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教育部。(资料图) 中新网记者 富宇 摄

中新网客户端10月12日电(记者 阚枫)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文件要求,完善学分标准体系,严格学分质量要求,建立学业预警、淘汰机制。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修满毕业要求的学分,应准予毕业;未修满学分,可根据学校修业年限延长学习时间,通过缴费注册继续学习。

据中国之声报道,近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该公示提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以上共计69人,他们实际上是集体放了高校的“鸽子”,考上了研,不读了。

湖南大学起源于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很多人不理解,这样的名校,为什么一下子有这么多准研究生“录而不读”?又该怎样妥善处理?

高校称放弃入学可能是因为选择了留学、就业或不满意调剂

9月29号,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出国、工作等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另有少数新生逾期未报到,共计69人,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拟将取消这69名2019级研究生入学资格。据公示显示,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等16个学院。

多所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和教授表示,“录而不读”这种情况他们学校也存在,但是人数高达69人不是普遍现象。对于湖南大学69名研究生放弃入学资格的具体原因,记者电话联系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没有得到正面回应。记者采访了国内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和教授,他们认为找到工作、出国留学是学生放弃入学资格的主要原因。

高校1:“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因为一部分读研的学生他读研后依然面临着再就业的问题。”

高校2:“现在出国留学的同学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考研的同时也在申请出国,如果后来申请成功了,他也不会选择在国内读研究生,也是两种打算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福建某高校硕士生导师张教授认为因为名额不足,一些原本报考学术型硕士的同学被调剂到专业型硕士,报考全日制研究生的同学被调剂到非全日制导致学费相对昂贵,这也是一些同学被录取后选择放弃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非全跟全日制名额一般是50比50,全日制的同学报考的比较多,非全日制的比较少,但是考过以后,学校就会动员特别是应届生考全日制的去读非全日制,费用比较高,也有可能这种原因他们后来放弃的。”

张教授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不少考生把考研视为增加就业竞争力的手段,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后“录而不读” 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肯定给学校造成损失,招生名额就被浪费了,他这种情况是已经参加复试了,就是说你把别人的机会给挤走了,对其他考生也属实不利,妨碍了那些想读书的人。”

“录而不读”会影响次年招生计划和科研产出,高校也难以规避和防范

北京某高校的青年教师吴老师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因为学校给了名额但是学院没有招满,这种情况在也会影响学院下一年度的招生计划,甚至影响学校的学术产出,对一些讲究人才结构的理工科院校来说更为严重:“他们需要建立团队来进行团队的研究合作,老师们在进行学术培养的时候也是注重一个代际之间的团队结构的建设,如果是对于研究生导师个人,他招的研究生没有来,则对他的科研团队的建设有影响,还会影响到科研的产出。”

对研究生“录而不读”这种行为,记者采访的各高校教师坦言,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来规避和防范,最多只能在录取前加强沟通和了解。重庆某大学硕士生导师刘教授:“在宣传上还有对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比方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一般都会问学生,你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这里来读研究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计划和你的一个想法等等,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交流一下。

 

此外,北京某高校负责招生的陈老师认为,尽管选择录取后入学读书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录而不读”也属于失信行为。如果失信考生来源相对集中,研究生院也会采取发函的方式与考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在考生质量同等的条件下,这也会成为研究生院此后是否录取该学校考生的一个判断因素:“学院基本上是没有约束机制的,我自己也觉得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我们会去分析这种情况,看看哪些学校的学生出现录而不读的情况,如果说一所学校连续出现录而不读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考虑去公函和对方院校说明这种考生的失信情况,有可能他会影响到以后这所学校的考生,包括报考录取。”

记者:常亚飞

 导读:

  “追不上房价的你,能追上房租吗?”这可能是今年最扎心的一问。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那万一租不起房子了,又该怎么办?

  

  01

  躲过了高房价,躲不过高房租。

  近年,不断上涨的房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其实,这波涨价潮,从2018年6月份的毕业季就开始了。有人说大学毕业生初识社会残酷的第一堂课,可能是在群租房里学到的。这堂课的第一个关键词,叫价格高。

  某房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北京的平均租金是82元/平米,也就说,租个100平米的小三房,要8200元。注意,这只是平均数,越靠近市中心,租金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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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北京西城区这套小房子,建于90年代,房龄比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还老。装修简陋、家具破旧,面积仅40平米,要价5500元。别瞧不上,很抢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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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各区房租价格)

  一二线城市房租高,三线城市也不甘示弱。在山东济宁,装修简单的房子,租金也要1000元以上。

  这堂课的第二个关键词,叫涨幅快。

  2018年7月,全国热点城市的房租如脱缰野马。一线的房租同比涨了近20%。

  据房天下的数据,2017年2月—2018年5月,17个热点城市房租年均上涨超过了8%,上海上涨19.5%、深圳上涨15.5%,北京更是大涨25.9%!这个涨幅,似乎离失控不远。

  一夜醒来,无产青年连一块立锥之地都悬了。即便逃离了北上广深,成都、西安也有30.98%、25.08%的同比涨幅在等着人才们落户。据统计,2018年,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中,有13个城市房租涨幅超过20%。涨幅最高的是成都,以30.98%的涨幅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深圳,涨幅高达29.68%,重庆、西安、天津、合肥等二线城市,涨幅全线超越北上广,而北京和广州的涨幅也均超过20%。租金涨势之迅猛,令人咂舌。

  虽说房价暴涨已经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相较而言,房租暴涨严重性可能更甚——买不起房的退路是租房,但如果连租都租不起了,这事儿真就大了。

  从2018下半年开始,租金海啸汹汹来袭,资本狂欢,官方默然,房东纠结,租客尖叫。这不是一方的过错,而更像是一场全社会的“集体谋杀作品”。最令人不安的是,过去房地产的那套玩法和上涨逻辑,近年正在转移到房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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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房租暴涨,是比房价暴涨更严重的事件。

  因为房价涨了,买不起房的刚需好歹还是租得起房的,但如果连房租都能暴涨,城市底层的人口就会连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大量基层白领、蓝领生存空间遭受挤压,这是影响极为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关系城市的产业和百姓的福祉。那么,是谁让房租变得这么猖狂?

  异动

  重点来看一下北京。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白领住到了六环以外,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房,当然,还有一批人悲吟着“北京只有地下室,没有梦想”,直接回了老家。

  2018年的毕业季,如脱缰野马的房租更成为年轻人不能承受之重。贝壳研究院Real data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7月北京租赁成交环比增加19.2%,单平米月租金为91.5元;东城区和顺义区环比涨幅分别为10.5%和10.7%;新奥洋房、三义庙北和城华园三个社区的环比涨幅分别为36.1%、28.4%和24.5%。那么,除去毕业季这一每年都有的常规操作,还有哪些因素助推了北京房租的暴涨呢?

  租房中介们认为,“锅”主要在供给端上。贝壳研究院提供的报告《北京租金上涨的真相》中称,近来北京市集中清理与拆除违规公寓、群租房以及隔断房等不符合消防安全的租赁住房,导致市场上租赁房源减少,同时对“黑中介”“二房东”的打击导致部分不合规房源下架,挂牌房源总数下滑。此前房源的租客不得不转向收费更高的其他产品类型,需求端的增长推动了这部分产品租金上涨。

  这倒不是没有道理。2017年,北京拆除违法建设5985万平方米,2018年,北京计划拆除违法建设4000万平方米以上。2017年,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为875万平方米,保障房销售面积267万平方米,加起来1142万平方米,不及当年拆除面积的1/5。

  供给明显减少,而政府的各类政策性租赁住房未能及时跟上,供需突然失衡,房租自然不可避免会上涨。但仅把如此不正常的房租上涨情况归因为供给不平衡,就能了事?

  资本

  在这里,有一个苗头非常值得警惕——各路资本正在炒作房租,面粉竟然比面包还要贵。在倡导“租购并举”之后,长租市场就成为一个被资本竞相吹捧的风口。与此同时,魔方公寓、蛋壳公寓、自如、新派公寓等规模化租赁企业的“跑马圈地”,也正式进入白热化状态。

  竞争到一定程度,争抢房源、哄抬价格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常态。一套原租金为6500元的房子,经过蛋壳、自如等长租公寓的“激烈抢夺”,房租被硬生生被抬高到9000,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就在舆情发酵之前几天,自如管家们还一遍一遍地在朋友圈刷屏——推荐一处房源签约成功,推荐者可获1000元奖励金。曾任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的胡景晖直指,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到40%在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而且这些长租公寓重装修、N+1出租模式加剧了租房价格上涨。他认为,在这一波房租上涨中,这些长租企业的推波助澜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权重。而在发表完这番言论之后,胡景晖已经离开了我爱我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他调查,同一个小区,同样的户型,装修差距不大,但中介托管的房源比非托管的房源贵22%。而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非中介或者非公寓企业的房源了。“这些租赁企业很大部分都是通过低价囤房,包装后高价出租,赚的是租金上涨的差价。这种情况下,部分中介公司动辄发布区域市场环比价格上涨10%的数据,对于市场来说,就是在制造上涨预期。”

  而对于机构化租赁企业来说,另一个算盘在于,通过对小业主房源的收编、改造,最终形成逐渐取得市场分发权和定价权的“巨头”。

  这不是“炒房租”是什么?

  北京天通苑一位业主称,自家120平的房子要出租,原本心理预期是7500就很不错了,结果来了自如和蛋壳公寓两家公司,一番厮杀之后,蛋壳给到10800每月的价格,连付11个月。业主不由得警告:资本盯上了租房,要吸干年轻人的血。这条网贴立马点燃了大众的情绪:“好啊,原来是这些长租平台烧钱圈地,一心只想要垄断市场房源,哄抬租金,企图赚取暴利差价!”

  长租公寓一脸委屈:“我们运营成本很高的,我们还有管家一般的管理,我们要重新装修配家具,我们都是在亏钱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没明白房租上涨背后的逻辑。亏本买卖?敢情这些企业都是在做慈善啊?

  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提国家的初心了。2017年“房住不炒”提出之后,“租售并举”接棒而上,租房也迎来供给侧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短期内各种指导意见、试点方案、管理条例接连出台,一方面向全民普及“租购同权”理念,一方面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市场,誓要将租房这块短板给补上。

  设想很美好,但你要让企业愿意进来,这故事才能讲下去。要做只租不售的房,利润在哪?以前多卖套房资金就能回笼,现在要租多少年才能回本?企业现金流怎么办?要把租金回报率搞上去,秘诀就两样:杠杆和定价权。

  拿自如举例,表面上看跟中介公司没啥两样,收了各种散盘,然后集中装修、出租、管理,因为运营成本和住房质量提高,房租肯定有所上涨。

  金融化

  面对舆论质疑的洪流,长租公寓们的回应很有意思——“管理成本高,根本不挣钱”。自如CEO熊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北京是自如从2011年成立以来唯一盈利的单体城市,且仅是“微利”。不挣钱却也要高价屯房,是要作甚?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主要在于长租公寓的自我定位是互联网企业,而非线下牵线搭桥的传统中介,他们的目标是互联网化的中介巨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商业立即带有互联网化的流量经营思维:为租客定制各类增值服务,从搬家、维修到沙龙、郊游和聚会,形成社群内的重复消费。更为重要的是,要成为高估值的互联网化巨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烧钱——不惜代价拿到垄断地位,获得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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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另一个助推逻辑——资产证券化。目前,新派公寓、魔方、蛋壳以及自如等长租公寓企业均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以魔方公寓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魔方“ABS”)为例,三档的预期收益分别是4.8%、5%和5.4%。

  有分析认为,可观的收益是资产证券化产品吸引投资者的首要条件,而这必然要求租赁企业提高租金。但自如CEO熊林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收益并不由上涨的租金收入直接构成。以自如为例,自如发行的两款ABS以基于租房场景的消费分期贷款为底层资产,租客在租房时签署贷款合同,还款时伴随一定比例的贷款费用,投资人的预期收益来源于贷款费用而非房屋租金,“也就是说,影响投资者收益的并不是租金的增长,而是自如有没有平稳的资产质量和良好表现。”

  那么,资产质量怎么评估?还是得回到房源上。毕竟,有更多更好的房源,资产质量才会更高。说了半天,又回到“跑马圈地”,哄抬租金上去了。

  大量资本都在赌租房这个风口,而前期谁的规模越大、资源越多,以后的定价权就越大,利润空间就越不可想象。2018年1月份,自如已成为了长租市场的第一只独角兽,A轮融资40亿,估值超过200亿元。目前市场上已有近20家房企成功发行了住房租赁资本化产品,规模千亿元。

  当初资本推动房价暴涨的逻辑,现在又隐隐然出现在了租房市场:

  将杠杆引入租房市场,获取大量廉价资本——不惜一切代价争抢房源——面粉比面包贵,即从房东手中收过来的价格高过租出去的价格——受债券收益率驱动,开始哄抬房租以此获利——租金暴涨,泡沫隐现。

  越早进入市场布局的,胜出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进入市场的资本有国资(保利),有民资(万科),还有外资(华平投资)各路大鳄。

  而那些租房的年轻韭菜们,只有乖乖等待被割的命。

  其实早在2017年的8月,官方一股脑推出租购同权、共有产权房、只租不售房后,智谷就撰文分析,中国楼市进入拐点,房租一定会涨,这是大势,但短期内房租不会疯狂暴涨,这是基于当时供需面的分析。没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意外接连发生。到底是哪只手在操控着这一切?

  有人说是房产税惹的祸。房产税吹风多年,在2018年突然神一般加快了步伐,三五年内落地成为市场共识。这必然会带来成本的转移,迫不及待的房东们就拉上租客们一起来承担,让租金回报率回归“正常水平”。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逻辑,但深究下去,我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有两大意外事件不得不提。

  监管

  引发网络热议后,监管火速介入。2018年8月17日,北京市有关监管部门集中约谈了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约谈会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一经查实,将从严处罚、联合惩戒。

  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但对租金的调控,早些时候已被写入政府文件中。2018年5月,住建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从六大方面提出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的明确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在控房价的同时也要控房租。

  控房租,加大供应才是硬道理。

  2018年6月,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旨在加大蓝领公寓的供应力度;2017年4月公布的《北京市2017-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明确称今后五年北京将计划供地1300公顷,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2017年11月北京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工作的有关意见》,明确今后5年北京将供应10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但从计划到真正进入市场还有待时日,因此政策的效果也暂未显现。

  03

  当下,高房租已经成为无产北漂们沉重的负担。20%被认为是房租与收入比较理想的比例,既能保证居民基本的消费生活,也能维持租赁市场的稳健发展。30%是房租收入比的“黄金分割”点。低于30%,处于幸福区间范围,超过30%,租金压力就会影响生活的幸福感。

  但据估算,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租与收入比已经高达45%。超过40%已经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在欧美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无论如何也够支付房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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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租的暴涨必然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以至于“还要不要消费这驾马车了”之灵魂拷问红遍网络。高房租,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承受能力。

  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没有准确的统计,如果以“2018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水平排行榜”作为参考的话,清华、北大这样顶尖名校的毕业生,平均月薪也就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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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租房,就要花掉其中的45%。由此看来,绝大多数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恐怕都不太幸福。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租房的年轻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5%每月房租占月收入的1/3,20.7%每月房租占月收入的一半及以上。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公布了一份《全国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报告,全国50个城市中,超七成房租收入比较高。房租一年要涨个10%,算一下,你的收入增幅,能跑赢房租吗?

  租房是很多青年在一二线城市最后的退路,不只是买不起房,如果连房租都占据收入的大半,那提振内需就无从谈起了。自2013年起,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就没跑赢过GDP,现在还想让租金涨上去,对于有大城市梦的普通人来说,结局无非一个:之前睡卧室的,今天睡客厅,之前睡客厅的,今天睡公厕旁边。

  如果将房价上升的那套玩法用到房租上来,重蹈覆辙,租房市场将变得非常危险。头部力量、利益集团早已拥有社会大量财富,多数人却还在一个小三房日日劳碌。中国成功地推高了房价,接下来如何推高房租,实现完全泡沫,尚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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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死保着房价。视线之外的房租,却一路狂奔。有人会说,市场经济下,房租应该是市场说的算,让供求关系自由调节。但要知道,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供求失衡之下,承租人基本没有议价的本钱。失控的高房租,比高房价更可怕。

  居住是刚需,却不一定需要通过买房实现。当房价高到高不可攀时,租房就成为了人们最后的退路与底线。不断上涨的房租,正在一步步击穿底线。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那如果租不起房子,又该怎么办?据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今纶分析,从政府层面来说,三个办法:

  其一,加大土地供应。别老想着把土地卖个高价,即使是低价也要卖,不要人为制造土地供应的紧张局面。土地财政的思路要换一换,老老实实按市场规律办事,企业的压力少一些,税收自然会慢慢跟上来,这叫放水养鱼,以前是竭泽而渔。如果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其二,把公租房做到实处,真正做到租售同权。

  在这里中国可以借鉴欧洲大陆的模式,发展公租房制度,但必须注意三大点:

  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把公租房都建到城郊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并不能缓解租房市场的资源争夺。在西欧很多国家,带有保障性质的住房会均匀分布在交通方便的地方,甚至是市中心。在韩国每个小区就要求必须要建有配套保障房。当然,为了房产持有者的资产上升空间,租金也会作出调整。

  精细化管理,保障房的投入速度需要非常精细的测算。如果贸然投入大量保障房,对住房市场健康发展杀伤力极大。97年心急的香港想一举解决住房问题,搞了个“8万5计划”,结果把楼市搞到大崩盘。

  把权力、资本都关进笼子,让公租房服务于有真正需求的人群,防止权力寻租和资本炒作。曾经有一些廉价房被侵蚀,流入市场炒高,这是前车之鉴。

  其三,减少把公立优质教育资源和房产捆绑的可能性。以前的“就近入学”成为推高学区房房价的手段,地方政府、开发商、教育部门是最大受益者。长期来看,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的公立教育资源可以学习日本,不存在所谓名校,而是至少在一市之内保持同一水准,这样可以有效灭杀学区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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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在任何国家,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去干一件事,没有什么是干不成的。而摆在眼下的,正是一件关乎民众生存的大事。接下来是深渊还是蓝海,是新一轮的财富掠夺,还是租赁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中国又走到了不能逃避的临界点。

  这两年忙着献策要设“生育基金”、征“丁克税”的砖家们请了解一下,如果连房都租不起了,谁还敢为国生娃?归根到底,年轻人,才是真正的国计民生啊。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预报名阶段。虽说具体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考研热”恐怕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曾几何时,考研已成为一种“刚需”。在多数考生那里,考研是一种基于专业诉求与职业规划的自觉行动。对不少专业而言,大学本科所学的通常只是基础性的东西,要想走好专业之路,读研深造几乎是“不二法门”——不仅能完成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必要进阶,更能以学历、资格的提升突破用人单位高企的门槛。以医学为例,只有本科学历很难吃好“专业饭”,对好的医疗机构来说,研究生学历是一种“标配”,否则,只能去相对较差的平台,学历也会成为晋升的障碍。考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就可以在校期间通过考试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两个必要的证书,而硕士毕业证意味着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平台。

  也正因为如此,考研之路一直很“拥挤”。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高达290万人,而总计录取人数只有72万人,淘汰率超过75%。这么多人宁愿做“炮灰”也要“陪跑”,很是耐人寻味。在这背后,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迫于就业压力的无可奈何,也不乏本科教育的薄弱与迷失。

  毋庸讳言,不少高校的本科教育确实很薄弱。先是忙着扩招,而大规模扩招之后,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设施又不能及时跟进,教学水平难以保障。再加上“重科研轻教学”,不少高水平的老师主动或被动地忙于争课题做课题,不再或很少像从前那样认真地给本科生上课。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本科教育阶段的课程沦为“水课”。最终结果就是,本科教育质量非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有所下降。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少用人单位何以抱怨招不到“像样的大学生”。而为了能更多地学到点“真功夫”,成为就业市场上“像样的大学生”,大学生们纷纷选择读研,从而形成了“考研热”。这股热潮所拥有的“剧场效应”又会引来更多的效仿者。

  其实,对大部分工作而言,只要教育质量有保障,仅有本科学历就足以“上岗”了。只要肯学习,随着岗位要求的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也会有相应的提升。对这样的工作而言,研究生学历不是“必需品”;对从事这样工作的大学生而言,因读研而“拖长”自己的大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一种生命的蹉跎。

  本科教育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对考研的“痴迷”。一些高校,尤其是一些急于提升知名度的高校,对本科生考研过于推崇。甚至,以考研率作为各院系的重要考核指标,以成为“考研名校”为荣。由此,这些高校往往更像一个考研培训机构,不肯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与专业特色上下“笨功夫”,而是更多地围着考研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校园的“考研热”,强化了“考研热”的“剧场效应”,从而将原本不必或不想考研的学生裹挟进考研大军中。

  考研问题的治理当然需要多方发力,但对不少高校而言,认真审视考研“刚需”背后的“剧场效应”,并以本科教育的提升对“考研热”应该进行必要的“冷处理”,早已是一种当务之急。