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即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伊墨逊(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子买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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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徇私舞弊和礼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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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的里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盘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那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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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权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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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区别身份之主义,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先明了这一点,俾明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全部精义,无论为善为恶。人文学者的性癖,是在郑重区别各种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区别(为妇女遮藏之结果,上文已有所述),贵贱之区别,长幼之区别。孔门学者常自以为一种文化势力,宣扬此等区别而建立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会结合起来,想教导统治阶级以仁爱,而被统治阶级以服从,使长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长友爱而弟执谦恭,代替社会平等的意识。其着重点好像尖锐地置于确定的区分上面,或可说是构成了阶层的平等,因为中国文字中表示五种主要谊属关系的一个“伦”字,其字义即为本阶级中的平等。
这样的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可爱之处的。例如尊敬长老,常是很动人的。罗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国是最显扬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远为尊崇而受人敬视。至于欧美的老年人,他们总感觉自己过了有用的时期,而眼前是无报酬地白白受着儿孙的豢养,一似他们在其壮年时代曾未出力以养育其小辈的。或则此辈西洋老年人还会不断地大声疾呼,说明他们的精神尚属壮健可用。这样的呼声,徒见其可发一笑。好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会无故冒犯一个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会有意得罪女人一样。有些这样的优美习性已经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国家庭里。这就是老年人大多宁静沉着的原因。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让老年人生活于其间,满觉得舒服安适。著者敢断言这种普遍敬老情操千倍优于世界各处的养老金制度。
从另一方面言,此社会身份区别主义,产生一种特权,这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自觉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风不变,尊敬老年无疑为好的习性,但尊敬学者和尊敬官吏阶级则利弊互见。社会一般对于状元——殿试第一名——的赞美敬慕,深深地弹动一般做母亲者的心弦,也激动着一般姑娘们的那颗小心儿。一旦中了状元,风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着滚雪般的白马,受着皇帝特颁宠典的装饰,排着花团锦簇的仪仗,游行街市一匝,表扬他是全国最聪明的一个才子,同时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这一点倒也非可轻视,因为中状元的,总应该是个美少年。这是卓越奇才的光荣,也是高官显爵的光荣,每当他出门,则铜锣开道,宣告贵人的即将莅临,衙门差役则清除道路,驱逐过路行人好似扫除。`这些衙门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权势与受宠而叨叨光,有时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衙门差役惟一所忌惮者,为无意莽撞了别个官员的卤薄,这个官员,适为较其本家老爷高级者(这便是身份主义发生作用),这官员也许将挫折他的一些气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高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高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高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屁股,有时收押监禁,不管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具有动人的魔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种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欢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做“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配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子,有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交通信号,在一个热闹转角冲过一条马路,却还扯出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头以疗自己的头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干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种意识是很深地种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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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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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中国的科举考试,无人不可参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儿子。一方面,教育的费用并不昂贵,不致仅让富裕阶级的儿孙独沾利益。读书求学,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权,却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权;学问的进修,也从未受贫穷之累而遭遇任何严重的阻挠,由是看来,可以说人人都是机会平等的。
中国社会依着士农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个阶级。在初期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属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国差不多一向滞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中国没有阶级敌对的心理,因为没有此种必要。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间的互相往来,不受阶级意识和势利心的破坏,除非是上面说过的衙门阶级。一个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气亲睦地跟一位木匠师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这是很平常的,或许比之英国大地主的家人跟佃农说话较少虚文。农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逊、安静、自重的人民。农人受了孔子学说的影响,被置于农工商三阶级之首,因为关心米谷之中国人,常能明了粒粒盘中餐从何而来,是以对农夫感戴无限。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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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阳性型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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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读书人是否配受这样的尊敬?智力的劳动,当然较高于体力的劳动,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看似没有什么不自然。人类的征服禽兽,乃赖于人类的较高脑力发展。由于智力的不断发展,人遂获得动物界中优越的地位。但是当然有人可以发问这样一个问句——从动物的观点上——是否人类有权从狮虎夺取山林,从野牛夺取草泽。犬或许予以同意而狼或许另一想法。人类的得以辩解其正当,仅恃其较高智谋。读书人在中国,与此情形一般无二。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读书人才知道历史和法律,也只有读书人才知道怎样在诉状中机巧地运用字句,以一字而杀人。学问既如此复杂,对之起敬自非异事。这些读书人及其同类人物,在中国构成所谓“上流社会”,亦即所谓破靴党。倘再把树木来做比喻,则此辈破靴党便是寄生虫,他们可以不用费力而爬上最高树木顶巅,而一切中国榕树,都受着此辈寄生虫的包围。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够爬上树木,附耳说些甜言蜜语,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带的揩些油水。更进一步,他们时常从树木担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这就是所谓“包税”与“专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毁人民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侵害国家税收本身。此等捐税专利为本地土豪劣绅的衣食父母,这是一种罪恶,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曾经大书特书。实际上一种抽税专利权系从地方政府购得,倘其报效额为三千元一年,常可产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润,土地的滋液,乃似专以豢养这些寄生虫,可惜人民受了欺压而毫无裨益于政府或社会,不过肥胖了寄生虫的家庭。
寄生虫又是根深蒂固的盘踞于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统治权势必俯就他们,与之合作,或交托他们经手。他们分配着屠宰税,书寓捐,赌台捐,从他们的投资动机上着想,他们天然希望捞取最大的报酬。此最大报酬的理想,即足证明对于人民的弊害。他们的贪欲没有限制,因为“最大”一辞没有确定的范围。而他们用了专业的知识,又可以发明新的捐税。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爷,他的夹袋里也都带着这些破靴党。而他们倘与大老爷有一面之缘,也可以自动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门保持着关系。他们或许上衙门去拜访老爷一次,当其啜茗纵谈上下古今的当儿,他们往往会感叹地说:“唉!想想看,每一县至少应有一万五千只豢养猪只的槽钵,每十县就有十五万支,定每支槽钵抽捐一元,其数目就很可观了。”说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龙井茶。当许多这样的感叹和见识闪现时,那老爷很敏捷地多学了几种搜括民脂民膏的技术了。这位老爷真不胜其感激,还半含无此见识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儿熟练起来。而接连上猪钵捐,这破靴党的读书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轿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这些读书人与中国绘画中之圣洁而美丽的白鹤连想在一起,它们是那样清白,那样非尘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有人或许会想它们是赖吸取天空清虚之气以生活的,其实它们却吃着蛙类和蚯蚓而生活着。它们的羽毛既如此白洁而光辉,它们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类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厌的是它们要吃了东西才能生活。破靴党先生们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须生活,而要生活他们一定要有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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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阴性型的三位一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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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
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一个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
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
几年前,安徽发生一件逮捕并监禁二位大学教授的案件,原因是为了一些戏谑的无意批评冒犯了当局,他的亲属没有别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晋谒军事领袖恳求恩典。另一方面,在同一省份中,几个青年系与某一有力政党有关,为了赌博而当场遭逮捕,这几位青年于释放之后,便直上省会,请求撤换冒犯了他们的警察当局。沿长江某一城市,有一爿鸦片铺子被搜查,他的存货予以没收,但经某一当地有力者的一个电报,公安局不但须声明抱歉,以谢卤莽,还得派遣警察卫队送回没收的鸦片。某一牙医生尝替一位显赫将军拔出了一颗牙齿,将军大悦,因授予一个头衔给他。有一次,某一部内的技师打电话给这位牙医生,因直呼了他的名字而未用官衔,他马上跑到部里去,当着许多职员面前,把这技师打了一记耳光。一九三四年七月,武昌有个妇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在户外睡觉而被捕,监禁了不多几天,她就病死在监狱里。后来发现这位妇人是个官太太,那个生事的警察遂被枪决。如此事件,层出不穷。复仇是甜美的,但也有许多妇人不是官太太,有时而遭逮捕,其结局遂不是甜美的复仇。儒家学说即代表此等理想,因为早如《礼记》,已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恩典是以为社会上名分观念的要素,亦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统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逻辑结果。然则如老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是对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态,他想来一国之内,尽有那么许多贤人君子,尽够遍布全国以统治人民。很明显,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在田野风的初民社会的淳朴生活时期,此种思想或许有实现可能,到了现代这个飞机摩托车时代,它一定失败,凄惨地失败!
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过,为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贵族政治。这一点恰使吾人接近“命运观念”,因使社会上的不平等成为可忍受。命运的特征为无人永久地被践踏在下面,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常有机会互相对易位置。吾们中国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循环”,倘一个人而有才干,意志坚决,抱负不凡,总能攀高升腾。谁得预卜?一个卖豆腐的女儿或许突然地引动了一位贵显将军的注目;或许他的儿子交了鸿运,做了县知事的守门人;或则一个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个贫苦的中年乡村塾师,可以忽然中了进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时或许马上有一个乡绅从城里巴巴的赶来,邀他去他的公馆里住一程;另一个跑来跟他换庚帖,义结金兰;第三个也是富商,送他许多绸缎绫罗,许多袋白银;县知事又亲自送他两位艳婢,一个厨子,以替他的乡下妻子服役;这个屠夫乃乔迁至城中大公馆,不胜从心坎底部快乐出来,忘却往时他怎样的时常欺凌其女婿,却说他一向坚信女婿必有发皇之一日,现在他准备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养。女婿中了进士,岳父也交了好运。吾们羡慕他,但吾们不称他不公平,因为吾门叫它命运或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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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阴性型的三位一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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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面子,倒是容易举几个例子而难于下一界说。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时六十里速率开驶汽车,而交通规则限定每小时只许三十五里为最高速率,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车子撞倒了人,当警察前来,他写写意意从小皮夹掏出一张名片,优雅地微笑一下,一声不发地拨开机轮,驶开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这警察不愿给他面子,假装不认识他,这位官老爷乃开口打其官话,询问他可认识本人的老子否?说罢,歪歪嘴,吩咐车夫开车,那么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这警察坚持须把这车夫带入局,于是这官员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局长便将车夫开释,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职,因为他有眼竟不识泰山,于是而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赐福”一样了。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底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倘把“面子”与西洋的荣誉观念混缠,那是大大错误。中国女子常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着的玉体无意中给男人家瞧见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欧美妇女,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尽那样。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
战争曾经失利,帝国曾经牺牲,都是为了将军们要挟求索几个尊荣的头衔;否则大可为了战略关系退守新阵地。今有两造经过热烈的争辩,各自坚持己见的辩驳拖延不决的法律争点,由聪明的裁判者听来,明知其间并无实际使双方不可和解的缘由,只消想出一个文雅一些的解决办法,那办法恐怕是道歉了事。一位军事领袖,因为当众受了同志的侮辱,可以分裂政党至变更整个革命进程。男人女人自愿大暑天气整天劳顿,不辞辛苦,俾遵循丧礼而保家声,家声即家族的面子,那些世代书香的破落户宁可破产,甚至终身负债,都是为了同一理由。
不给人以面子,是不可宽恕的无礼,犹似欧美人的向人挑斗。许多官吏一夜须应酬三四处宴饮,宁可伤碍正常的消化机能,万不能使任何主人失面子。许多失败的军阀理应斩首或监禁,却常遣送出洋,被以考察实业,考察教育的名义,所以为其投降的代价。这办法保全了他们的面子,也就是中国周期循环的内战的原因。四五年前,全体内阁因为避免某一阁员之撤职而提出辞呈,解散整个内阁以保全此一阁员之面子,其实此人老实不客气地说应该滚蛋,或许还得受徒刑的处分(撤职将使阁员失面子,因为此时并无内阁之更迭)。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但它又是志气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国人贪爱金钱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员先生感觉老大没趣,因为他的外国校长坚决要增加他的薪水,从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愿受取十八元,否则须二十元,不然则宁可自杀,却不愿被呼为“十九块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无聊赖的女婿吃顿夜饭,这样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仅欲使其女婿改过做个像样的人;或许当此女婿垂头丧气,踽踽独行的归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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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阴性型的三位一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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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欲跟人家合伙出门,倒是跟没有面子的人结伴,比较面子太大的来得安全。有二位丘八太爷乘一条行驶长江的轮船,坚欲卖面子走进一间装着多箱琉磺的舱间,这间舱本来是禁止闲人入内的,两位大爷走进了去,便在琉磺箱上坐下,抽出香烟呼呼地吸起来,又把香烟屁股很不经意地竟随随便便抛掷,轮船买办的忠告央求,一概置之不理。结局,这一条轮船竟着火爆裂起来,于是此两位丘八太爷获得了面子丧失了生命,同时还牺牲了别人。这样的事情,不关乎有知识和无知识的问题。有一位受教育的军官五年前乘坐飞机,自量面子庞大,足以超过飞机的载重限量,故不顾机师的劝告,硬把笨重行李装载上去,还不止此,他还要在他来送行的朋友面前卖弄特别面子,吩咐机师在机场上空绕一周匝,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军官,这个面子当然要得。可是把这机师弄得团团转,不免着慌,这机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触撞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位将军折断了一条腿,以支付面子的代价。任何人苟相信获得面子之利益,足以补偿飞机载重过量所生之危险,则应该折断他的腿,还得谢谢他。
由此观之,面子这样东西虽无从下一定义,但差不多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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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乡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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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里,何以能有博爱慈善的精神?团体公益事业,采取何种形式?其说明可以从乡属制度获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晋至较高一级的模型。由于爱好家庭,生爱好氏族之心,由于爱好氏族心理,发展一种沾着乡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种情绪,可以称为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做“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连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内地的,有许多省的或县的基尔特组织,例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诸如此类。只要同乡间有了富商巨贾,此等同乡会常能被资助以巨大资金。著者本乡的漳州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一百万以上的资产,它设立了一所学校,同乡子弟得免费入学。同乡会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设备,颇似欧美的俱乐部,内部装置,也相当富丽。同乡会间有一种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购买董事,同乡会的另一效用为供给游历或过路的商人以各种所在地的向导工作。前清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得上北京去应三年一度的会试,北京城中就没有一省一县不设有它的同乡会。倘你找不到县同乡会,准可以找到省同乡会。在这种同乡会里,一般举人和候缺的候补知县都赖以栖身,有的且带着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几个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网形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国,以懋迁有无。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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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贤能政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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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简言之,韩非子时代有两种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即孔子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子,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子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蛋看待,因进而制备种种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子的见地。似韩非子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观之基点。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在中国,吾们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们当作潜伏的坏蛋——这是我们老早应该如此的——却把他们当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诚实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统治阶级人人成为仁爱的贤人君子而爱民如子。吾们以诚实不期望之,故对他们说:“直接地干吧,你们可以任意使用国家公共资产,吾人不要求你们公开预算,或公布岁支账目。”吾们对军阀说:“干吧,我们信任你将爱民如子,故吾人将听凭你凭良心抽课人民捐税。”吾们对外交人员说:“干吧,吾们对于你们的爱国心具有绝对的信仰,故允许你们有权缔结任何国际条约不用征求人民的同意。”更对全体官吏说:“你倘能做像贤人君子,吾们将替你建立牌坊,以资褒扬,但倘你变成坏蛋,吾们不致把你囚入牢狱”。其他国家中,从未有如此拿对贤人君子的态度对待官吏的。假令韩非子生于今日,他将劝导吾人以坏蛋视之,因而对官僚说:“吾人不欲箴劝你们行仁义之道,亦不复建立牌坊来褒扬你们,即使你表现为贤人君子的行为;但你胆敢做出欺民亡国的坏蛋行为,则吾人将请你进牢狱”。这办法是消灭腐败政治的比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这里且让吾摘录一节《韩非子》的文字: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韩非子否定所谓仁爱的父母政府会有任何效用,因为他指出人之惰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发问:“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岂非是“贵仁者寡,能义者难”的明证?今欲人主务行仁义者皆如孔子,而臣民爱服德行者皆如列徒,岂非梦想?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动人的嘲弄,峻刻的调笑,同时也含有健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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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贤能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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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他和盘托出当时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冷淡消极,而认为此等缺点应归源于法律保障的缺乏与制度之不完备。他不赞成改进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与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说一切祸患,起于无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时的儒家而称他们为一群喋喋的愚夫。这称呼实在很适配于今日吾人的许多“长袍的爱国同志”。他说到当时的官吏,称他们的贪污,不啻受着鼓励,因为没有严刑峻罚以制其后。韩非子这样爽直地说:“……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土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这样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于现代优游于大连及上海租界别墅中的寓公。他又说因为缺乏制度,“则以党举官,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这样的情形,何等暗合于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阶级肚皮里明白。
《韩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节,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公民”一语,殊觉新颖;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同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贿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他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缺点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常有惹祸的可能,天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
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于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谓去私曲,就公法也。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可异者,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想像一种法律,要使“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国政,可不用贤能之士——这一种机械的意识,完全不是中国型的。
韩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种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无为于上”。君主所以要虚静无事,无为于上,因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办事的能力。是以应该筹划一个机械式的政治机关,它的机构作用的行进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备,不关乎统治者的智愚贤不肖。君主是以成为一个徒负虚名的骸壳,有如现代的立宪政体。英国现代也有一个国王,他的职务好像专门在主持建筑物的奠基典礼,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颁发爵士勋位;是以国王的贤不贤,能不能,对于国家完全无若何重要关系,法治制度将自然发生作用。这在基本上是一种君主无为主义的学理,为韩非子所倡导,而现代英国实行而获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称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缘。他的懦弱的胡言,竟荣被以政治学理之美名。一种政治思想,至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恐不足以哄骗大学二年生。譬如你管理百老汇交通,不用红绿灯信号指挥,而信托汽车夫的自动努力。任何细心地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中国的孔子理想的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他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真将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二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为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倘贪官污吏结局仍能安全自由地定购舱位以赴横滨或西雅图,则吾人之谈论建设廉洁政府终属徒然。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惟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遵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杂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拟之于普通人民。
*第七章文学生活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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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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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练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倍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是美丽胜过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作一国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因而所获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见者,星、云、山峰,创出地平线的轮廓,而城市里的一切走廊屋顶,彼此似属相同,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检阅一国的文学,吾人是以仅在获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国最优智慧所能见到而经由他们特殊的、个性的手段所表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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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与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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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地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中国语言之发音,如金、昌、张,其所生之后果,至可惊人,此单音组织决定中国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产生中国文学传统的持续系统,复因而影响及于中国思想之保守性。更进一步,亦为文言与口语分别之原因,这又转而使从事学问,倍感艰难,于是其势难免成为少数阶级的专利品,最后,此单音组织直接影响中国文学格调的某些特殊性。
每个国家,都发展一种最适合于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欧洲并未发展一种象形主义的作品,因为印度欧罗巴语派之发音结构,其子音比较的浪费,而其缀合又变化无穷,是以需要一种分析的字母,因而用这种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药救的不正确。因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单独应用,以中国文字为例,我们觉得它需要发音原理来辅助,始能产生任何重要发展。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连缀,其作用纯在乎求发音上之功效。而实际上中国字典所收录之四万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筑于缀音原则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个象形字作为发音记号。语言之单音组织如中国文字者,仅有四百个左右之缀音组合,如秦、昌、张等,也就够用了。但是日耳曼语系中,发明一种新的记号以代表各个新的声音缀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语言之未尝发展西洋意味的表声书体,因为象形记号之发音的应用已足敷应付。倘中国语言中曾用到过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样的文字,他们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发明了一种表声的书体了。
中国单音缀合之语言与书写字体间之完全调整盖易于理会。语言缺乏表声的形式结果,产生多数发声相同的文字,Pao一个声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义:包、抱、饱、泡,依此类推。因为象形原理的应用,只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动,在古时已感觉运用之困难,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纯粹的发声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声的文字。结果发生很多纠纷,而在汉代文字大定以前,吾们有许多这样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事实上之需要,迫使中国人加添符号(称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体,这就是这个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发声记号的使用,不是十分严格而正确的,吾们有下例各字在现代中文中读作Pao或Bao二种读法,但每一个字陪衬着一个分数记号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饱泡鲍袍胞咆炮刨苞雹。像这个样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义为怀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义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义为长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义为吃饱之饱;加水旁字根,意义为泡沫之泡;如加火旁字根,意义为花炮之炮;如加鱼旁字根,意义为鲍鱼之鲍;加肉旁字根,意义为胞胎之胞;加口旁字根,意义为咆哮之咆;加艹头字根,意义为苞芽之苞;加雨字头字根,意义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义为刮刨之刨,这就是解决同音异义问题的调整方法。假定这个问题不是在同音异义的问题上,假定中国文字里头也有像英文里头ScrapedScratched那样的字,则首先就感到有区别发音的必要,这样,恐怕中国文字也就会有了欧洲语系的字母,因而识字的人也会普遍了。
中国文字既属于单音组合,殆无可避免地必须用象形字体。单是这个事实,大大地变更了中国学术的特性和地位。由于它们的自然底本质,中国文字在口语发音中不易多所变化。同一记号,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读作各别的声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视为不同的语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记号在英文中读作Cross,在法文中可以读作Croix。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贯性具有密切的关系的。更重要于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后还能直接诵读孔氏经书。孔氏的经书在吾们自己的纪元第六世纪时几将变成不可诵读。试一想及此,很觉有趣,倘真遇到这样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响呢?
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二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但从此以后(纪元前二一三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倘令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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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与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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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语时之说Jevoisvous,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地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地背诵古代杰作亦为免不了的手续。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这书本上的语言且又缺乏语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使脱离语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渐发展,文字的与发声原则分离而独立,加速它的单音组合的性质。而且事实上口语中的二连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因为文字本身由其组合作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例如吾们在口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老虎”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书写文字中就用一个虎字已够了。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而非在听觉上。
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种极端简洁的格调,这种格调不能用口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如是吾人乃创造一种韵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二行那么多字的意义。这种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别种语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此用字之经济,产生一种风格,其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其韵调经重衡量务须达到“恰到好处”之程度,而往往负担过分之意义。如那些丝毫不苟的诗人,一字一音莫不细予斟酌。是以此爽利的体裁之真实的练达,实即选用字面之极端老练。由此兴起一种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它后来变成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
文学技巧上的困难,限制了中国识字教育的普遍,识字教育本无需乎推敲修饰的。此识字的限制又转而变更中国社会的全部组织,改易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容貌。有些人有时真会发生疑问: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种活用变化的语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这样尊敬其长上?我有时而感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们将根本摇动孔子的权威,复很可能的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赖于知识的普遍,经过数千年的闲暇,将进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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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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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述及非经典文学或意象的文学,多属于一般不显著的或无名作家的作品。他们打破了经典传统,他们的作品是从自己的内心的喜悦情绪写出来的,写作的动机,单纯为创造的嗜好。易辞以言之,这些作品在西洋意识中,是富创造性的优美文学。不过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说戏剧之前,似宜先行检讨经典文学的内容,中国学术的品质,并那班智识阶级群的生活和修养。他们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养,虽推进了相当道德教训,然毫无创造。此辈学者写了些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智力工作?
中国是学人的领域,学人便是统治阶级,至少当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读书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此学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种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专职的人四处收集,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至战乱之世,则此故事稍为变更,因为军人往往闯进学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则连屋子一箍脑儿纵火了事。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军人焚书尤踊跃,书籍之收藏量尤巨。
当时,约当纪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五万册。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计二十万零八千册。一○○五年,当北宋中叶,第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告成。后之有御纂丛书《永乐大典》之出世。此书收集精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为明初永乐皇帝(一四○三——一四二四)所主持编纂。清时,乾隆皇帝所颁最具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库全书》。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他下令销毁全部或一部分之书籍凡二千种,兴文字之狱二十余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职,或以监禁,或以流配,或处死刑,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这一切罪戾,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其本书却不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传不朽。真实具有创作价值的著作像《水浒》、《红楼梦》当然不蒙选入,虽《四库全书》中仍包括不少笔记,写些零星琐事,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贞节嫠妇之记述。此等笔墨,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
然则此等书籍,所写者为何事?试一检阅由《四库全书》流传下来的正统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极有兴味。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部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经部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部分中国学人的光阴。史部包括历代通史,专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试制度,法典,律令,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子部名称之由来,本系采自周代诸子,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其中有军事学、农艺、占星术、天文学、巫术、卜筮、命相、拳击、书法、绘画、音乐、房屋装饰、烹饪、本草、生物学、儒家哲学、佛学、道家的参考书籍,和无数上述之笔记,包含些杂乱无章的奇谈野乘,海阔天空,不可分类,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入子部者。集部亦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文学批评,和诗词戏曲的专集。
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质不如外表之动人。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给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天文学,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学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术,而动物学植物学很近似烹调术,因为许多动物果蔬是可食的。医学常处于卜占星相之列,所谓医卜星相。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政治经济学都错杂包涵于笔记中。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动物学类或史部的杂记类,乃他们的笔记显出较明显之专门特性,而受优越的待遇。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几部著作外,其精神与技术在根本上与集部所收的笔记并无多大区分。
中国学者的发抒其特殊天才,简括地分循三条路线:考究,举子业,和经籍意识的文学。吾们可以依此把中国读书人分成三个典型:学者,破靴党,文学家。学者的训练和准备应试科举的训练是极不同的,是以早年须于二者之间加以抉择。有些举人——第二级官缺候补资格——竟至终身未读过《公羊传》(十三经之一),也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终身不能写一篇八股文应科举考试。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异常的博识,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马迁《史记》,自始至终,鲜有脱误。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实际容易揭明出处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轻视,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吾们固有许多鲜皮活肉的活动百科全书。临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证时,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固满不在乎出于一时之记忆,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英国贵族常费其终日以纵犬猎狐,乐此不厌;而中国学者之兴奋失望于钻研考究,其情绪几与之相同。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单独完成。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初,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常载书籍三车,随以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论据材料即多自此辈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马上在书上加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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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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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样的知识之探索,在精神上无异于欧美科学家的工作。中国学术中有某些范围适于艰苦工作与有条理训练的研究。这些学业可以下述数种为例,如中国文字之进化(说文),中国声韵之历史,古藉之校正,散逸古书之整理,古代仪礼、习俗、建筑装饰之研究,经籍中所见鸟兽鱼虫名目之分类,铜器石刻甲骨文之研究,元史中异族名字之考究。其他依个别的癖爱,研究古代非儒家诸子哲学,元剧易经,宋儒哲学(理学),中国绘画史,古泉币,回蒙语言等等。大体盖依赖其所受业之业师与当代专门研究风尚定。满清中叶,值中国考据学艺达全盛期,收集于《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之著述达四百种,凡一千余册,包括各种极度专门化之学术论文,在本质与精神上极类似现代大学之博士论文。不过其学术较为成熟,而著述经过时期较为长久。据著者所知,其中有一部著作,经过三十年之著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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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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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为数至为稀少,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美彼此相同也。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进士之类,为数之多,不亚于美国哲学博士。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头衔,一以为衣食计,一以抬高社会上之身份地位。或许中国的举人,比之美国的哲学博士,蠢害社会,为祸尤深。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他们都想猎取一种目的,纯粹商业性的目的,他们所受的那种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全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只有挟着书本子贩卖其常识而已。
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其中也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他们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进士或翰林,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不过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约等于BA)或举人(约等于MA),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秀才,举人,以及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其较优之行业为充当教席,恶劣者即为“土豪地棍”。他们是客串式的律师而以代人包揽诉讼为职业者。他们恒与衙门中科员之辈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或则承包捐税,则与当地富商互相勾结,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但能出于强记的背诵四书五经而已,大多数且能同时背诵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称为监本,是给他们习诵的惟一经籍解释本。他们既不能写好诗,所受专应科举考试的训练,范围至为狭隘,而他们所学习的八股文又那么因袭老套,致使他们不能依事实写一篇清楚正确的新闻报告,或写一张简单商业便条,开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经验的小伙计,写来比他高明。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是不可轻侮,他们有一种阶级自觉,一种阶级组织,也有一种阶级的理想。顾炎武曾有一篇专论此辈生员的文字,题为《生员论》,兹摘录其一节如下: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是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倒持之,皆此之由也……
顾炎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定当此种罪恶严重的时期。而此秀才或上等游民寄生虫的本质,直至今日,根本上未有变更,不过他的名目,换上了“大学毕业生”。
当然不是全体都是恶棍,各城镇各乡村也有自好谦让、节俭而知足的读书人,他们是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属于压迫阶级的,因为他们自甘安贫而不争。市镇上偶尔也有一二高尚的学者,他们不愿踏进科场,而终生献身学术。有价值的著作,仅能期之于此辈学者,否则应期之才具较高的士大夫阶级文人。
话虽如此,从大体上讲,老学究比之现代大学毕业生还是来得高明。他的世界地理的知识或许不甚可靠,不过他的德性与礼义的训练实较为透彻。旧式和新式的教育制度,大家都上了一个愚昧信仰的大当,盖他们误信知识才学的高低可以用赓续的考试方法来测量的。考试制度由其本质的性能,不能不是机械式的,不能不集中注意于知识量的蓄藏,而忽略判断的智质之发展。因为鉴识力是不容易分等级的,也不是容易用分数品评的,至于出一个罗马迦太基战争日期的问题,则其答案可以用分数来评分了。任何大学考试,都是同一性质,学生总能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预备之,否则大家都得不及格了。任何知识,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如是,防免应急速成的考试方法,至今尚未发明,而受其欺的可怜虫,只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真会相信他们的学生确实明了所学的科目。
旧式的学府制度,不论乡村的学塾或书院(高级的学府)显然较优越于现代学校,事实极简单,即是他的学业进修,不是依赖学程分数为手段的,至于科举考试,那是例外。旧时学府,是一个师传监护制度,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总之,没有人必须依照规定时期而前进,只须守候最驽骀分子赶上标准限度。没有人被动地每星期三上午必须读三页经济学而停止于第二节。倘若高兴,他可以一口气读完这么一章,其实读书时倘真感兴趣,是应该如此的。总说一句,无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谓把心理学、宗教、推销术、英国宪法史这样叠床架铺地累积起来,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学问的人。没有人相信,也不能相信,谓试验一个人对于莎士比亚乐府体会程度,可用下述的方法:解释莎翁名著的一节,或出一个问题,问他《奥西罗》(Othello)的著作日期,或叫他回答伊丽莎白(Elizabeth)时代的惯用语。大学教育惟一所能施于人者,为使他引起嫌恶伊丽莎白的惯用语,嫌恶特?佛劳伦注解的心理,致使他其余的半世不欲一读莎翁著作有如逃避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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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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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优美之散文很少,这一个批评或许显得不甚公平而需要相当之说明。不差,确有许多声调铿锵的文章,作风高尚而具美艺的价值,也有不少散文诗式的散文,由他们的用字的声调看来,显然是可歌的。实实在在,正常的诵读文章的方法,不论在学校或在家庭,确是在歌唱它们。这种诵读文章的方法,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这里所谓唱,乃系逐行高声朗读,用一种有规律、夸张的发声,不是依照每个字的特殊发音,却是依照通篇融和调子所估量的音节徐疾度,有些相像于基督教会主教之宣读训词,不过远较为拉长而已。
此种散文诗式的散文风格至五六世纪骈俪文而大坏,此骈俪文的格调,直自赋衍化而来,大体用于朝廷的颂赞,其不自然仿佛宫体诗,拙劣无殊俄罗斯舞曲。骈俪文以四字句六字句骈偶而交织,故称为四六文,亦称骈体。此种骈体文的写作,只有用矫揉造作的字句,完全与当时现实的生活相脱离。无论是骈俪文、散文诗式的散文、赋,都不是优良的散文。他们的被称为优良,只有当用不正确的文学标准评判的时候。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像大小说家第福(Defoe)、司惠夫脱(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笔墨然者。那很明白,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特殊优美的散文可从用白话写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说中见之。但吾人现在先讲古典文辞。
使用文言,虽以其特殊劲健之风格,不能写成优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惟一目的,却在乎文雅。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捏捏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莱契(LyttonStrachey)或巴莱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写笔墨。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地过分平衡的。
总之,好散文一定要条畅通晓而娓娓动人,并有些拟人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盖作者的真情而剥夺文章的灵性。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细细腻腻地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写一下,能给我们一篇至少长五千字的传记。谁知他的《李香君传》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老太太写了一篇褒扬懿德的哀启。缘于此种传统,欲研究过去人物的生活资料将永远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写之内,呈现一些极简括素朴的事实大概。
实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细论与传记的,这就是为什么写小说者必须乞灵于土语方言的理由。《左传》为纪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仍为记述战争文字的权威。司马迁(纪元前一四○——八○)为中国散文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入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实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王充(二七——一○七)写的散文也很好,因为他能够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反对妆饰过甚的文体。可是从此以后,好散文几成绝响。文言文所注重的简洁精炼的风格,可拿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传》来做代表,这一篇文字,后人信为他自己的写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视为文学模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诸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意,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这是一篇雅洁的散文,但是照我们的定义,它不是一篇好散文。同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证据,它的语言是死的。假定人们被迫只有读读如此体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实如此浅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对于吾人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响呢?
这使人想到中国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虑,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人都兼为诗人。所宜知者,有几位作家另有长篇专著,故所谓文集,自始即具有什锦的性能。从另一方面考虑,此等短论、记事,包含着许多作家的文学精粹,他们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国学童学习文言作文时,须选读许多此等论说记事,作为文学范本。
作更一步的考虑,这些文集是代表文学倾向极盛的民族之各代学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则使人觉得灰心而失望。吾们或许用了太现代化的定则去批判它们,这定则根本与它们陌生的。它们也存含有人类的素质、欢乐与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为吾人所欲知者。但既生存于现代,吾人不得不用现代之定则以批判之。当吾人读归有光之《先慈行状》,盖为当时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为当时文学运动的领袖,吾人不由想起这是一生勤勉学问的最高产物;而吾人但发现他不过是纯粹工匠式的模古语言,表被于这样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则为特性的缺乏事实的空虚,与情感之浅薄。吾人之感失望,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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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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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派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智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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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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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天然因果,即语言的束缚产生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致不能正确恰当地表明一种思想。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里,培育长大于这种通性而根本缺乏逻辑理论的训练,中国文人常显出论辩的极端稚态来。思想与文学之悬殊,致掀起一种环境,那里思想与文学被视为彼此无关系的东西。
这使吾人想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像,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像,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语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这样,产生一种文章,当其译成英文,便觉得十分可笑。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中有云:“凡损害吾国主权,侵犯吾国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决心。……吾人决出全力以赴之。……吾人必须团结一致。……”一个现代的社会,殆将拒绝接受如此一篇宣言。他们需要当前外交内政环境的更准确恰当的分析,他们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坏国际和平之方法与手段的更详细的说明。此种文学的恶癖有时导致极端的无聊。有如一个宣传丝袜的广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论文的形式,开端写起“慨自东省失陷……”云云。
这并不就说中国人脑筋的简单,他们的文学充满了共通性,但却不是简单。非但不简单,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边际,说来奇怪,会发展成很优美的辞令。中国人娴熟于此种文学训练,习知怎样探求言外之意,却不是异国人所能有的本领。由于外国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为低劣翻译者之过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国记者骂中国人又骂自己,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聪明而无损于人的宣言的头脑。
因为中国人曾经会发达一种文字矫饰的艺术——大致缘于文言的单音节的特性,前面已经说过——而吾们又极崇拜文字。吾们甚至赖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决定政治的立法的斗争之胜负。中国的内战常以通电的形式先开一场笔战。平民大众乃大可专心致志地诵读此等谩骂而斯文的互讦文电之往来,其内容或至为无耻的谎语。当读者辨味其文学体裁之孰为优美时,脑筋上固已体会出不祥之战云已弥漫于天际。这在中文中叫做“先礼让而后兵”。凡政党将发动革命,则指责中央政府为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比较圆滑地请求革命党“合作以维和平”,又说什么“为了国家之团结”,“因为吾人生当国难时期”等等云云。而同时双方军队愈开愈近的接触火线,而双方的壕沟也愈掘愈深。革命党方面抓握住喊得响亮的口实,在大众眼里获得了胜利了。死的语言乃变成欺人的语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称呼它,甚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
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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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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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身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曾屡屡声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紧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性灵的浅近文体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深。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一八九○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一九一七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体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出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种变迁显然是进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观已可能的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具伸缩性。
中国散文还有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它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体文字,来自土著的英语,与来自拉丁派遗传的具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称的。一种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种种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潮流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弄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具。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抽去这些字眼像“嗅”、“蛛网”、“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积”、“倾向”、“前进”等等字眼,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种组织要素,具体字与抽象字,很丰富地含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具体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部字汇,意义很精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马学语。特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与美的散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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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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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谓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难。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然倘令没有特殊适合于诗的发展的条件,则中国的诗不致在人民生活上造成这样重要的地位。第一,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天才,系设想于情感的具象的描写而尤卓越于环境景象的渲染,乃特殊适宜于诗的写作。中国人特性的写作天才,长于约言、暗示、联想、凝练和专注,这是不配散文的写作的,在古典文学限度以内为尤然,而却是使诗的写作天然的流利。倘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所说:“在艺术,他们志于精致;在生活,他们志于情理”,那中国人自然将卓越于诗。中国的诗,以雅洁胜,从不冗长,也从无十分豪放的魄力。但她优越地适宜于产生宝石样的情趣,又适宜用简单的笔法,描绘出神妙的情景,气韵生动,神隽明达。
中国思想的枢要,似也在鼓励诗的写作,她认为诗是文艺中至高无上的冠冕。中国教育重在培育万能的人才,而中国学术重在知识之调和。十分专门的科学,像考古学,是极少的,而便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也还是很广达人情,他们还能照顾家务,弄弄庭前的花草。诗恰巧是这样形式的创作,她需要普通的综合的才能,易辞以言之,她需要人们全盘地观念人生。凡失于分析者,辄成就于综合。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诗完全是思想染上情感的色彩,而中国人常以情感来思考,鲜用分析的理论的。中国之把肚皮视作包藏一切学问知识的所在,如非偶然,盖可见之于下述常用语中,如“满腹文章”或“满腹经纶”。现在西洋心理学家已证明人的腹部为蓄藏情感的位置,因为没有人的思维能完全脱离情感。著者很相信我们的思考,用肚皮一似用头脑,思考的范型愈富于情感,则内脏所负思想的责任愈多。邓肯女士说女子的思想,谓系起自下腹部,沿内脏而上升,男子的思虑则其自头脑而下降。这样的说法,真是说的中国人,很对。这确证了著者的中国人思想之女性型的学理(见第一部第三章)。又以吾们在英语中说,当一个人作文时竭力搜求意思之际,叫做“搜索脑筋”以求文思,而中国语叫做“搜索枯肠”。诗人苏东坡曾有一次饭后,问他的三位爱妾:我腹中何所有?那最黠慧的一位叫做朝云的却回答说他是满腹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国人之所以能写好诗,就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想。
此外则中国人的语言与诗亦有关系。诗宜于活泼清明,而中国语言是活泼清明的。诗宜于含蓄暗示,而中国语言全是筒约的语旨,它所说的意义常超过于字面上的意义。诗的表白意思宜于具象的描写,而中国语言固常耽溺于“字面的描摹”。最后,中国语言以其清楚之音节而缺乏尾声的子音,具有一种明朗可歌唱的美质,非任何无音调的语言所可匹敌。中国的诗是奠基于它的音调价值的平衡的,而如英文诗则基于重音的音节。中国文字分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复归为二组,其一为软音(平声)音调拖长,发声的原则上为平衡的,实际则为高低音发声的。第二组为硬音(仄声),包括上去入三种发声,最后之入声以p、t、k音殿者,在现行国语中已经消失。中国人的耳官,被训练成长于辨别平仄之韵律与变换的。此声调的韵节虽在散文佳作中亦可见之,不啻说明中国的散文,实际上亦是可唱的。因为任何具完备耳官的人,总能容易地在罗斯金(Ruskin)或华尔德?彼得(WalterPeter)的散文中体会出声调与韵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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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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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唐诗中,平仄音节的变换是相当复杂的,例如下面的正规格式:
一、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二、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三、仄仄平平平仄仄
四、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五、平平仄仄平平仄
六、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七、仄仄平平平仄仄
八、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每一句的第四音以下有一顿挫,每二句自成一联,中间的二联必须完全对偶,就是每句的字必须与另一句同地位的字在声韵与字义方面,都得互相均衡。最容易的方法欲了解此协调的意义,即为想像二个对话者对读,每人更迭地各读一句,把每句首四字与后面三字各成一小组,而用两个英文字代入,一字代表一组,则其结果可成为如下一个轮廓的款式: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注意第二个对话者常想对抗第一个,而第一个在第一组中常连续第二个语气的线索。但在第二组中,则变换起来。感叹符号与询问符号乃表示有二种语气不同的“是”与“否”。注意除了第一联的第二组,其他各组在声调方面都是正式对偶的。
但是吾们对于中国诗的内在技术与精神,所感兴趣甚于韵节的排列式。用了什么内在的技巧,才能使她至于如此神妙的境界?她怎样用寥寥数字在平庸的景色上,撒布迷人的面幕,描绘出一幅实景的画图,益以诗人的灵感?诗人怎样选择并整理其材料,又怎样用他自己的心灵报道出来而使她充溢着韵律的活力?中国的诗与中国的绘画何以为一而二、二而一?更为什么中国的画家即诗人,诗人即画家?
中国诗之令人惊叹之处,为其塑形的拟想并其与绘画在技巧上的同系关系,这在远近配景的绘画笔法上尤为明显。这里中国诗与绘画的雷同,几已无可驳议。且让吾人先从配景法说起,试读李白(七○一——七六二)诗便可见之: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这么二句,不啻是一幅绘画,呈现于吾们的面前,它是一幅何等雄劲的轮廓画,画着一个远游的大汉,跨着一匹马,疾进于崇高的山径中。它的字面,是简短却又犀利,骤视之似无甚意义,倘加以片刻之沉思,可以觉察它给予吾人一幅绘画,恰好画家所欲描绘于画幅者。更隐藏一种写景的妙法,利用几种前景中的实物(人面和马头)以抵消远景的描写。假若离开诗意,谓一个人在山中登得如此之高,人当能想出这景色由诗人看来,只当它绘在一幅平面上的绘画。读者于是将明了,一似他果真看一幅绘画或一张风景照,山顶真好像从人面上升,而云气积聚远处,形成一线,却为马首所冲破。这很明显,倘诗人不坐于马上,而云不卧于远处较低的平面就写不出来。充其极,读者得自行想像他自己跨于马背上而迈行于山径之中,并从诗人所处的同一地点,以同一印象观看四面的景色。
用这样的写法,确实系引用写景的妙法,此等“文字的绘画”显出一浮雕之轮廓,迥非别种任何手法所可奏效。这不能说中国诗人自己觉察此种技术之学理,但无论如何,他们确已发现了这技巧本身。这样的范例,可举者数以百计。王维(六九九——七五九),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写景诗人,使用这方法写着:
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当然,设想树梢的重泉,需要相当费一下力。但适因这样的写景法是那么稀少,而且只能当高山峡谷,经过隔宵一夜的下雨,在远处形成一连串小瀑布,显现于前景的几枝树的外廓时,读者才能获得此配景的印象,否则不可能。恰如前面所举李白的例句,其技巧系赖在前景中选择一实物以抵消远处的景物,像云、瀑布、山顶和银河,乃聚而图绘之于一平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这样写着:
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
这种描写技巧是完美的,隔墙头而望山巅,确乎有似数点探出于墙头的上面,给人以一种从远处望山的突立实体的印象。在这种意识中,吾们乃能明了李笠翁(十七世纪)在一部戏曲里这样写:
已观山上画,再看画中山。
诗人的目光,即为画家的目光,而绘画与诗乃合而为一。
绘画与诗之密切关系,当吾人不仅考虑其技巧之相同性,更考虑及他们的题材时,更觉自然而明显,而实际上一幅绘画的题旨,往往即为采自诗之一节一句。又似画家绘事既竟,往往在画幅顶部空隙处题一首诗上去,也足为中国画的另一特色。关于这些详情,下面吾们论述绘画时,当再加以详论。但这样的密切关系,引起中国诗的另一特点,即其印象主义倾向的技巧。这是一种微妙的技巧,它给予人以一连串印象,活跃而深刻,留萦着一种余韵,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它提醒了读者的意识,但不足以充分使读者悟解。中国诗之凝练暗示的艺术和艺术的含蓄乃臻于完美圆熟之境的。诗人不欲尽量言所欲言,他的工作却是用敏捷、简括而清楚的几笔,呼出一幅图画来。
于是兴起一种田园诗派,一时很为发达。它的特长是善于写景和使用印象派的表现法。田园诗派诗人的大师为陶渊明(三七五——四二七)、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和韦应物(七四○——八三○)。不过作诗技巧在大体上跟别派诗人是融和的。王维(即王摩诘)的技巧据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他同时又为大画家。他的《辋川集》所收的殆全是一些田园的写景诗。一首像下面的诗,只有深体中国绘画神髓者,才能写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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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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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流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鹜复下。
——《栾家濑》
这里吾们又逢到暗示问题。有几位现代西洋画家曾努力尝试一种不可实现的尝试工作,他们想绘画出日光上楼时的音响。但这种艺术表现的被限制问题却给中国画家部分地解决了,他们用联想表现的方法,这方法实在是脱胎于诗的艺术的。一个人真可以描绘出音响和香气来,只要用联想表现的方法。中国画家会画出寺院敲钟的声浪,在画面上根本没有钟的形象,却仅仅在深林中露出寺院屋顶的一角,而钟可能地表现于人的面部上。有趣的是中国诗人的手法,在以联想的暗示一种嗅觉,实即为画面上的笔法。如是,一个中国诗人形容旷野的香气,他将这样写:
踏花归去马蹄香
如把这句诗用作画题,则没有别的表现香气方法比画一群蝴蝶回翔于马蹄之后更容易显出,这样的画法,足证中国画之与诗的相通,而宋时固曾有这样一幅名画。用此同样联想表现的技巧,诗人刘禹锡描写一位宫女的芳香: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蜒飞上玉搔头。
这寥寥数行,同时双关地提示给读者玉簪的香美与宫女本身的香美,美和香诱惑了蜻蜒。
从这样的印象派联想的表现技巧,又发展一种表现思想与情感的方法,这吾人称为象征的思考。诗人之烘托思想,非用冗长的文句,却唤起一种共鸣的情绪,使读者接受诗人的思想。这样的意思,不可名状,而其诗景之呈现于读者则又清楚而活跃。因是用以引起某种意想,一似某几种弦乐在西洋歌剧中常用以提示某种角色之入场。逻辑地讲,物景与人的内心思想当无多大联系关系。但是象征的与情感的方面,二者确实有联系关系。这作法叫作“兴”,即唤起作用,在古代之《诗经》中即用之。例如在唐诗中,盛朝遗迹,亦用象征的方法,千变万化地歌诵着,却不说出作者思想的本身。如是,韦庄的歌诵金陵逝去的繁华,有一首《金陵图》,你看他怎样写法: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延袤十里的柳堤,已够引起同时人的回忆,那过去的陈后主盛时的繁华景象,如重现于目前,而其“无情最是台城柳”一句,烘托出人世间的浮沉变迁与自然界的宁静的对比。用此同样技巧,元稹描摹其对于唐明皇、杨贵妃过去的繁荣的悲郁,却仅写出白发老宫女在残宫颓址边的闲谈,当然不写出其对话的详情的: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刘禹锡的描述乌衣巷残颓底惨愁景象,也用同样的笔法。乌衣巷盖曾为六朝贵显王谢家邸的所在: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为赋予自然景物以拟人的动作、品性和情感,并不直接用人性化的方法,却用巧妙的隐喻法,如“闲花”,“悲凤”,“朱雀”,诸如此类。隐喻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诗,包含于诗人的分布其情感于此景物,而用诗人自己的情感之力,迫使之生动而与自己共分忧乐,这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首诗中,那蜿蜒十里长的烟笼着的杨柳,被称为“无情”,因为它们未能记忆着实在应该记忆的陈后主,因而分受了诗人的痛切的伤感。
有一次,著者跟一位能诗友人旅行,吾们的长途汽车行过一个僻静的小山脚,悄悄兀立着一座茅舍,门户全都掩着,一枝孤寂的桃树,带着盛放的满树花朵,呆呆地立在前面。这样的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分明枉废了它的芳香。于是吾友人在日记簿上题了一首诗,吾还记得他的绝句中的两句:
相影连翩下紫陌,桃花悱侧倚柴扉。(系依英文意译)
她的妙处是在替桃花设想的一种诗意的感想,假想它是有感觉的,甚至有“惨愁欲绝”之慨,这感想已邻近于泛神论。同样的技巧——不如说态度——在一切中国佳构诗句中所在都有。即似李白在他的大作里头有过这样两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又似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月下独酌》便是这样写法: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她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的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表现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它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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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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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花木的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地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他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感觉到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它一同分有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的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天生景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维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喻不复为比喻,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溶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和疯僧寒山(约当九○○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而他的死也死得浪漫。有一次他在船上喝醉了酒,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站不住一个翻身,结束了一切。这样的死法,才是再好没有的死法。谁想得到沉着寡情的中国人,有时也会向水中捞月影,而死了这么一个富含诗意的死!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著者尝有一次亲睹一群下流社会的伙伴,正要动手打架,因为看见了关在樊笼中的一头可怜的小鸟,深受了刺激,使他们归复于和悦,发现了天良,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放浪不检而无责任的感觉,因而分散了他们的敌对心理,这性情只有当双方遇见了共同的爱悦对象时始能引起。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它的流行势力真不可轻侮,就是政治舞台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亦往往佯示其性情上具有若干李白型的浪漫风雅的本质。实际据管见所及,就是此辈败类也未始不会真有此等感觉,因为到底他也是中国人。盖中国人者,他知道人生的宝贵。而每当夜中隔窗闲眺天际星光,髫龄时代所熟读了的一首小诗,往往浮现于他的脑际: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于这样的人,这首诗是一种祈祷。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的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辈,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吾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胤中传殖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杜甫生当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土匪横行,兵燹饥馑相续,真像我们今日,是以他感慨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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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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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样的悲悯,又可见之于谢枋得的《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注意中国诗的特殊的结束法,它在诗句上不将社会思想引归题旨,而用写景的方法留无穷之韵味。就以这首诗,在当时看来,已觉其含有过分的改革气味了。通常的调子乃为一种悲郁而容忍的调子,似许多杜甫的诗,描写战争的残酷后果,便是这种调子,可举一首《石壕吏》以示一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内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就是中国诗中容忍的艺术和忧郁感觉的特性。她所描绘出的一幅图画,发表一种伤感,而留给其余的一切于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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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戏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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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学之在中国,介乎正统文学与比较接近于西洋意识的所谓意象的文学二者之间,占着一个低微的地位。后者所谓接近西洋意识的意象文学包括戏剧与小说,这二者都是用白话或方言来写的,因为受正统派文学标准的束缚最轻微,故能获得自由活泼的优越性,而不断生长发育。因为中国戏剧作品恰巧大部分是诗,因能被认为文学,而其地位较高于小说,几可与唐代的短歌相提并论。以学者身份而写戏曲,似比之写小说觉得冠冕一些,不致怯生生怕人知道。总之,戏曲的作者不致掩匿其原来的姓名,亦不致成为批评家的众矢之的,若写小说者然。
下面吾们讲述此意象文学的主要部分何以能不断生长发育其美的技巧,而渐臻于重要地位,以至恃其本身的真价值,强有力地获取现代之承认,并施展其影响力于一般人民,正统文学盖从未能收此同样伟大的成效。
中国戏剧之间杂的特性,乃为其特殊作法与伟大的普遍影响力之根源。中国戏剧为白话方言和诗歌的组合;语体文字为一般普通民众所容易了解者,而诗歌可以讴唱,且常富含高尚的诗情的美质。它的本质是以大异于传统的英国戏剧。歌词插入于短距离间隔,其地位的重要超过于说白。自然,喜剧多用对话,而悲剧及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恋爱剧则多发为诗歌。实实在在,在中国,一般上戏院子的人们,其心理上还是为了听戏的目的大,而看戏剧的表演次之。北方人都说去听戏,不说去看戏,是以把中国文字中这个“戏”字做英语“drama”一字,意义未免错误,正确一些地说,不如译作“中国的歌剧(ChineseOpera)来得妥当。
先明了中国的所谓戏,乃为一种歌剧的形式,然后它的所以能迎合一般民众心理和其戏剧文学之特殊性才能真正被了解。因为戏剧之用——尤其是现代英国戏剧——大部分是激发人类悟性的共鸣作用,而歌剧则为运用声色环境与情感的连合作用。戏剧之表演手段赖乎对白,而歌剧之手段赖乎音乐与歌唱。上戏院子的人们,他们的临观一戏剧,巴望领会一件故事,这故事足以使他喜悦,由于剧中人物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和表演的新奇而引人入胜。而一个去看歌剧的人,乃准备花费这一个晚上的工夫,其间他的理智接受麻痹样的享受,他的感觉接受音乐色彩歌唱的媚惑。
这就是使得戏剧的表演,大多数不值得第二遭复看,而人们观看同一歌剧重复至十四五次之多,仍觉其精采不减。这可以说明中国戏院子的内容。中国之所谓京戏,其常现的普通戏且不过百余出,常反复上演,演之又演,总不致失却号召力。而每当京调唱至好处,观众辄复一致拍掌,彩声雷动,盖此种京调,富含微妙的音乐趣味。声乐是以为中国戏剧之灵魂,而演剧仅不过为歌唱的辅助物,本质上滞留于与欧美歌剧同等水平线之地位。
中国观剧的人是以在两种范畴下赞美伶人,在他的“唱”和他的“做”。但是这所谓“做”,常常是纯粹机械式的而包含某种传统的表演方法——欧美戏剧里头在东方人看来认为怪现状的,为故意地增高贵妇人式的乳峰,使之作刺眼的突出。而在东方戏剧里头使欧美人看了发笑的是用长袖揩拭无泪的眼眶。倘使演剧的伶人,其体态美丽可爱,歌喉清越悦耳,则此小有才的演技已够使观众感到满足了。要是演来真有精彩的话,则每一个身段,每一种姿态都能使人起一种美感,而每一个模样儿,都可说是出色的画面。依乎此理,梅兰芳之所以深受美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根本上是对的,虽说他的歌唱,究有若干值得被赞美的艺术价值,犹成问题。人们惊慕他的美丽的模样儿,他的玉葱样的雪白的指尖儿,他的颀长而乌黑的眉毛,他的女性型的婀娜的步态,他的卖弄风情的眼波和他全部伪饰女性美的装束——这些条件就是迎合全国无数戏迷心理的骨子。当这样的演技出自如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迎合观众心理是混同全世界的,是超国界的,因为他用姿态来表白了语言。姿态是国际性的,一似音乐舞蹈之无国界隔别。至以现代意识来论戏剧演技,则梅兰芳怕还需要跟瑙玛?希拉(NormaShearer)、罗斯?却脱登(RuthChatterton)学学初步演剧术才是。当他捏了马鞭而装做上马的姿势,或当他摆着划桨假做摇船的模样,那他的演技恰恰跟著者的一个五岁小女儿所做的不相上下,吾的女儿的骑马法则用竹竿夹于两腿之间而拖曳之也。
倘吾们研究元剧及其以后的戏曲,吾们将发现其结构常如西洋歌剧一般,总不脱浅薄脆弱之特性,对话不被重视而歌曲成为剧的中心。实际表演时又常选其中最盛行最精彩的几段歌剧,而不演全部戏剧,恰如西洋音乐会中的歌剧选唱。观众对于所观的戏剧,其情节大率都先已很熟悉于胸中,而剧中的角色,则由其传统规定的脸谱和服装而辨识,不在乎对话之内容而表明。初期的元剧见之于现存的大名剧家作品者,全剧都包括四折,很少有例外者。每折中的歌曲是依照著名的大套乐曲,采取其中一调,然后依其声调拍子谱成歌辞,对话不居重要位置,许多古本戏曲中,对话且多被节删,这是大概因为对话部分,大多系台上表演时临时说出的。
在所谓北曲中,每一折中的曲词,乃自始至终由一个人单独歌唱,虽有许多角色在剧中表演和讲对话,但不担任歌唱的任务——大概因为歌唱人才的缺乏。南曲中则演剧技术上的限制不若北曲之严,故具有较大之自由伸缩性。南曲系由北曲繁衍而来,全剧不限四出,故为较长之剧本,这种南曲盛于明代,称为传奇(一出剧情之长度,约等于英国戏剧的一幕)。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传奇则一出不限一调,且可换韵,故其腔调抑扬有致,不同于北曲(一折即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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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戏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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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曲可以《西厢记》、《汉宫秋》(描写昭君出塞和番故事)为代表作,南曲可以《拜月亭》、《琵琶记》为代表作。《西厢记》全剧十出,然依其进行顺序的性质而区分之,可分为五本,每本仍为四出。
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二者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在欧美,歌剧为上流人士的专利品,此辈上流人士之上歌剧院,大多为社交上之吸引力,非真有欣赏音乐之诚心;至于中国歌剧则为贫苦阶级的知识食粮,戏曲之深入人心,比之其他任何文学与艺术为深刻。试想一个民族,他的群众而熟习唐豪叟(Tanhhauser)、曲利刺汤与依莎尔德(TristahandIsolde)和萍奈福(Pinafore)的歌曲,还能优游风趣地讴歌哼唱于市井街头,或当其失意之际,也来唱它几句,泄泄晦气,那你就获得中国戏曲与中国人民所具何等关系之印象。中国有种嗜好戏剧成癖的看客,叫做戏迷,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人物,其性质非欧美所知。你往往可以看见下流社会的戏迷,头发蓬松,衣衫褴褛,却大唱其《空城计》。在古老的北京城市街中,且常有摆手作势,大演其诸葛亮之工架者。
异国人之观光
中国戏院者,常吃不消锣鼓的嘈杂嚣噪声浪,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强做高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大体上这情形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神经本质,无异于美国人的欣赏萨克斯风(Saxophone)及爵士音乐,这些可使任何一位中国大爷搅得头痛。真是无独有偶!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顺应环境的问题。中国戏院子里头锣鼓的起源和矫饰尖锐声之创始,只有明白了中国剧场的环境以后,才能理会得。
中国剧场的流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形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大概情形,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高,而又露天,有时则适搭于大道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露天,伶人的声浪得与合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处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逼紧声带,提高喉咙,才能勉强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体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吸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浪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头招贴。但既已有了现代化的戏院建筑,还须沿用此等声响,未免可怪。不过中国人好像已习惯于此,好像美国人的习熟于爵士音乐。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
从纯粹的文学观点上观察,中国的戏曲,包括一种诗的形式,其势力与美质远超于唐代的诗,著者深信,唐诗无论怎样可爱,吾们还得从戏曲与小调中寻找最伟大的诗。因为正统派的诗,其思想格调总摆脱不了传统的固定范型。它具有修养的精美技巧,但缺乏豪迈的魄力与富丽的情调。一个人先读了正统派诗然后再读戏曲中的歌辞(中国戏曲,前面已经指出,可认为诗歌的集合),他所得到的感觉,恰如先看了不插在花瓶中的美丽花枝,然后踱到开旷的花园里,那里其繁锦富丽另是一番景象,迥非单调的一枝花可比了。
中国的诗歌是雅致洁美的,但总不能很长,也从不具阔大闳深的魄力。由于文体之简净的特性,其描写叙述势非深受限制不可。至于戏曲中的歌辞,则其眼界与体裁大异,它所用的字眼,大半要被正统派诗人嗤之以鼻,认为俚俗不堪的。因为有剧中的形象之出现,戏剧场面的托出,需要范围较广之文学魄力,他当然不能就范于正统派的诗歌界域之内。人的情感达到一种高度,非短短八行的精雅律诗体所能适应了。所写的语言的本身,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的美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种从人们口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揉修饰而形成天真美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出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感。几位元曲大作家,就把土语写进去,保存它固有的不可模拟的美,它简直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现代中文;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别国语言。比如像下面马致远所作的《黄梁梦》中的一节,欲将其译为外国语言,只能勉强略显其相近的意思而已。
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
那婆婆将粗刺刺陈米来喜收希和,
的播那蹇驴儿柳荫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
那汉子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戏剧歌词之作者,得适应剧情之需要,故其字句较长,并得插入格外的字眼,韵律亦较宽而适宜于剧曲所用的白话文,宋词韵律比较自由的特长,导源于歌行,现以之应用于曲调中,故长短行之韵律,早经现成的准备成熟,这种韵律乃所以适应白话而非所以适应文言者。在戏曲里头,韵律来得更为宽松。下面所摘的《西厢记》——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流作品——中的一节,为不规则韵律的一示例。这一节是描写女主角莺莺的美丽的: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
当她转身见其侧形的时候,她的美艳的姿容像下面的描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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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戏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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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当她轻移莲步,又这样地描写: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它在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很相近于它在理想界所处的逻辑的地位。除了教导人的对于音乐的挚爱,它教导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为非知识阶级)以历史知识,惊人动魄,深入人心。逸史野乘和完全历史的文学传说,对于剧中人物的传统观念,控制普通男女的心和理想。这样,任何老媪都能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像关羽、刘备、曹操、薛仁贵、杨贵妃,其具体概念较优于著者,盖她们都从戏台上瞧得烂熟。至于著者童年时代,因为受的教会教育,观剧很受拘束,只能从冷冷清清的历史书本,一桩一桩零星片段地读着。未到二十岁,我知道了许多西洋故事,知道了约书亚(Joshua)的喇叭吹倒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可是直到近三十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像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不容易找得出。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卖国,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下记的一段《琵琶记》故事,乃所以显示戏剧广被于中国民众的道德势力的一种。《琵琶记》那样的故事,对于家庭的节孝,直接激发一种赞美心理,此种节孝心理已普遍地控制着民众的理想。《琵琶记》的长处,不在乎现代意识中所称的戏剧的一贯性,它的全剧分至四十一出,剧情演进时期延长至数年之久;也不在乎意象之美雅,《牡丹亭》在这方面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美丽的诗的辞藻,这方面,《西厢记》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热情的浓郁,这方面,应较《长生殿》为逊色;但是《琵琶记》终不失其崇高之声望,纯因其表扬家庭间孝与爱的动人。此等美德,常在中国人心上抓握住温热的情愫。它的影响尤为真实而典型的。
东汉之季,有蔡邕者,沈酣六籍,贯串百家,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本取功名如拾芥,奈以白发双亲,未尽孝养,倒不如聊承菽水之欢,暂罢青云之想。新娶妻赵氏五娘,才方两月,仪容俊雅,德性幽闲,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康宁。是年适值大比之年,郡中有吏辟如蔡邕。惟路途遥远,旅程羁延,深恐经年累月,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卒以严父之命,入京应试。自是膝下承欢唯五娘是赖。
殿试发榜之日,邕以首甲状元登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丞相牛公,膝下单生一女,美而慧,颇属意于邕,邕虽不愿弃糟糠之妻,然逼于权势,竟入
《吾国与吾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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