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去年12月13日,同济大学硕士陆经纬在实验室电脑微信上说了一句“我去跳楼了,学院章小清老师会找你谈的”。随后陆经纬去世,12月27日,同济大学对此事回应。今年1月2日,陆经纬父亲对同济大学回复并进行社会呼吁。显然,陆经纬父亲对同济大学的处理方式很不满意。

陆经纬,男,上海人,2015年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硕士。陆琰君,女,嫁到国外并客居芬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陆经纬家属称:当陆经纬在陆琰君处读研时便掉落“魔窟”,陆琰君一直在国外,回国的日子屈指可数,和学生陆经纬联系主要是在电话、邮件、聊天软件上。

家属称:陆经纬的生活起居都被陆琰君约束着,陆经纬没时间用餐只能叫外卖到实验室,去理发、走亲戚、陪家人都要获得陆琰君的批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陆经纬都要工作。陆经纬这三年来长了白发,落下颈椎病,曾两次因辛苦而大脑缺氧导致休克。

陆琰君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她让陆经纬为别人写论文,甚至让陆经纬放弃第一作者的署名。陆经纬学习成绩受到影响因为要处理陆琰君的课题,而无暇上课,只能利用空闲时间自学和请同学传资料。陆经纬一年365天为女导师陆琰君服务工作,成为学奴,而绝大部分工作和陆经纬本人的学业毫无关系。

陆琰君还延误导致陆经纬无法考博,而陆经纬为了自己能够硕士毕业,则要求放弃撰写两篇陆琰君要求的论文。但家属称:陆琰君对于陆经纬的要求不屑一顾,对陆经纬中伤、威胁。而即将退休的陆琰君做这一切是为了让陆经纬延迟硕士毕业,为自己攫取最大的利益。

在家属看来:陆琰君是丧失人性、尸位素餐、唯利是图、草菅人命,而同济大学是冷漠无情、敷衍推诿、规避责任、利益至上。对于此事件家属要求校方提供材料时要提供学校的章,而非医学院的章,以显示对此事的重视。另外陆经纬跳楼前提到的“章小清老师”,家属希望能与其见面,但校方一再敷衍搪塞。

陆琰君招生时说可以在她这里硕博连读,但到了陆经纬要读博的时候,陆琰君却说自己已经没有了博导的资格。学校规定实验室不能住人,但陆琰君却让陆经纬住在实验室。陆经纬曾发表论文获奖,但部分奖金未发,医学院领导只是一句“漏报”了事。陆琰君有问题,同济大学也有失察问题。

陆经纬父亲称自己得知儿子噩耗时赶往学校,并非校方所描述的“情绪激动,血压升高”那么简单,而是感觉晴天霹雳,医院检查为——过度悲伤导致的急性心梗。同济大学说做了“应激排查和干预”,但实际上校方只是派人关注家属动向。而校方更冷漠的是派人到家里探望时的要求——不能设灵堂、不能摆遗像。

陆经纬的家属表示校方既不积极、也不诚恳,时至今日,客居荷兰的陆琰君也没有露面。最后家书说了一句同济大学居心何在?因为校方没法敦促陆琰君回国,而陆琰君也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国,但校方却十分热衷了解陆经纬家属们的背景!陆经纬用生命来抗争是对教育的失望,家属呼吁把这些牺牲学生利益的无良导师清除出去!!!

政策安排上的失语、失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的相对匮乏,让“北漂人”成为二等公民和边缘人,对超大城市缺少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 郭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 邢朝国|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导读】近期有两则消息流传甚广:一是媒体报道过去五六年北京名校毕业生留京率不断下跌,2019年清华、北大两校本科毕业生留京者不到2成;与此同时,某在京国家单位招聘中央财经、北京化工、北京交大等名校高材生为专职司机(事后该单位回应称其为自考和成人本科),引发舆论热议。事实上,近些年北京就业资源吸引力有增无减,为何会出现这些显著变化?

  一般认为,政策限制(如户籍管控)、高生活成本(特别是高房价、高支出、通勤累等)、高强度竞争(学历门槛、压力考核等),是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重要原因。本文分析了另一个影响因素: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原本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大。然而,超大城市严苛的户籍管理、资源管控等社会区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离现象:一是社会距离,体现在居住、社会交往圈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如“北漂人”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二是心理距离,包括“北漂人”对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市民的差别感知,以及与后者的交往意愿、婚姻意愿等。政策安排上的失语、失权,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的相对匮乏,让“北漂人”成为二等公民和边缘人,对超大城市缺少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较低的社会认同反过来也恶化社群隔离,加强了“北漂人”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响其与北京市民的交往和社区参与,构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认同链条。作者认为,唯有改变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善“北漂”群体的生存环境,增强其对个人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信心。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

  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目前我国存在诸多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屏蔽制度,如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以及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制等,使庞大的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口和暂住人口遭受来自城市的多维度的社会排斥。流动人口成为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呈现“漂泊化”,甚至成为“无根”群体,其社会认同和社会融人状况成为目前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

  目前流动人口总量处于上升趋势,尤其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也处于不断上升之中。而学界对流动人口中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社会认同问题则讨论较少。与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大,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使其社会认同与农民工以及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模式。因此,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们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现实需求,促进其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为例,探讨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北京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漂”(出于简便考虑,本文后面的写作皆以“北漂”指代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北漂”一般是指那些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通常以青年为主体,他们大多数具有一定的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北漂”群体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总体而言,“北漂”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北京市2006年常住人口总量是1581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383.4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24.3%;外来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即“北漂”群体)比重为25.9%(99.3万人)。就目前情况看,对“北漂”这一群体的关照主要集中于影视、文学以及媒体报道中,鲜有专门对其系统的实证研究。

 

  漂泊中的社会认同

  就“北漂”群体而言,“北漂”这一名词本身已经是一个社会分类。不管“北漂”是社会给这个群体贴的标签还是这个群体自我定义的结果,凸显的一点是这个群体的生活处于漂泊不定的流动状态。“北漂”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同是否和他们的生活一样“漂泊化”,成为“都市的他者”,呈现出“过客”心理呢?对此,本文提出社会认同链的分析框架对“北漂”群体进行分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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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等),当前流动人口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多重社会排斥,而“北漂”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北京市最初实行的户口《暂住证》这一人户分离制度,将外来人口屏蔽在资源分配之外,如限制外来人口购买经济适用房以及获得社会保障和救济,为外来人口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及其子女受教育设置门槛等。虽然北京市近些年逐渐放宽对流动人口尤其是高学历青壮年技术人才的限制,如1999年实施《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政策,规定持有《工作寄住证》者可不再办理户口《暂住证》,在购房、子女教育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1年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更名为《北京市工作居住证》,2003年又进一步扩大申请人范围,但目前与这一政策相匹配的措施和细节并不完善,加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限制,因此获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北漂”可谓凤毛麟角,而且获得者也很少能够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

  这些社会屏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漂”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现象,这具体体现在二者之间客观的社会距离和主观的心理距离上。其中社会距离主要体现在居住、社会交往圈以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如“北漂”的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而心理距离则包括对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感知以及交往意愿和婚姻意愿等。在社群隔离的状态下,“北漂”不仅在空间状态上是漂泊的,而且其心理状态也是漂泊的。这种漂泊状态对他们与市民的交往、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和受歧视感等方面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而这种社会认同状况不仅会降低“北漂”与市民的交往意愿、社区参与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加深“北漂”与市民之间的社群隔离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北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在北京工作生活满2个月而没有北京市户口、年龄在l8岁至34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08年实施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笔者在样本中筛选了满足“北漂”定义的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234份。

  

  “北漂”社会认同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一)“北漂”对自身与北京市关系的认知

  在回答“您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吗”问题时,有21.4%的“北漂”认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员,而认为自己不是北京市一员的“北漂”比例则高达56.4%。此外,有22.2%的“北漂”说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北京市的一员,对北京市的认同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另外,有43.9%的“北漂”在北京有家的感觉,而超过一半的“北漂”在北京没有家的感觉(55.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漂”对北京市的归属感并不强烈。

  此外,在对北京市的发展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有29.6%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与自己的关系很大,51.9%的“北漂”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有点关系,而认为北京的发展和自己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漂”比例则分别为12.5%和0.9%。在对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的认知上,认为北京城市形象与自身关系很大和有点关系的“北漂”比例分别为19.7%和57.I%,而认为其与自身基本没关系以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比例则分别为16.7%和3.4%。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北漂”认为北京市的发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与自己是有关系的(分别占81.5%和76.8%)。

今年7月,针对柴油车的国六标准将全面实施,与现行的国五标准相比,柴油车颗粒物的排放限值将降低67%。开了20多年柴油车的姚师傅曾忧心忡忡:“这还不算停运带来的误工费,这样的损失太大了。”所以,当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的黄靖妍带着他们研发、改良的铈基添加剂找到他时,姚师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经过柴油车实车验证,该添加剂可有效降低柴油车颗粒排放30%。

姚师傅是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通高物流公司的货运司机,十分注重环保,柴油货车的尾气曾经是让他最头疼的难题。最早的柴油车都是一边行驶一边“冒黑烟”,当有了用于过滤颗粒物的颗粒物捕集器,姚师傅就主动给车加装上。装上这种颗粒物捕集器,就像给尾气管戴上了“口罩”,但这个“口罩”经常会出现堵塞、失灵的情况。每次出状况只能将车辆送去维修点进行液压清洗,一次就要花费400余元。

21岁的黄靖妍是南京科技职业学院2018级轻化工程专业学生,她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她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近年来,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中移动颗粒物的主要来源是使用柴油的道路机械及交通工具。带着问题与思考,黄靖妍找到了班主任高强。80后高强2005年博士毕业,到南京科技职业学院任教前曾在多家上市公司负责研发工作。在高强的指导下,黄靖妍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寻求捕捉颗粒物的其他方法。黄靖妍发现,国外公司普遍采用向柴油中添加铈基添加剂的方式控制颗粒物排放,甚至在柴油车上专门配置铈基添加剂的专用储罐。

反复实验后,他们最终测定铈基添加剂可有效降低柴油发动机尾气颗粒物排放,清理尾气管管路堵塞,节约燃油消耗大约5%。“我们首先要知道国外的公司是如何制成该添加剂的”,但与其相关的许多专业知识,黄靖妍此前从未接触过。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黄靖妍过起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精细化工技术专业的学生吴靓怡和黄靖妍组成了研发团队,吴靓怡用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为黄靖妍答疑解惑,两位不同专业的“小发明家”在不断的交流中互相学习、完善方案。

经过半年研究,他们还原了铈基添加剂的工艺制作流程。通过沉淀、过滤、球磨等六道工序,项目团队第一次制成了质量合格的添加剂。为此,他们已进行了近百次实验。随后,黄靖妍团队带着研究成果前往学校附近的加油站、物流公司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使用柴油机的货运车车主,竟无一人愿意使用铈基添加剂。姚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姚师傅他们对于该添加剂早就有所了解,已经被国外公司产品高昂的价格“吓怕了”。使用该添加剂,价格比修理经常堵塞的颗粒物捕集器还贵出不少,成本问题成为推广该添加剂的关键问题。

研究项目陷入了僵局。此时,班主任高强为团队带来了“强心剂”。原来,具有多年研发经验的高强了解到一种新型设备对于该工艺的优化革新可以起到较大帮助。团队成员采用了这种微通道反应器,成功实现了铈基添加剂连续流生产。对于产品粒径较大的问题,团队也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在高分子复合分散剂的帮助下,产品粒径已成功缩小到6纳米。

经过技术优化后,他们只需通过计量、连续流反应、分液等三个步骤就可以将工业原材料铈盐制成供柴油车主使用的铈基添加剂。运用常规工艺制作该添加剂需要15个小时的操作时间、500摄氏度的操作条件,经过技术革新后,制作该添加剂只需要70摄氏度,持续1分钟即可,大大缩短了添加剂制备的时间与工序。

让黄靖妍感到欣喜的是,技术的革新也降低了成本。从前,生产一吨铈基添加剂的成本为6万元,现在,成本已降低至3万元,且产量可提升至每年100吨。

姚师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率先采用黄靖妍发明的添加剂。结果让姚师傅十分满意:“这样不仅环保,也降低了货车的能耗,真是一举两得。”

目前,该产品已稀释添加至60余吨柴油内,在100多辆柴油车中使用,累计行驶里程超20万公里。

据介绍,该项目技术国内领先,团队已成功申报发明专利4项,先后荣获“第七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在2020年12月9日的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该项目在全国2786所学校的17.9万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左智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元旦前后,各大高校纷纷发布了就业质量报告,其中毕业生薪酬水平的高低备受关注。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从签约年薪来看,薪资水平与学历层次呈正相关。在中国薪酬网发布的《2020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名》中,我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名仅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三,可见我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

上述报告提及的《2020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名》,是由中国薪酬指数研究机构于2020年7月发布,其中显示共有21所高校的毕业生薪酬过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位列三甲,薪酬指数分别是86.9、86.7、86.5,这三所高校毕业生平均薪酬(月薪)分别是10818元、10698元、10673元。另外,南京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是10255元,排在第27名。

不过,这与南京大学官方公布的数据“本校2020届毕业生平均薪酬为17.83万元/年”,差距较大。南京大学学生就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报告中薪酬数据统计的人数最终有效样本为3709个,部分毕业生未反馈薪酬数据,而部分高薪酬的毕业生则较主动填写了数据。

除了薪酬水平,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和就业选择也值得关注。《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就业质量报告》称,近五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居于高位,其中博士生就业率均在98%以上,硕士生就业率均在99%以上。从就业地域来看,东部地区为我校毕业生就业主战场,其中主要流向了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和江苏省也是毕业生择业的热点省市,可见北上广、江浙一带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毕业生带来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另外,上海交通大学还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明确作为该校学生的就业核心市场,引导学生主动到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去建功立业。

《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就业质量报告》称,目前,毕业生主要赴军工、电力电网、通信、汽车、智能装备制造、金融、医疗卫生、互联网、教育等重要行业领域就业。2020年毕业生到中西部、基层和国家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就业的比例达69.53%,毕业生就业引导率稳步上升。我校毕业生就业人数10人及以上的重点单位达74家,赴国防军工单位及部队就业353人。

原标题:四川宜宾学院法学院大一女生失联,其手机在长江大桥上被发现

1月3日晚,四川宜宾学院法学院大一新生严某敬(女)离校后失联,其手机在宜宾长江大桥被发现,目前学校和警方正在寻找。

红星新闻记者从宜宾学院老师处了解到,严某敬于2021年1月3日晚上7点05分左右,背着书包在宜宾学院江北校区北校门打车离开。随后便与同学、家人、老师失去联系。

据了解,严某敬是宜宾学院法学院2020级大一学生,今年18周岁,四川达州人。严某敬身高1米6左右,圆脸,短发,未佩戴眼镜,离校时严某敬身穿暗绿色羽绒服。

↑失联女生严某敬

据宜宾学院老师介绍,元旦放假期间,严某敬没有回家,事发前也无异常表现。发现严某敬失联后,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寻找,其手机在宜宾长江大桥被人发现。目前,严某敬在福建打工的父母正在赶回四川的路上。

红星新闻记者从长航警方了解到,辖区派出所已经在事发当晚接到警情,其后向沿江派出所发出协查通报,目前尚无更多消息。

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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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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