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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蜀炎:金钱不能买什么

历史舞台上演绎的许多情节,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洋务派的天津机器局好生了得,早在1880年就成功让中国第一艘“行驶水底之机器”——潜艇驶过海河。(当时,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制造出潜艇也仅仅1年左右。)同时研制完成的还有舟桥、布雷艇等“高科技”产品。遗憾的是,好东西大把地攥在手上,最终悄没声息地不知弃之何方。而此时的清军,仍然保留着成建制的弓箭手部队。

  说到这个机器局,当然绕不开李鸿章。自从找来“洋枪队”帮着剿灭太平天国开始,他就迷恋上了“坚船利炮”。于是,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洋炮局,接着在苏州、在南京……炮局开多了,李鸿章悟出一个道理——“制器之器”远比简单的几门炮更重要。由此,他开始逐一布局,委派亲信筹建了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

  我们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经济眼光,从“炮局”到“机器局”之变,不仅开创了大清的军火制造体系,而且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序幕。但我们又不能不叹息李鸿章的政治视野,他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患贫”,由此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并把办企业的重心定为“求富”。

  虽然布局精心,但最终还是下了一盘臭棋。原因与钱有关,但却不仅仅是因为钱。“机器一开,银子淌来。”你在这里烹煮了一锅“求富”的肥肉,朝廷岂能眼睁睁地流口水。但“隐持国柄”的李鸿章何等精明之人,他甚至冒着“抗旨”之嫌,用种种“迂缓”之策,死活将这一摊子死死控制在自己手里。

  如果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李鸿章的一些经营之道并无大错。然而在纷乱的晚清政局中,撕扯于“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身份并举,“名”与“利”的极度追逐,李鸿章领军之洋务派难免“进退失据”。机器局被扣上了有悖于“道”的“亡国之利器”之罪名,最终以“双输”的结局,将洋务派精心打造的军工企业,连同大清帝国一道送上不归之路。

  大清虽已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百足之虫”,箱底多少还是藏着点私房的。甲午战败之后,朝廷就忙着四处借贷,很快筹了一笔钱准备购置洋枪洋炮。可在与德国使臣接洽时,人家赚走你的银子还满嘴不屑:“中国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参与了洽谈的晚清重臣文廷式在其日记中,用8个字描述了当时的心境:“箴贬切至,足以悚愧。”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借用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描述银子与大清的关系,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虽然究竟花了多少钱说法不一,但用海军军费给老佛爷修园子祝寿,无疑是个人私欲对江山社稷的最大亵渎。而就在同一时间,隔海相望有另一个女人——日本的明治皇后,为购买军舰筹款捐出了首饰。其所购得之军舰“吉野”号,至今提及还让我们心口隐隐作痛……

  世界上没有不堪回首的苦难,只有不堪回首的羞耻。白花花的银子终于成为了大清的诅咒——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将崩溃时,最后一个太后隆裕面对王公大臣哀叹:“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满堂惶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近著《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提出不能用金钱去买(即便可行)与伦理、道德、规则相关的一切。现在有一流行语:不要让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其实,还应该再补一句:不要让金钱操控了自己的活法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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