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学术抄袭等于"铸废钱",这位思想界大拿凭什么让梁启超最敬慕?

抨击学术抄袭等于"铸废钱",这位思想界大拿凭什么让梁启超最敬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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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以考据见长,近人梁启超认为“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而后世学人只学得“半个亭林”,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精神。钱穆则进一步指出,同时代学人对亭林思想的阐发,“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近代学术巨擘们共同推尊的“亭林先生”就是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其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 ( 1613年) ,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个风起云涌、大儒辈出的时代。顾炎武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泛涉足于多个学术领域,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

落落不苟于世

顾氏本为江东望族,民间素有“江南无二顾”之说,但至顾炎武祖父辈后,家世渐微。顾炎武叔父顾同吉英年早逝,聘妻王氏未婚守节,将顾炎武过继为嗣。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顾炎武六岁时,王氏就给他讲授儒家经典《大学》,还经常给他讲说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忠义故事。嗣祖父顾绍芾则重视对顾炎武学风的训导和学德的培养,教导顾炎武“士当求实学”。

  顾炎武少时落拓不羁,乡里以为“狂生”。与人多不相合,唯与同邑归庄友善,人称“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同年出生,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为人豪迈尚气节,不以浮名苟得为务。归庄有诗云:“同乡同学又同心,却少前贤唱和吟。他日贡王今管鲍,不须文字见交深。”足见二人之高谊。

  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次落榜。他没有继续蹉跎于举业,而是正式开始从事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他不愿做一个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文人,不屑于过“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生活。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通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立足时代潮头,他的选择一开始就饱含大抱负、大志向。

马背上的学者

  顾炎武认为做学问有两种方法,一是“采铜于山”,即博览群书、实地调查、大量收集原始资料,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用自己的目光加以认真选择,以形成独特的见解。另一种是“废铜铸钱”,也就是抄袭别人的材料,甚至剽窃前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看起来容易出成果,实际上却是既铸出了废钱,又把古钱毁了。真正要做学问的人,是不能铸废钱的。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四十五岁的顾炎武离乡北游,往来于鲁、燕、晋、陕、豫诸省。途中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九州登其七,五岳登其四”,潜心于“采铜”之业。旅途中有时也非常艰苦,他在《答人书》中说:“启途淮北,正值淫雨沂沐,下流并为巨浸。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跋涉之苦,可以想见。但流落天涯,意常自如,顾炎武依靠的是“以学术兴天下”的信念,所谓“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顾炎武以“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自期,《日知录》洋洋八十万言,《天下郡国利病书》煌煌百二十卷,“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他以精卫填海式的执着与坚持,“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孜孜向学,至老不倦。

经师与人师

不唯学问广博,顾炎武在道德修养上也足为后世法。梁启超自言,“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顾炎武教人做人、治学,特标“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语,强调“学”与“行”的统一。而为学首在为人,律己律人,尤重知“耻”。

  严于律甥。顾炎武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皆荣列鼎甲、同朝为官。作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顾炎武对他们教育严格。外甥徐乾学曾设夜饮招待宾客,先生愠怒道:“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唯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外甥“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

  心忧黎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顾炎武辗转一生,不变的是对百姓的赤诚之心。即便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在给身居高位的外甥的信中,反复叮咛的还是民生疾苦。即便身栖草野,孑然一身,仍然“不忘百姓”,终究绕不开的是“修齐治平”,剪不断的是民生之忧。

  顾炎武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者之中,耻为尤要。”“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甚至将“士大夫之无耻”提升为“国耻”,给其后的士人们敲响了警钟。钱穆认为三百年来,后人对亭林先生的推崇“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或尊他为“清学开山”,而总是忘却他“行己有耻”之教,而这恰恰是其立学的根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和心怀天下的救世情怀,影响了一代代的学人。到清朝未年,他的思想影响了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康有为等一系列主张开眼看世界的人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他的一些名言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说: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保护国家,赓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血脉,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责任。

  后来,梁启超将这句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发出了时代最强音。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谈笑鸿儒必定对亭林先生有了解,往来白丁即使不识其人其书,也多半听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这八个字,始自顾炎武,成于梁启超,砥砺了无数国人奋勇担当,乘风破浪。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汪春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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