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林彪最终结局的性格根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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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似乎仍然是一团迷雾,其实,所谓“迷雾”,更多是人们主观加在这个事件上面的

  最近一些年,很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评价,由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撕裂和意识形态的分化,对一些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如今更是往往呈现出水火不容的两极分化状态。然而,非常奇异的是,对于林彪,对于这个被官方定性了的政治上的反面人物,至少从网络上看,左右却表现出相当大的一致,大多都给予了比较好甚至相当好的评价,而且在军事上对林彪都有神化的倾向。右边肯定林彪,道理很简单,他们认为林彪最终走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那林彪跟他们就是一家人了。所以,右边肯定林彪,特别是肯定林彪的最后时期,其政治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左边肯定林彪,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持传统观点的人认为,林彪是革命功臣,虽然他最后走错了路,但还是应客观评价他,肯定他以前的功绩(当然这只是部分肯定;)而另一部分人则进一步认为,林彪从井冈山开始,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所以本质上是好的,甚至比其他大多数革命功臣还要好,他的最后出逃应当是被妻儿胁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他跟主席之间的矛盾应当主要是误会导致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对林彪军事才能的崇敬,感情上也就希望肯定林彪的全部,对于林彪最后的作为,因为搞不明白,也就忽略不提了。

  总之,林彪,这个有严重污点的极其复杂的政治人物,在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极端分化的时代,在网络舆论上却获得了左右大体一致的肯定甚至神化,实在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奇观(官方的态度无疑是比较客观的,但代表不了舆论)。

  十年前的时候,我对林彪的历史有了较多的了解,当时看到网上一些人对林彪的泛滥的夸张的赞美,大有为林彪翻案之势,就感觉很不可思议。我觉得,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只看他的能力、他曾经的贡献,更不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凭着想象,把一个有严重政治污点和人格污点的人物,想象成一个自己希望的理想型人物,甚至用自己的政治立场为历史人物划线,将历史人物当成维护自己政治立场的舆论工具。事实上,对于林彪的评价,不仅仅是关于林彪个人的,也是关系到其他历史人物如毛泽东,而且更涉及到对于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文革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毋庸置疑,一个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与他的人品紧密相关的,也可以说,他的人品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形象。“9.13”事件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似乎仍然是一团迷雾,其实,所谓“迷雾”,更多是人们主观加在这个事件上面的:右边的把它当做迷雾,就可以将它描绘成一个阴谋,林彪就成了“受害者”;左边一些人认为它是迷雾,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从而也就可以将林彪洗白成一个被误伤的好人。很显然,人们对“9.13”事件的“迷雾”感觉,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立场先行造成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的认识上的迷雾感觉也是“9.13”事件迷雾感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那么,林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陈毅元帅在南昌起义后就跟林彪共事,并且是林彪的直接上级,可以说是对林彪最知根知底的人之一。早在1966年10月,陈毅就在私下喝酒时对几位部下断言:“他(林彪)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那么,陈毅为什么在1966年就对林彪有这样的认识呢?所谓观往以知来,有对一个人早期历史的了解,再结合现实,就不难对一个人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预判了。也就是说,根据一个人过往历史所反映的这个人的性格品质,就能推测出这个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这样,一个人的最终命运,就不仅仅是外在的偶然因素所导致,而是也有着它自身的内在逻辑的。

  

  纵观林彪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林彪是一个私心较重的人,这导致他在性格上自我中心,容易记仇、喜欢报复,注重自我保全、喜欢投机,以及喜欢搞小圈子

  参加过南昌起义、三河坝阻击战、湘南起义,又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的萧克上将回忆说:

  “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林彪的私心是相当重的(至少在红军初期),以至于为了点私利敢于对抗军纪,这也就难怪在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就往往会做逃兵,只顾自我保全。

  三河坝战役后,通过天心玗整军、大庾整编,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然而就在这时,林彪却当起了逃兵。粟裕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段经历:

  “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注: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形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后来,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同样是在大庾城,当时担任新城、赣州方向警戒的林彪二十八团,由于疏忽大意,遭遇敌人突然袭击,慌乱之下,林彪带着队伍仓皇逃跑。毛泽东和陈毅赶到前沿阵地,指示林彪组织队伍击退敌人,但是林彪“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陈毅)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林彪在危机时刻的习惯性逃避,并不完全是自私,也有天性胆小的因素在其中。罗瑞卿曾经给女儿罗点点讲过关于林彪的一件轶事:1936年6月21日,红军大学所在的陕北瓦窑堡遭到敌军袭击,第二天,当时作为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和副校长罗瑞卿到瓦窑堡郊外的一座山上观察敌情。罗点点写到:

  “出发时,林彪和罗瑞卿都骑着马。他们怕暴露目标,早早地就弃马步行。一面弯腰屈膝慢慢朝前走,一面仔细观察。突然,一排冷枪打了过来。罗瑞卿立即卧倒。这时,他看见林彪应着枪声扑倒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就赶快向林彪靠拢。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的地方,就听到林彪在大声地喊。那声音又尖锐又凄凉,完全变了腔,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他以为是林彪负了伤,不能走路才大喊要马。但是,马不能牵过去。因为那样目标更大,更危险。于是,他就拉着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点伤也没有,完全是一场虚惊。”

  类似的关于林彪胆小的轶事还有不少。但是,一个如此胆小的人,如何会身经百战,并且总打胜仗呢?而且,毛泽东曾经评论林彪打仗是“又狠又刁”,而一个如此胆小的人又如何会有这样的作战特色呢?

  其实这些都不矛盾!林彪的胆小是一种天性,在慌乱时刻这种天性就会本能地充分表现出来,而一旦情绪稳定在理性的控制下就自然会有所缓和。而且,正因为这种天性,林彪的自我保全意识就比一般人更加强烈,从而在作战前就比一般人更容易深思熟虑、周密谋划,力求万无一失,这也正是林彪打仗很少会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林彪打仗的“又狠又刁”,其实主要是指在已有了周密的准备和比敌人更强的兵力时与敌作战的特点。林彪在《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在东北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结论》一文中,对于自己的作战思想在文后作了总结,正好是上面两个特点:“总的精神是在碰到防御的敌人时,不要性急了,不打莽撞仗。首先把地形敌情看清,选好突击点,然后把兵力实行一点两面的部署,等一切安排好了,然后突然开火,猛打猛冲猛追消灭敌人。”

  显然,林彪的这个战术思想,正是林彪个性的表现:无论打仗还是与人斗争,在弱小、无准备或者不自信时能躲就躲,在强大、有准备或者自信时则又狠又刁。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在红军时期“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譬如初下井冈山时和初到陕北时),而一旦打了一些胜仗,或者兵力比较充裕时则又反对游击,甚至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譬如1930年支持攻打长沙和第五次反围剿时支持李德的“短促突击”)。在东北时,林彪最初在一打长春时的犹豫和打锦州的犹豫,以及后来的主张打硬仗,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在解放初期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都在养病,而在政治上有出头机会以及有所恃仗时,则似乎比谁都积极,比谁都无情。譬如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批彭、批朱,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朱,以及其后五一八讲话中的大讲政变经(目标显然对准的是刘)。

  同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在抗美援朝前会称病不出。

  因此,9.13林彪的出逃,似乎也可以认为与其天性的胆小以及过分追求自我保全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当然,林彪的胆小与他的自私往往是紧密不可分的,他的胆小以及过分追求自我保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而导致他最终命运的,更主要的则是他的自私:为了自我保全甚至不顾整体利益以及做人基本原则的自私。

  林彪私心较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心胸狭窄,喜欢报复。这个特点是很多熟悉林彪的人的一个普遍看法。

  1929年5月到6月,朱德和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在这次争论中,作为朱德带上井冈并一手提拔的老部下,林彪却意外地支持毛泽东。现在很多毛派,因为林彪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所以对林彪也充满了肯定。但真相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核心原因正如贺子珍所说,是当时的一些红四军指战员“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可以佐证贺子珍这句话的是:在这次朱、毛争论中,军事干部大多站在朱德一边,而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则大多是党务干部。那么,林彪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重视政治工作吗?真实情况是,林彪就是最轻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典型代表!朱德就说过:“他(林彪)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经历过红四军这段经历的人回忆这个时期的林彪时全是这个说法。据萧克回忆:红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时,前委派何挺颖为林彪任团长的28团的党代表,但是,在随后的军官会议上,林彪既不向大家介绍何,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上讲话,自己讲完话就散了会,让初来上任的何极其尴尬。后来何挺颖负重伤,毛泽东和陈毅特意叮咛林彪派人将何抬走,但林彪依旧不管不顾,最后何挺颖从马上坠下被马踩死。那么,在这次朱毛争论中,一向极端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的林彪为什么会让人诧异地态度鲜明地支持主张党管一切的毛泽东呢?其实仅仅支持毛泽东倒还有可以理解的成分(譬如可以认为林彪钦佩或喜欢毛泽东这个人),但实在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还用很多的侮辱性语言攻击自己的直接领导朱德并对朱德乱扣帽子呢(朱德支持重新设立军委,也只是遵从中央本来就有的决定而已)?显然,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挟私报复!

  朱德孙子朱和平在回忆爷爷朱德的书中写到:“也就是从那时起,爷爷对这个逃跑了一天又归队的年轻军官有了印象。凭这个印象,在1928年上井冈山后,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了,在研究谁接任团长时,爷爷没有支持林彪当团长。但林彪还是当了团长,不知他怎么知道了爷爷的态度,从此对爷爷开始心怀不满。”

  在井冈山,28团团长一职曾经两次出现空缺,而这两次都是毛泽东提议林彪接任,而朱德和陈毅知道林彪的为人和逃兵历史,第一次否决,第二次勉强同意。

  在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的圳下战役中,负责警卫的林彪部队提前下山,军部遭受突然袭击,红军损失很大,朱德爱人伍若兰牺牲,朱、毛也差点被俘。事后朱德处分了林彪,而且在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前几天还扣了林彪两块钱饷。据红四军七大前后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回忆说:

  “林彪由于受到了处分而对朱德军长不满,便向毛泽东党代表写了一封攻击朱军长的信,说朱军长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等。我记得此信在红四军七大召开前曾经发给官兵讨论过。尽管林彪在下面暗中煽动,但红四军广大官兵是拥护、热爱、信赖朱军长的。林彪在白沙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公然说:‘朱军长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

  当然,除了上面这两方面原因,应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朱德支持临时中央派来的代表刘安恭任军委书记,这是在权力欲极强的林彪上面又安插了一个领导,林彪不满也就是情理之中。

  但是,即便如此,对于顶头上司朱德,林彪还不至于公开用“卑污手段”、“恶毒”、“阴谋”、“流氓习气”等词语来攻击他,他是在背后,也就是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这么写的,而他恐怕并没想到毛泽东会将信公开。也亏朱德度量奇大,换一个人,林彪的未来会怎样,真的就很难说了!

  这次朱、毛争论中林彪的态度,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很久之后他还念念不忘:“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

  事实上,不难看出,恰恰是林彪的自私以及报复心理导致了林彪在这次朱、毛争论中的态度,而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林彪的真实动机,反倒从此把林彪当成了最信任的人之一。无疑,这也影响了建国后几次重大事件的发展,并为林彪文革中的种种作为以及最终的出逃埋下了伏笔。

  林彪气量狭小、喜欢挟私报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处理陈光的事情。

  陈光从井冈山开始就是林彪的部下,曾经救过林彪的性命,红军长征时,是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的直接指挥者,抗战时接替负伤的林彪担任八路军115师师长,是广阳大捷、陆房突围、梁山战斗的指挥者。解放战争,陈光奉调去东北,刚到东北不久,林彪要调陈光部队的电台到总部,因遭遇敌人进攻,陈光将电台未能送达。其后,在林彪认为打长春困难,放弃打长春后,陈光未经批准打下了长春。不久,陈光又在林彪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攻下了新站、拉法。与此同时,林彪却比较狼狈,罕有胜绩。1946年10月,陈光任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次年年初,陈光率部在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一线集结待命的时候,林彪建议将部队撤回,陈光认为还是继续按原计划执行好一些,于是林彪便直接越过陈光让六纵各师撤了回去。此后,陈光便离开了野战部队的指挥岗位。1950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根据中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他还违反干部政策,从老家宜章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到广州,办起了训练班。”当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便找陈光谈话,陈光不认可对他的批评,还跟叶剑英拍了桌子。这事很快就报到了中南军区。林彪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南军区司令员。不久,中南军区报请中央,给予陈光开除党籍的处分。1950年7月22日,中南军区致电广东军区,要求软禁陈光。第二天,陈光被软禁,所有职务也都被撤销。10月,陈光被转到武汉(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继续关押。1951年2月,陈光被开除党籍。1954年6月7日,陈光在被软禁的阁楼自焚而死。

  现在很多人都想替林彪翻案,在这件事上自然也在千方百计为林彪洗白,所以很多人都将陈光的冤案归到陈光自己或者叶剑英身上。陈光有没有责任?当然有。他曾经跟林彪、罗荣桓等人平级,解放战争开始后未得到重用,心里不服气,又急着想立功表现给别人看,在东北跟林彪之间的一些抵牾便由此而来。解放后陈光的职位相对他的战功依然很低,因此做叶副手时,对叶不服气,脾气又暴躁,得罪人是难免的。不过即使如此,他也远没到被开除党籍并被长期软禁的地步。叶有没有责任?也有,不过他的责任主要只在于他是这起冤案的执行者而已!叶剑英是林彪的下级,陈光的问题,叶剑英首先得报告林彪,而且陈光一直就是林彪部队的,他在报告中也不可能过分夸大或凭空捏造事实,因为林彪只要跟陈光交流几句,他的问题就严重了。陈光的问题最后也是中南军区上报中央的,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决定也应是中南军区所做并申请中央同意的。有人说林彪1950年6月就从武汉移居北京,10月又去了苏联,软禁陈光是在7月,所以这事与林彪无关。事实上,对于陈光的问题,1950年4月就已经上报给中央并得到中纪委的批示了。可以说,对陈光的态度,4月的时候林彪就已经明确了。而且,即使林彪搬家到了北京,他仍然是中南军区司令员,对于陈光的处理,他不做决定谁敢做?而叶剑英代理中南军区司令则已经是1952年的事了!另外,在对陈光的处分决议中,电台事件、攻打长春事件、在松花江边没有及时撤退等都涉及其中,除了林彪,谁还会追究这些陈年老账?至于叶剑英,这些事情他可能连知道都不见得知道!

  陈光在工作中的过错,是经验不足导致的,本不是什么大事,主要的问题是顶撞叶剑英,不接受批评。如果换作另外一个这种级别的下属,林彪至少会亲自找他谈一谈,或让罗荣桓找他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做一下工作,让其承认错误继续工作,或者换个岗位,就没事了。但事实上林彪并没有这样,反而给其添加了更多错误甚至罗织罪名。这就说明,林彪对于陈光,不但没想着拉一把,而是一开始就想着借势将其再狠推一下。

  所以,作为陈光本人,他对于自己被软禁的缘由,心里自然跟明镜似的的,在被关押期间,对于看望他、希望说服它认错的老部下,总是反复说是林彪刻意加害他。被关押期间,他曾写到:“我说他(指林彪)无品质的人,我说他无修养的人,我说他无气量的人,我说他没有共产党道德的人,为什么如此呢,说他不(无)呢?”

  当然,当时的其他人也是看得清楚的,林彪的老部下、陈光的老战友陈士榘在私下就对儿子说:“这件事情就是林彪导演的,而且处分意见就有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我们私下也议论,陈光的结局也太惨了,内心对林彪有看法的不少,至少感到林彪绝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也是会搞政治的。当然,由于林彪战功赫赫,对于他会整人这一点确实被掩盖了。”

  林彪文革时的干将李作鹏曾谈及建国初期的陈光事件,说:在延安时,他(陈光)因一件小事与林彪吵过一次架(注:据说是因为林彪不满陈光跟贺龙走得太近),结下了芥蒂。林彪在陈光问题上心胸不宽,记仇。到东北基本上没有重用陈光,让他在地方部队工作。南下到广州只让他当广州警备区司令,太小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软禁陈光时对陈光宣布的罪名,有通敌、私藏大量武器、可能外逃等。当然,这些都是捏造的。显然,叶剑英在不知道林彪的态度前是不敢这样做的,所以,这些罪名的编造必然都是林彪授意的,而且也应当是上报了中央的。按道理,像陈光这样级别的干部被报告出现这样的问题,毛泽东都应该亲自关注并了解清楚的,但是,在陈光这件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影子。这说明:一方面,毛泽东是非常相信林彪和叶剑英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愿意过多插手将军们处理自己手下的事情,因为这样容易让这些将军们感觉到不被信任,也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而会让他们不满。所以,这也是一种保大舍小的政治策略和管理策略。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也为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林彪制造更多的冤案创造了条件。

  同样是对待手下的擅自行动或者抗命(这样的事情林彪做的也不少,特别是红四军时期)甚至不敬(林彪做的远甚于陈光),比较一下毛泽东、朱德对待林彪,再想想林彪对待陈光,心胸的差别和人品的优劣高下立见。

  至于林彪与罗荣桓之间的是非更能看出林彪的心胸。据罗荣桓儿子罗东进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活学活用,要带着问题学,要立竿见影,在一次可能是讨论一个文件草案的会议上,罗荣桓就说草案里面很多“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这些话,恐怕不妥当,应当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时林彪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那你说怎么学好?”然后站起来,也不开会了,拂袖而去。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据罗瑞卿说,林彪曾经把他叫到他家里去,说罗荣桓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反党。1963年,新华社要公布军队领导人的名单,林彪不同意公布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罗荣桓去世后,即使刘亚楼苦口劝说,林彪也没有去参加追悼会。文革开始后,林彪有一次在人大会的讲话当中提到罗荣桓,说在总政工作得最差、最没有成绩的就是罗荣桓。文革时,林彪还指使人在总参写大字报,把罗荣桓的妻子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儿,当时其中一个大字报的落款是“毛家湾党支部”,也就是林彪住的地方。

  当然,林彪对待罗荣桓及其家人的态度还算是好的,文革前后,在罗瑞卿、贺龙、彭真、傅连璋等一系列冤案中,林彪心胸狭窄、喜欢报复的性格特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不过,可能仍然会有人为林彪辩护,会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林彪心胸宽大:譬如,在东北时,林彪对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粟裕就不吝赞美,说粟裕“净打神仙仗”。事实上,林彪说粟裕净打神仙仗,不但不是赞美,反而含着一点点贬低。因为林彪所说的神仙仗,是指粟裕所在的老解放区有群众基础,有群众的帮助,所以打仗往往就会轻松许多,就像打神仙仗一样,而他在东北,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打仗就平添了很多艰难。林彪的原话是这样的:“东北今天的环境,有许多条件不能和关里老解放区比,不象关里那样有广大群众掩护、配合,干净干脆吃掉敌人的‘神仙仗’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在东北也非有十分把握的神仙仗不打,那就很少有仗可打。”

  当然,林彪也不可能没有心胸宽大的时候。但是,看一个人,应当看他的整体,看他的本质,而不应当被个别现象所迷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大搞天才论,鼓动大会要求毛泽东设国家主席,被毛泽东以批陈伯达之名暗批之后,跟毛泽东一直对抗,拒不检讨,不能说没有心胸狭窄、喜欢报复的心理在作祟。而这种报复式对抗最终直接导致了林彪及其一伙人的覆亡。

  林彪的还有一个自私表现就是对自己的小团体看得比较重,缺乏大局观念。

  朱德回忆说:“那时(在井冈山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林彪)所在的连队里调人,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后来下了井冈,红四军七次大会刚结束,毛泽东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彪当场带头反对。当时毛泽东刚落选前委书记,也没有坚持,以致这个主张未能实现。第四纵队最后只能由当地红军武装和赤卫队组建,战斗力自然远不如其他纵队。

  红军到达陕北后,进行了一次东征。在东征期间,毛泽东电告红一军团拨一些新兵给徐海东的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鸟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兵!”红一军团回到陕北后,林彪被调任红军大学任校长,陈光接替林彪成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某一天,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告诉他已经决定让林彪当国防部长,让罗荣桓谈谈看法。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当时罗荣桓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不能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

  文革期间,林彪的小圈子越搞越大,最后终于导致了自己的覆灭。

  

  林彪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权力欲极强,而这种极强的权力欲是与他的极端自负紧密相关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林彪在红军早期非常排斥党代表,做红四军28团团长和第一纵队司令时,跟历届党代表都处不好关系。1930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不久,罗荣桓被安排做第四军政委,搭档林彪。一段时间后,两人竟然相安无事。为此,毛泽东曾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那么,别人跟林彪相处不好,为什么罗荣桓就能跟林彪和谐共处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罗荣桓跟林彪合作,一开始就坚守一个原则,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林彪不是不愿意别人插手他的作战指挥吗?那自己就把作战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就行。

  罗荣桓在与林彪合作上的相对成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林彪即使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就非常专权,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做决定,不喜欢别人跟自己有不同意见。所以,跟他搭档,如果影响了他的专权,那他自然就不会高兴,如果不影响他专权(主要是军事指挥上的专权),那就可以相安无事。当然,罗荣桓不可能一点都不参与军事决策,而且,林彪也不可能只关心军事,军事之外的事情,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尤其是解放之后),他也会参与的,但是,只要罗荣桓跟林彪有不同意见,矛盾自然就难以避免。据说在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而对于外界形容林彪与罗荣桓亲密关系所称的“林罗”,叶群就曾经说过:“什么‘林罗’?‘林’和‘罗’从来不是在一起的,应该分开。”

  当然,这种对专权的喜好总是与极端自负的心态紧密相关的,而极端的自负也必然会使他目无上级,甚至总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野心”。

  对于林彪的这个特点,他的老上级朱德自然看得比谁都清楚,朱德就说:“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

  事实上,林彪不仅仅对跟他搭档的党代表、政治委员如此,对他的直接上级周子昆和王尔琢如此,对他在南昌起义后战争年代自始至终的上级朱德以及长期的上级彭德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红四军七大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对朱德的批评完全不是同志间的善意批评或者对上级的诚恳意见,而是充满了侮辱性的用词以及歪曲事实的乱扣帽子,至于解放后的几次会议上,林彪对朱德、彭德怀的攻击更是尽人皆知。他之所以热衷于攻击朱德、彭德怀,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曾经是他的上级,曾经阻碍过他的权力的发挥、限制过他的独裁,是他的膨胀的野心的挡路者。这种权力欲被压抑的痛苦以及对压制他权力欲的人的不满和不服,一直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等到到了有机会释放的时候,自然就尽情地释放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红军时期,林彪曾两次主张分兵打游击,在初下井冈山时如此,在初到陕北时也是如此。当然,林彪有这种主张,有他自己反复强调的原因,但谁又能肯定林彪热衷分兵的心理中,没有脱离别人领导,自己当老大的渴望呢?特别是初到陕北后,林彪在提议由自己带领一部分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的同时,还要求将红军的一些主要干部带去,这就更难免让别人有其他想法了。

  林彪的这种极强的权力欲在解放初的十年里无缘得以满足,同时,极强的权力欲又使他不甘于在别人领导下工作,于是养病就成了他摆脱在工作中被别人领导的一个借口。然而,当庐山会议给他提供了未来有可能满足自己权力欲的机会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出山”了,当文革给他提供了未来有可能满足自己更大的权力欲的机会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最后,唯一能阻碍自己权力欲满足的就剩下一个人了,于是,他在背后就蠢蠢欲动了。如今,有无数的人都在为林彪辩护,试图将林彪跟林立果和叶群分开,但,他们是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啊,没有林彪背后的授意,最起码是明显敌对毛泽东的情绪和言语,初出茅庐、二十出头、完全靠他父亲刚在空军有了点地位的林立果,敢擅自成立秘密武装“联合舰队”么?敢私下制定准备武装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么?敢在最后时刻伺机武装政变么?而且,林彪让儿子火箭直升,控制空军,难道仅仅是爱儿心切,就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么?另外,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大讲政变经,也让人感觉蹊跷:是什么动机让林彪如此关注政变、对政变研究得如此深入?事实上,林立果在准备发动武装政变时曾告知林立衡,首长(林彪)是知道这件事的。

  

  与极端自负相关,林彪也极爱面子,“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所以,自我批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非常普遍,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家常便饭。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林彪:他只批评别人,却从不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批评。

  周恩来:“他(林彪)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

  陈云说:“我对林彪过去是相当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我从未在会议上听到过他作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

  聂荣臻说林彪:“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

  萧克说:“我同他(林彪)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

  毛泽东1930年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给林彪的回信,是针对林彪在信件中表达的对革命前途消极悲观的思想和情绪而写的。1948年2月,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信,要求删去《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首尾两段,注释不要提他的名字。据陈毅所说,同年,林彪还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写给他的这封信。解放初,毛选中还附有林彪致毛泽东的那封信,不久,林彪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把他的那封信去掉。

  红军在东征期间,毛泽东曾电告红一军团拨一些新兵给徐海东的十五军团。林彪拒绝,政委聂荣臻也附和了林彪。后来在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和聂荣臻,聂荣臻诚恳地做了自我检讨,但林彪在会上却一言不发,没有做一句自我批评。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让林彪打锦州,而林彪却犹豫不决,给中央发电报说想打长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后来,罗荣桓等人做通了林彪的工作,罗荣桓就又给中央发电报,承认错误。据刘伯承说,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写了篇《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批评陈伯达的“天才论”,也敲打了林彪。事实上,这次批陈,其实主要是针对林彪的,因为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反对鼓动大会要求设国家主席。所以,会后,毛泽东特别重视林彪的态度。敲打林彪这层意思,与会的人其实都是看得清楚的,会议刚结束,陈世清就曾想调和毛、林的关系,毛泽东答应陈世清下庐山前与林彪好好谈谈,林彪开始也答应了,但第二天又回绝了,给了毛泽东一个闭门羹。4月中旬,林彪私下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表示:“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1971年4月15日开始,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京举行,林彪称病没有参加。5月1日国庆节,林彪被周恩来再三电话请到天安门城楼,他到了城楼,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也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一眼,几分钟后就离开了。6月,齐奥塞斯库访华,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推脱不去,毛泽东执意要林彪参加。会见时,宾主刚寒暄完毕,林彪就退出,然后一个人枯坐在外面大厅角落。7月,毛泽东通过跟在总参工作的熊向晖的谈话,了解到当时黄永胜主持的总参并没有把黄、吴、叶、李、邱(即林彪的“五个大将”)在陈伯达问题上的检讨按要求传达给相关下属部门,毛泽东当即就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他们还有后台”,对林彪的信任至此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团结林彪的希望,八九月间,在南巡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诸如这样的意思:“对林还是要保”“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回北京以后,还是要再找他们谈谈。”但是,没等回北京,南巡电话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等方面的内容,已经被人密报给林彪,随后,林立果等便开始了密谋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很快听到了从各方面传来的风声,于是改变日程,于9月12日紧急回到北京。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温都尔汗。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要黄、吴、叶、李、邱等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作检查,明确讲:“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显然,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直希望林彪作个认错的“表态”,但他越等越失望,越失望便越不满;越不满,针对林彪及其亲信的批评就越严重;批评越严重,就越刺激林彪,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假设一下,如果林彪是一个善于后退,不那么爱面子,能够认错,善于自我批评的人,结果还会是这样么?

  现在有很多人说,林彪认为他没错,不检讨不正说明林彪有骨气吗?有这种认识的人其实是对历史的严重无知!在九届二中全会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毛泽东曾六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一职,至少有五次都是针对林彪(委托秘书)的相关询问和建议,或者他们那帮人及其煽动的其他人要求设国家主席的请求的回复,其中一次还明确表示,即使要设国家主席,这个主席也应由董老(董必武)来当。而且,毛泽东第一次不设国家主席的表态就已经向政治局委员都进行了传达。但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在没有同毛泽东商量,讲话稿也没有给毛泽东看的情况下,再一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引起大会的热烈讨论,使设国家主席在大会上形成了压倒性的舆论趋势。当这样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别说毛泽东,换任何一个人,哪个能接受?后来南巡时,毛泽东曾针对林彪说过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气愤地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没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在这个事实面前,林彪能说没有错?林彪一方面说毛主席“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半年时间里强调六次的话都当耳旁风,是真心尊敬毛泽东,还是无视毛泽东?面对这样的事实,能说林彪没有错(也许有人会认为设不设国家主席不该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但党内民主气氛的缺失难道不正是林彪极力推动的吗?)?当然,林彪之所以不理毛泽东的多次反对,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自然也有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林彪是想当这个国家主席。所以,林彪落到出逃的地步,绝不认错的性格只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还在于过于强烈的权力欲!

  也许,林彪在危及自己命运的最后关头都拒不认错,仍然保持对抗姿态,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一结束,他就已经准备用强力来达到自己当国家主席乃至党主席的目的了: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和“五七一工程”,以及最后时刻的谋划武装政变,就是无法否定的赤裸裸的事实!

  

  一些人可能会奇怪:林彪一方面极力赞美毛泽东,“顶峰论”、“ 四个伟大”、“天才”、“一句超一万句”,甚至语录不离手,公开场合的所言所行似乎对毛泽东崇拜之至,另一方面却根本无视毛泽东的意见,对毛泽东的隐晦批评拒不检讨,这两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

  这就叫阳奉阴违。用刘伯承的话说,就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阴”。

  阴,往往意味着在背后谋划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时常与“阴谋”联系在一起;阴,往往意味着无情和伤害,所以也经常与“阴狠”联系在一起;阴,往往意味着难以提防,所以也常常与“阴险”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害怕性格比较阴的人,一旦意识到这个人“阴”,就会自然地避而远之。林彪跟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友和同事几乎没有哪个是关系比较好的,我们一般会认为这是因为林彪性格孤僻,但何尝没有别人也不愿意跟林彪来往的因素呢?

  人常说第一印象往往是最可靠的,下面就是一些国民党将领对林彪的第一印象: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曾派了一个代表团视察延安,其中一位高级将领50年后以“退思”的署名写了篇回忆文章《1937年视察延安共军印象:一段永难忘怀的亲身经历》,文中写到对林彪的印象时说:“林彪举止斯文,有儒将风;但对人谈话,两眼斜视看地,发现一疑问即追根究底,显示其天性阴狠。”

  而当年视察延安的国民党领头人物涂思宗将军则这样回忆对林彪的印象:“林彪谈话……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

  1942年,周恩来、林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时国民党主管军事情报的大特务唐纵在和周恩来、林彪吃过饭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据(说)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

  那么,长期跟林彪打交道的共产党的将军们又是怎么看林彪的呢?

  朱德:(林彪)善于窥测政治方向,又善于伪装。

  刘伯承:“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

  聂荣臻:“他(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鹰鸷。”

  邓小平:“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战争年达,林彪性格上的问题被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遮掩住了,战争需要他的军事才能,人们也就忽视了他的性格缺陷。早在红四军七大前,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朱德的无情攻击就已经显示了其阴狠的一面,但因为其对毛泽东的支持,感情因素便使毛泽东忽视了其为人上的问题。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对彭德怀和朱德的污蔑、贬低和人身攻击,使其阴狠的性格再一次得到了表露,同样,这一次又是因为其站在毛泽东一边而使毛泽东忽视了对其为人的清醒认识,特别是其完全不顾事实贬低朱德阿谀毛泽东所显示出的不良人品,没有被毛泽东清醒认识(至少在毛泽东的行为中没有表现出对林彪这种做法的排斥和厌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他人的讲话更多地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而林彪的讲话却独树一帜,极力肯定和维护毛泽东,把大跃进中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思想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林彪的讲话赢得了毛泽东情不自禁的赞美。固然,林彪的这个讲话说出了别人没有说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确实与没有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紧密相关(毛泽东几次开会制止浮夸风,但并没有被认真执行),但是,这同时也掩盖了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头脑发热、目标过高的问题,而且这个讲话使得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很少有人再敢于质疑毛泽东,向毛泽东提不同意见。这一次,因为林彪的讲话中有较多的合理的成分,再加上迎合了毛泽东的心理,因而又让毛泽东忽视了林彪这个讲话中所可能隐藏的的不良目的和人品问题。至于林彪在文革发动后第三天所做的五一八讲话,其中对于毛泽东的尽情捧抬终于让毛泽东有些不安了。与前几次相似,毛泽东又一次因为林彪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而在感情上接受了林彪,而且正如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在理智上则为林彪找了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理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刘邓已经倒台,1968年9月已经宣布文革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林彪继续变本加厉地捧抬毛泽东,毛泽东猜想的林彪大肆捧抬自己的理由终于无法站得住脚了,这样,毛泽东自然就对林彪起了疑心。而且,在九大前准备党章的修改时,林彪通过叶群就告诉负责修改党章的张春桥,要求将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这样,林彪一方面表面上极力捧抬毛泽东,一方面背地里伸手要权的行为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逻辑链条,毛泽东对林彪就不能不有戒心了。九大预备会上,在推选大会主席团主席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提议坐在身边的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这个极其异常的举动其实已经透露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心已经深入心底了。另外,中共九大,毛泽东一反由他主持重要会议的做法,提出由林彪做口头的政治报告,并且先不确定这个报告是否对外发表。显然,这是想了解林彪真实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虽然最终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提议来,但陈伯达遵循林彪意思起草的报告却仍然让毛泽东看清了:林彪跟自己在路线问题上还是有严重分歧的!由此,也就彻底堵死了林彪的权力上升之路。但是,九大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先是通过多种方式询问或者要求毛泽东设国家主席,一次次地遭到拒绝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干脆搞突然袭击,通过在大会上制造舆论试图逼迫毛泽东设国家主席,与此同时又旧招重试,给毛泽东戴高帽,搞“天才论”。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已经彻底看清了林彪们“称天才”的本意,猛批陈伯达,开始了对林彪们的反击。然而,林彪并不甘心失败,继续强硬以对,最终终于走到了出逃的地步!

  

  无疑,林彪的性格中肯定也有着一般人缺少的优点,譬如好学、善于思考、自制等等,正是这些优点成就了作为一代名将的林彪;但是,他身上的另一些特点却让人避而远之,而这些让人避而远之的特点,又最终导致了他折戟沉沙的命运。

  林彪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传回国内后,那些与林彪相处了大半生的老革命们是怎么一种反应呢?

  周恩来秘书纪东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自己将驻蒙古大使报告林彪机毁人亡的信封递给周恩来后,周恩来的第一反应:“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

  如果说周恩来的兴奋中包含着不用再担心国家机密因林彪出逃成功而外泄的如释重负,那么,下面这些将军们的第一反应就应当纯粹是对林彪感情的真实流露了。顾保孜在《“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如何重获毛泽东欣赏?》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大家惊醒了,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竟然激动得晕倒了。”

  一向极端冷静的邓小平,当时在江西听到林彪坠机而亡的消息后,对身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我们读党史,从红四军七大,到陈光事件,到批刘伯承,再到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批彭德怀、批朱德,再到六千人大会以及五一八讲话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只要了解了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只要我们还有基本的是非心和正义感,我们就很难对林彪产生好感。政治斗争是难免的,但用说假话、阳奉阴违、人身攻击、栽赃陷害等等手段,而且绝不是偶尔为之,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当然,假如没有林彪,党内斗争还会存在,但是,有林彪参与的党内斗争总是会变得更为激烈甚至残酷。我们不知道,假如林彪不参与这些党内斗争,情况会怎样,但是我们都看得到,林彪参与甚至做主将的党内斗争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在林彪机毁人亡之后,听到消息的那些林彪的同事和战友们的反应了!

  有人说,林彪是被人利用的。林彪又不是没有思维能力的工具,他就那么容易被利用吗?况且林彪还以善于思考而著称呢!

  有人说,林彪后期做的那些让人不齿的事情是出于自保。但是,即使有自保的因素,自保也不是作恶的理由。而且,其他不像林彪那样自保的老革命们为什么结局反倒都比林彪好呢?

  有人说,林彪在九大及其后主张以发展经济为主,反对继续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明林彪在与毛泽东的路线斗争中代表正确的一方。首先,这种看法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想象得太低级了。其次,林彪不赞成继续革命,也击破了一些人认为的林彪最懂毛泽东的说法,似乎在林彪看来,文革就是搞倒刘邓,刘邓倒了,文革就该结束了。另外,毛泽东在九大仍然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应当还包含有对林彪等人的警惕。想一想:林彪让刚参军的儿女火箭直升空军重要岗位,发动下面的人在全国为儿女物色对象,共产党内有这样的人当权,难道应该停止“继续革命”?想象一下,假如林彪这样的人掌握了国家政权,国家能够变得更好或者能够避免毛泽东所担心的政权变色吗?

  更有些人为了给林彪洗白,编造了《林彪日记》,捏造了林彪死后周恩来大哭、蒋介石大哭等等动人的故事,希望塑造一个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肯定的林彪,从而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某种政治目的。但是,人们可能一时为谣言所迷惑,但真相终究会为人所知。

  还有更多的人出于各种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林彪,把林彪的军事能力吹得神乎其神。其实,纵观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史,无论从战略和战术上说,林彪一直都是朱毛的学生。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重要转折关头,在战略上,我们总能看到朱毛的正确,也总能看到林彪的误判,从红军初期到抗战之初再到解放战争之初再到抗美援朝之初,无不如此!红军时期,从红四军第28团到红四军再到红一军团,林彪率领的部队似乎总是更加善战,其实,这也与他都是接朱德的班,是朱德为他打下了根基不无关系。解放战争,林彪能立下大功,也不能说没有机运的因素,如果让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中的任一个人去东北主战,谁敢说就一定不如林彪?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林彪的军事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与他深入的思考能力紧密相关。

  另外,我也并不认为林彪就是一个所谓坏人。人总是有多面性的。我甚至认为,林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大半辈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熏染、为共产主义而舍身奋斗,共产主义思想早已浸入了他的骨子里。但是,并不是人格完美的人才会接受共产主义,人们接受某种思想或者信仰什么,总是有许多的机缘巧合;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变得人格完美,思想毕竟是后天的,而人的行为更多地是受先天的本性所左右,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功臣就难免会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本性中的不良因素自然就会获得更多的释放。我们可以看到,林彪身上的问题主要出在革命早期和生涯末期,这说明信仰和纪律对于他性格中不好的东西是有明显约束作用的,一旦这种约束减弱,性格中不好的东西就立即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林彪的结局与他的性格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他先天的性格中早已埋下了导致他最终结局的种子。

  林彪的结局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我们能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里,应当感谢那些为这个国家的建立做出了各自贡献的人们,林彪无疑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不应该被忘记的一位。但是,林彪的结局又是自取的,是自得其所。本文分析导致林彪最终结局的性格因素和人品因素,也是换一个视角廓清历史是非,让后人得到警示,引以为鉴。万事都是有因果的,让我们还是多种善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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