作法。

  我们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它不是什么别的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只能而且必须依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

  五、切不可搞闭门造车的改革方案设计

  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是真理,就不怕争论,越争论,真理越辩越明,是真理的东西就不怕别人争论,相反,越是心有鬼胎的,就越怕别人争论,因为一争论,就被看穿了,暴露了。

  正常的反思问题,也能被扣上了反对改革的政治大帽子。难道我们的教育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吗?难道我们的医疗和住房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吗?

  允许争论,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需要亿万劳动群众的共同参与,只有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事业放心大胆地交给亿万工农劳动群众去检验,这项事业才能站的更稳,走的更远,而且踏踏实实,一步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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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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